20年前，希望工程刚开始，一次出差回北京，在飞机上鸟瞰京城。看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止不住心中一阵冲动。我想，论资产、捐款，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还不及一座小小楼宇的价值。由此顿悟：希望工程所追求的，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而是追求精神、道德、文化的价值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有形资产有价，精神道德无价。这一悟，成了我从事非营利组织—NPO事业一以贯之的追求。 

后来，我又提出了中国青基会的三项基本社会职能：第一，研究发现：最敏感地发现带有倾向性的社会问题，并予以关注；第二，实验创新：针对这些社会问题，投入资金和力量，进行创新实验并取得成果；第三，宣导影响：不断地用成功的示范宣导社会，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今天，说希望工程是社会创新的经典案例，没有人会怀疑。当然，创新探索永无止境。 

NPO创新传统源远流长 

关于慈善创新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20年前美国卡耐基《财富的福音》。他当时就非常激烈地反对富人的“布施式慈善”，呼吁通过慈善组织给更多人带来创造财富的才能。他说：“假如富人把这笔钱平均分配给穷苦大众，除了惯坏更多人之外，能有什么效果呢？方今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滥行布施。”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启动、后来福特基金会也加入的旨在解决缺粮国家粮食问题的“绿色革命”，就是获得巨大成功的社会创新投资案例。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了四个国际农业研究和培训中心，这些国际中心与各国科学家一起奋斗，把最新的农业进步成果、新的高产品种输送到大量缺乏食物的国家。“绿色革命”首先在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取得成果，之后在亚洲推广。由此，印度的小麦增产98%，菲律宾实现了水稻的自给自足，土耳其小麦产量上升了2 到3 倍。巴基斯坦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绿色革命拯救了缺粮国家至少十亿人的生命。诺贝尔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教授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 

开始向43 位村民发放小额贷款，每笔贷款大概25 美元，利用这些少量的钱，尤努斯的借款人能够有个稳定收入的来源。这个创举被福特基金会发现，给了尤努斯教授一笔80 万美元的资助，就是这笔关键的保证基金，让孟加拉乡村银行戏剧化地发展起来，取得非凡的成果，先后有4 百多万穷人受益。乡村银行主要向妇女贷款，提高了该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扶贫模式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70 多个国家模仿。根据联合国统计，2003 年就有6700 万穷人从小额贷款中获益。 

NPO社会创新已成潮流之势 

不久前，见到一位美国“富二代”，他对我说：中国应该避免美国慈善走过的弯路。他的意思，大把撒钱的慈善投资就是弯路。看来，他还在继续批评120年前卡耐基所反对的东西。这位“富二代”正在做“公益创投”--公益风险投资。他和许多美国同行的观点是，基金会应该成为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因为基金会资金的投资不受政府控制，完全由基金会的捐款人或理事会决定或决策。捐款人或理事会可以独立承担社会创新的资金投入风险。这是政府机构难以做到的。因此，“风险慈善”已经成为当下美国慈善界的流行语。去年10月，我率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代表参访美国基金会，在总结会上说：“最深的感受就是，创新之风扑面而来，创新之声不绝于耳”。 

在波士顿，一个名叫“根源”的组织引入商业借贷模式支持NPO，是一个典型的“风险慈善”案例。这个组织接受申请，经过严格的尽职调查，向社区组织提供15 万到30 万的无息贷款，三年还清，每个季度都要还一部份。在项目启动短短六周内，就接到171 份申请，申请金额高达5000 多万元，表明这种借贷支持模式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需求。这种模式也吸引了私人基金会的资源。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支出需超过上年资产存量的5%，过去的支出主要是无偿赠予，现在，这种借贷也可以算为基金会的当年公益支出的。反应了美国政府对公益创新的支持态度。 

