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红莹

东企：这次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最后既没有发布任何的宣言，也没有实现任何的捐款。中国的富人慈善怎么了？

徐永光(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现在的中国富人做慈善存在着四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企业社会责任。目前最缺什么？最缺的不是捐款多少，最缺的是企业没做好，没做大。中国现在企业还在发展初级阶段，企业不要搞伪善，要做慈善，先把企业做好，这就是最大的慈善。给消费者最好的产品，对员工很仁慈，给股东带来了利益，把保护环境看得很重，又依法纳税，这样企业已经是大善了。不要让我们喝奶也不放心，大米也有毒，不要动不动这里灾难，那里煤矿工人被埋在地底下，这些事少一点。至于捐款，完全是一个自觉行为，是非强制性的。如果这些没做好，好像捐款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这是本末倒置。

第二个角度是慈善体制。这种体制下富人有的是钱权交易，有的是被慈善，有的是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权利。我上次在清华大学房地产界董事长班上课，给他们讲企业社会责任。我说实际上做房地产的给政府搞钱权式的捐款是比较多的，以后我们要定一些规矩，哪些钱算慈善捐款，哪些钱不算。如果你在没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给政府捐款，那就是钱权交易，这不仅不是慈善，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背法律的。

以慈善为名的权钱交易是三恶并举。第一，这种钱权交易是对市场秩序的一种扰乱，给市场造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第二，破坏慈善的规则，它不是慈善，它是假慈善，你还戴着慈善家的帽子。第三，这种钱权交易的捐款，政府拿去是不监督的，最容易助长腐败，说不清的。我给那些房地产企业的董事长说，你们以后如果有意无意还要搞一点给政府捐款，带有钱权交易式的捐款，你们就不要再往慈善榜上报了，报的时候反倒是会闹得尴尬露马脚，将来记者要查你们，你到底捐给谁，怎么捐的，怎么用的，就要一追到底。

第三个角度是税收政策制约。现行税收政策不利于富人拿钱来做非公募基金会。把非公募基金会当企业纳税，又交税，又要每年把总额8%的钱花出去，这个都是过分的。我干吗要把一大块钱放到基金会，放到基金会你还对基金会收税。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遏制中国大基金会发展。

第四个角度是不懂怎么搞，缺专业。富人过去只有写捐赠支票的份，现在可以自己办慈善机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富人准备好了吗？你会做吗？你会赚钱不等于你就会花钱，你不一定会做。

陈发树搞新华都基金会，捐了83个亿，最后搞得灰头土脸。怨谁啊，你不专业。一个基金会应该有你的一个发展战略，要能够对社会创新有所推动，不是一个发钱机，也不是一个慈善捐款搬运工。他们一上来就捐100所希望小学中学，一上来就违法。希望工程小学在中国青基会是有注册商标的，15年以前就注册了，中国青基会写好了律师函要告上法庭的。

中国富人拿出这么多钱做基金会很了不起，但是你没有进行专业化的运作，这是很失策的。有那么多钱，雇不起几个专家帮助你做一个规划。太自信了，太自以为是了。

所以就这四条，中国和美国怎么比？你让富人捐出50%财产，捐给谁，怎么捐，怎么管，怎么用，有几个中国富人弄清楚了？

东企：陈光标是个异数吗？

徐永光：对陈光标，很多人看法不同。很多人不欣赏，不欣赏的人是占多数的。我相信在专业圈里面，多数人不欣赏。

陈光标不是引领慈善的人。每次见到陈光标，我都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不能这样做。他还把我请到他家里。他的路子不对，不代表方向，不代表潮流，是纯个人的。我觉得不能长期这么做，长期这么做，慢慢地他的光环也会减弱。

陈光标这种是非常落后、传统的慈善，就是施舍。这种施舍早在120年前就已经被卡耐基批得很狠了。他在《财富的福音》里说，对穷人的施舍不是慈善，是犯罪，因为你是养懒，如果你这样施舍，还不如把这些钱都扔在大海。他说，慈善钱捐款就是要用于改变他们的能力，提高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到了今天，还是像陈光标他们，还是满足于这样施舍，这种施舍有时候是助恶——现在很发达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乞丐，就是一些人发善心的结果。

东企：现在中国富人做慈善基金会的顾虑主要有哪些？

徐永光：现在做基金会的有利条件是，有200万注册资金就能办基金会。不利条件是所得税政策，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是不利不等于不能做，最好是做一个小基金会，然后大企业给小基金会捐款。捐款只要不超过你利润的12%，就可以免税，等于政府给你担了1/4.你完全可以这么做。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这些要做基金会的富人需要有一个专业管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别谈了。没有这个意识你会做不好，有了这个意识以后，这个意识怎么变成一个结果？要找人，把这个意识变成结果。冯仑做万通基金会，是找了猎头公司，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官员挖出来了。第一你了解他有专业能力，再一个你了解他过去的薪酬，不就挖出来了，还是可以找到人的。只要你有一个意识，不要认为你会赚钱就会花钱。

找到人以后，你要做好你的基金会战略规划。在你感兴趣的领域，寻找可以推动社会创新的一种项目。你的实施的方式，可以是做成运作型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做成资助型的。你画好圈，我就是关心这个领域，你们向我申请项目，我把钱给你，这样基金会又能够推动社会创新，同时又可以支持民间草根组织发展，变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这个产业链打通。这样能够推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发展，能够花小钱做大事，使钱能够带动出很多价值，有附加值，使钱的价值得到增长。

东企：这次巴菲特和盖茨的GIVING PLEDGE活动在全世界也得到了不同的反应，比如墨西哥富豪就反应冷淡。这是否说明慈善不是没有国界的，相反，它是有国界的？

徐永光：这种文化差异，有体制的原因，有法律制度的原因。比如说遗产税，美国遗产税是很重的，富人的子女想把这个钱拿走是很不容易的，不捐可能就没有出路。中国是不是我们也借这个，赶紧开征遗产税？我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刚刚发展，如果你现在开征遗产税，富人就卷起钱跑到开曼群岛去了，中国就要经济崩溃了。遗产税，50年以后再说吧，中国才发展几天。

东企：但是美国的慈善发展了100多年，为什么现在突然有一个GIVING PLEDGE这样的革命性的东西？

徐永光：原因主要是两条。第一，盖茨和巴菲特起到一种倡导的作用，他们作为榜样还是被美国很多人推崇的。再一个，美国从信息技术革命以后，出现不少新富豪，这批人一下子发财了，他们愿意做，所以美国基金会数量增长很快。现在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数量有9.8万家，我印象在十年以前，大概只有5万家 ——美国在十几年里基金会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发展很快。

东企：所以中美慈善的差异是整体文明程度的差异？

徐永光：对，就是一个文明程度，无论是财富的传承，文化的传承，制度的文明，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理念到制度上，中国起码落后美国100年。要把现在美国的那一套嫁接到中国来，那还真的是跨越时空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