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支持下，每月组织公益性学术讲坛——“新民教育讲坛”，邀请关心教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大教育”视角，审视、探讨、建言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教育。旨在通过这一公益性、开放性活动，致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各界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的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发展、观察及研究的思路和途径。

以下是新民教育讲坛2009年第三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徐永光的精彩演讲。

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需要第三条道路。

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教育的性质分为公办和私立两种。国际上对“私立”之“私”的理解是指对立于国家的，民间的非盈利的性质。教育在中国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另一类是民办学校，或者叫私立学校。中国的私立学校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是私人投资并且要营利的，是市场行为。因此，中国的教育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要么政府化，要么市场化，或者说是“极端政府化加极端市场化”。没有第三条道路，缺少公益性学校，即公益的、非盈利的、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

现在，只存在两条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道路，公立学校和私立的民办学校。我认为，求解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出路。

现在南都基金会资助建立民办的非盈利学校——新公民学校，就是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三条路的尝试。

一．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背景

（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越来越大，且出现家庭迁移的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外来务工的农民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居民，而且出现了家庭式迁移的趋势。我们很难给这些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口一个恰当的称谓，到现在他们还是被称为“农民工”，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完全不是农民了，他们在城市定居，应该是城市新移民。

一些研究数据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在2030年要达到3.5亿。最近一个数字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分为三个板块： 5亿城市人口，5亿农村人口，5亿流动人口。人口的流动、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

（二）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读书难，被社会边缘化。

农民工进城以后，其子女分为两类——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名称。现在流动儿童接近两千万，他们随着父母四处漂泊，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有1100多万。公布的数字表明，留守儿童有5800万。现在这两个部分农民工子女合起来将近8千万，到2030年流动的孩子们会有多少这很难预计。留守儿童的境况很困难，家庭教育和亲情的缺失是很严重的问题。流动儿童读书难，而实际上留守儿童读书难的问题更加严重。留守儿童是因为没有进城读书的条件而不得不留守在家乡。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里讲到：“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家庭伦理。而在今天的中国，家庭伦理被颠覆了。对家庭伦理的颠覆，对人类基本家庭结构应有状态的破坏，将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留守儿童中存在很多心理健康的问题。去年在安徽，一个叫做章杨宇的12岁留守儿童自杀，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他在口袋里留下遗书说，我不愿意爸爸妈妈离开我，我想自己的亲人，想父母。

据全国妇联的调查，2003年有100万农民工子女进城后失学，而20年前，农村贫困地区也有100万孩子失学。过去失学的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儿童，现在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子女。20年前，失学是因为贫困，而今天则是因为教育不公平。20年前发生在偏远农村，而现在发生在大中城市。20年前的这100万儿童，即便他们不读书，耽误了自己，但他们不至于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但是现在的这100万儿童，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会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为他们被社会边缘化，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孩子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现在农民工子女犯罪问题也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犯罪占未成年儿童犯罪的50%以上，而农民工子女总体在少年儿童当中只占少部分。在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当中，外地户籍的儿童占7成。

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后果很严重，这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特别是最近几年，比如，2005年震惊世界的巴黎大骚乱，参加这场骚乱、打砸抢烧杀的青少年都是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用阿拉伯语改编马赛曲，唱着马赛曲去打砸抢烧；德国恐怖中学里犯事的孩子也大都是移民的后代；2007年美国佛尼尼亚大学发生韩裔学生屠杀32人的惨剧，而且这个青年也自杀了。美国人在悼念死者的时候，把这位杀人的学生也作为祭奠的对象，共点了33盏蜡烛，因为他也是受害者，他是一个移民的孩子，没有融入社会，或者说社会没有善待他，于是他才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情绪。

这些事件的根源是移民的孩子往往经济贫困，得到的教育资源少，被社会边缘化，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三）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两为主”方针。地方政府也积极挖掘公办学校的潜力。据北京公布的数字，有64%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但这个数字中存在模糊的概念，其实这六成不一定都是农民工子女，甚至多数不是，而是外地户籍的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士的子女，但这项统计是把外地户籍的儿童都归为农民工子女。武汉的情况相对较好，大约80%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在武汉，省内流动比较多，大部分在武汉工作的农民工都是本省的。广州是一个加工业基地，外来人口比例很高，比如东莞，80%、90%都是外来人口。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广东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大部分农民工子女进入民办学校，进公立学校比较少。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处于尴尬地位，两难处境。不努力解决则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要妥善解决也面临很多困难。

1.户籍制度的困境。中小学教育经费和户籍关联，农民工子女没有当地户籍，他们的教育经费留在家乡，并没有因为他们进城而被带来。有人提出实行教育券的想法，我认为不可行。如果给农民工子女发放教育券，县里可能会给每人发100元钱，对流入地政府仍是杯水车薪。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学年生均成本超过1万元，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每接受一名农民工子女，当地政府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万多块钱，政府压力确实很大。