最令人震撼的是硅谷社区基金会。原先我以为社区基金会无非类似于中国的公募基金会，从社区募集资金，服务于社区发展。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慈善运行系统。硅谷社区基金会有15 亿资产，来自1600 个捐款人，41 个公司伙伴和几百家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在为地区最有挑战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给任何有需求的个人或组织提供慈善基金理财、项目咨询管理服务，包括为公司提供跨国慈善项目的管理服务。在硅谷基金会15亿资产中，91%属于合作伙伴委托资产，基金会只收取1.5%的服务费。硅谷社区基金会每年行政支出的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收入。硅谷社区基金会就像一个“慈善资产管理咨询服务集团公司”，用商业管理的模式对分散的慈善资产进行集约化管理、产业化运作，把筹款、资产管理、项目设计、咨询、人才培训和实施管理高度浓缩在一起，解决了公司和家族基金会专业力量不足、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高的困难，大大提高了慈善资产的管理效率。这种创新模式，可能成为未来慈善资产专业化管理的方向。 

最近，应英国使馆文化处邀请对英国社会企业进行考察，同样大开眼界。英国有55000家社会企业，创造了全国1%的GDP。人们一般把运用商业模式运行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称之为社会企业，一般要求这些企业无论是以非营利机构或商业机构注册的，都应该遵循非营利机构的投资和治理原则。在英国，尽管注册NPO非常容易，而且NPO可以获得免税资格，但更多社会企业还是选择商业注册模式，照章纳税，甚至不完全恪守非营利（即利润不用于分配）的原则。原因是，商业注册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机会，便于复制和扩大服务；可以分配利润则有助于吸引一部分特殊的投资人：这些投资者理性支持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有利环境保护的社会企业，不追求高的投资回报。 

红色救赎有限公司是世界一流的独立游戏开发工作室，其视频游戏 “气候挑战”开发得到牛津大学的技术支持，拥有数百万玩家。公司的目标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募集目标为4000万英镑的“催化剂基金”，口号是“为具有社会影响的财务回报而投资”；Altru基金“投资于能够产生积极社会效益的英国企业”；活跃在苏格兰的Triodos银行“为那些支持社会、环境和文化向积极方向变化的企业和慈善组织提供灵活、全面和经济的服务”。这些社会企业投资基金和银行因为摈弃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不仅没有一家破产，反而逆势发展，募集了更多的投资资金。英国社会企业的实践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社会创新的空间很大，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NPO与PO可以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各行其道，殊途同归。 

中国NPO“三个世界”的创新议题 

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三个世界”。包括各类公募机构在内、有政府背景的NPO为“第一世界”；没有政府背景的草根NPO为“第三世界”；“第二世界”是正在崛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发轫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其出现既有转变政府职能、给民间资源开放空间的改革背景，也有动员民间资源弥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动机。公募基金会出现时，中国还没有草根NPO，在筹款和资金使用上，依托原有的政府系统实属自然。基金会借助政府力量花钱做项目，成本低、风险小，资金使用的直接效率高。但在这种优势的背后，也存在民间捐赠资源过度垄断的弊端。长期以来，草根NP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 

在公益产业链中，基金会是资金提供者，各类从事专业服务的草根NPO是公益服务的终端。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PO合作，是中国公益产业“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共同面临的创新课题。草根NPO数量少、能力弱、人力成本高（与政府相比）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捐款普遍重硬件、轻软件，见物不见人，不愿为服务项目捐赠款项和支付必要的项目管理成本，这些都是公募基金会与草根NPO合作的制约因素。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两个世界”共同做出努力，而公募基金会开动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自觉进行从官到民的转型，对于公益产业链的再造，公民社会的成长举足轻重，责无旁贷。 

从2004年《基金会条例》实施以来，中国NPO“第二世界”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到2009年，数量已达846家，直逼有近30年历史的公募基金会（991家）。当“富人慈善”开始成为我国民间慈善发展的重要动力、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行将出现“井喷”之势时，如何做到散财有道、不要自命慷慨地大撒钱，如何规范运行、避免大发展中出现大混乱，已经成为公益慈善行业一个紧迫的议题。这是为何即将召开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把“富人慈善”作为论坛题目的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未来30年，将是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NPO的社会创新，不仅是社会建设的使命所系，也关系行业发展的命运。“今天，你创新了吗”？也许应该成为我们的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