2.另外一个困境是洼地效应。如果北京市政府宣布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北京会发生灾难，全国农民都会带孩子到北京来。所以城市政府不得不设立门槛，比如要办理很多证件，5证或6证，甚至一些城市要求持有房产证才可入学，也有地方要求持有独生子女证，而80—90%的农民工家庭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就这样用各种证件把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一些公立学校也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收费状况如何？真的是免费教育吗？不是!据我了解，有些公立学校要求农民工自愿向教育基金会捐款，然后教育基金会把这部分钱跟学校分成。一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孩子进入一所手拉手的公立学校读书，仍要交8千元。而对一般的农民工来说，做家政服务的，拾荒的，拣垃圾的，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3.公立学校很难对农民工子女进行有针对性的特色教育。在某些方面，农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差距很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有一批公立学校，像玉泉路小学、巨山学校、大红门一小等，现在生源几乎全部是农民工子女。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学校原来生源都是北京户籍的孩子，后来在这些城乡结合部，外地人口越来越多，学校本地生源不足，有学位的闲置，就有越来越多外地农民工子女进入这些学校就读。这些公立学校里农民工子女的数量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因为农民工子女的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达到30%以后，老师上课的难度就会很大，不知道如何讲课。于是，有些家长会不满，选择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渐渐离开。这样才腾出了学位，给了农民工子女机会——是这样发生的，而不是政府主动把它清空的。

（四）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市场同样失灵。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政府存在失灵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同样失灵。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现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超过300所，经审批的有办学许可证的只有60多所。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在生存条件困难，发展非常艰难。但这些学校的出现却来自于实实在在的需求——孩子们没办法读书怎么办？于是，很多人考虑办学，其中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甚至也有文盲。办学很简单，有一个房子找几个老师就可以开始办学。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四低”：低投入，几十万办一所学校；低收费，收费也很低，一年不超过1千块，或1千块左右；低薪酬，老师的薪酬在800元左右，每年只发9个月，寒暑假没有工资；教育质量低，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四低”再加上非法性和盈利性。这些学校很难突破“四低”的瓶颈，高投入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没有人愿意拿很多钱来投入农民工子弟学校。

二．第三条道路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出路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的情况，就出现对第三条道路的呼唤。第一条道路是公办学校，但它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和他们特殊的教育需求；第二条道路是民办盈利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部分是“四低”学校，教育质量没有保障，难以提高。另一部分是高投资的，但收费也高，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首先，让政府解决绝大部分这一要求不是很现实。即使政府经费有保障，也会担心政策太宽松导致洼地效应。在浙江的瑞安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中央提出“两为主”政策以后，瑞安市宣布，只要是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公立学校要全部接收。可是没几天就学校就难以招架，农民工不光把自己的子女带来了，也把亲戚的孩子带过来，公立学校和政府无法招架，最后只得设立入学门槛。

民办盈利性学校，和现在实行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有没有冲突？一方面，民办学校可以收费，但是不能多收费。一方面，这些民办学校接收了农民工子女，政府应不应该给补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国家应该承担。民办学校承担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就应该给补贴。但国家补贴时又存在顾虑：这些学校是私人举办的，补贴民办学校会不会是往私人老板口袋里塞钱，这方面也存在障碍。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政府、市场失灵的困境。关于非盈利组织，NGO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经常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会出现非盈利组织、出现社会第三部门？是因为政府失灵，也是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有一种带有自愿精神的公益组织出现。而为农民工子女教育解困也必须探索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民办的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学校出现。

（一）政府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尝试与探索。

关于第三条道路，政府现在也已经有一些尝试。上海市对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改制，要求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变为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上海政府给予的补贴很可观。这些私人举办的学校转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真正非盈利的学校之后，政府每年给每个学生的补贴有2300元左右，基本上达到免费教育的水平。上海的政策很英明，因为这些孩子如果进公立学校就读，政府要承担的每个学生1万多的成本，现在公立学校的一个学生的成本可以解决4个打工子弟在民办学校读书的费用。上海的政策在实施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些民办学校原来的投入如何处理，没有任何明确说法。对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学校，政府才给补贴，不改的学校则没有补贴，任学校自生自灭。这个政策让私人办学者陷入两难困境：如果改制，则不管原来投入多大成本，几十万，几百万，政府一概不管；而一旦转制成为非盈利学校后，就不能赚钱，原来的投入怎么办呢？我相信这些投资人会变着法子把钱赚回去。我在上海召集十几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开会，向他们介绍新公民学校，告诉他们，你的学校如果愿意改制为新公民学校，按照我们严格的规范来做，包括财务、审计都会比较严格，学校提出申请，学校的未来政府会买单，这很有保障，提出申请获批后南都基金会会提供200万资助，这样举办者就可以回收原来的投资。但上海没有一所改制学校申请南都基金会的200万，他们也许担心接受资助后，学校将被监管的很严格，丧失自主权。所以，到底学校的改制是真改还是假改，我还存有怀疑，我认为，这样的改制似乎有一点粗糙。

现在北京在考虑学习上海经验，要推动民办非营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北京的民办学校水准普遍较低，政府可能会调整一批，淘汰一批，淘汰掉的学校怎么办？有的学校希望南都基金会介入，把学校改制为新公民学校。现在北京市对60所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补贴极少，一学期给每个小学生80元，虽然报纸上的说法是实行免费教育，但其实一年只给160块钱，远不是免费教育。

（二）新公民学校的成立与发展。

南都基金会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已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我们的课题组工作了半年，加上之前的诸多基础，做出一套可行性方案，南都基金会提出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建立新公民学校。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当时制定的每一所学校的资助额度为2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不多，仅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希望新公民学校未来的发展不全依靠南都基金会。第一，政府要给予扶持，学校的性质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投入给予资助，社会资源能够进入学校；第三，家长适当的支付一些，因为家长付费对于民办教育是很正常的，包括国外的私立教育，实际上也收费。

新公民学校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缓解政府的压力。公立学校解决全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要求政府一肩扛，单肩挑。而如果民办非盈利的学校发展起来，就有三方共同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其次，社会通过民间的捐款，负担一部分资金；最后，适当收费，家长承担部分。按照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实行免费政策，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是免费的，但民办学校可以适当收费，非盈利的学校可以通过适当的收费来弥补资金不足。农民工家庭为孩子上学一年承担1千元左右的成本他们是愿意接受的，否则只能让孩子留守。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新公民学校有了现在的发展：义务教育阶段中，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学校共5所，其中北京有3所，大兴区有一所——行知新公民学校，朝阳区有两所，在北马房和马各庄，即朝阳区第一、第二新公民学校。今年即将和政府合作兴办两所，一所在银川，一所在温州。另外，已经建成两所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百年职校是企业家姚莉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创办的职业学校，实行全免费教育。我们与百年职校合作，协议每年复制2所百年职校，提供400万资金。目前已在北京复制一所，今年将在成都复制第二所。

新公民学校如何发展？我们在北京的3所新公民学校，原来都是个人举办的，我们把学校接管过来，同时将将举办者个人投入的成本退还回去，将学校从私人手里转制。大兴的行知学校之前也是是非盈利的，但原来是个人在经营，现在转变为机构管理。这3所学校在改制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困难之一在于学校的基础比较差，有很多遗留问题，包括人事上的复杂关系等。接管学校时也全盘接管了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及学校转制过程中的一些摩擦和矛盾很棘手。另外，现在政府支持很少，社会资源被动员的程度也还不充分，导致南都基金会的压力非常大。新公民学校的制度设计是这样：每所学校由南都基金会提供200万元资金支持，同时设立一个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承担建校评估，监督这笔资金的使用。那谁来使用这笔资金呢？我们希望是民间组织来申请，他们和政府合作以落实每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民间组织。因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草根NGO大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很难让他们负责办一所学校。

这促使我们考虑争取政府资源，走民间组织和政府合作的道路来推动新公民学校建设。这条道路已经在银川和温州进行实验。银川市一个区原有2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区即将改造，这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就面临撤销。政府原本预计扩建一所公立学校，把两所撤销学校的1600名学生全部转到公立学校读书。后来我们到银川洽谈合作事宜，当他们得知南都基金会只能给民办学校资助，而不能给公立学校时，教育局长和区里的领导马上表态，那就建设民办学校，“民办公助”进行办学。现在政府提供50亩土地，投入2100万资金建设新的校舍，南都基金会投入200万，建成民办非盈利性质的新公民学校，即政府投入部分资源供新公民学校无偿使用。在温州，南都基金会在硬件方面投入很少，政府提供一所原有的公立学校，并投入800万扩建，增加招生。可以推算，政府投入在这所学校的资金有2千万以上，南都基金会投入80万用于购置设备，另外120万作为管理和服务的投入。政府的积极性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政府非常欢迎新公民学校的模式。政府很理性，因为民办公助的模式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单肩挑”为“三家扛”。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讲，因为有了这种模式的学校，就有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源，有可能动员社会力量办更多的学校，也给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带来更多的机会。

三．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

除了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新公民学校也具备很多政府不具备的特征。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第一是全新的公益教育的理念；第二是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参与；第三是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

（一）公益教育的理念。

公益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全人教育，公民教育。在这方面，新公民学校已经进行的工作如下：提高这些孩子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协助他们知识修养的提高、人生规划的开展，让他们理解 作为“公民”如何建设性的社会参与，培养他们成为具有自信心、自学能力和自主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公民。第二是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特点展开特色教育。农民工子女有哪些特色呢？或者说他们的教育存在哪些瓶颈？有四个方面：第一，流动性很大；第二，家庭教育非常薄弱；第三，社会融入困难；第四，初中后教育的出路问题。

第一，针对流动性大的特点，我们开发针对性教材，引进适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比如，我们对新公民学校的孩子有一条刚性的要求，那就是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必须学会阅读，要热爱阅读。为此我们引进了红泥巴阅读指导培训的课程。让这些孩子热爱阅读非常重要。如果新公民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是新书，那一定有问题，这样的学校是在浪费图书。我们要确保孩子可以把图书带回家，希望他们热爱阅读，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手不释卷，教育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半。

第二，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薄弱，很多家长都疲于奔命，对亲子交流和家庭教育不重视。我发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在儿童教育的三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最严重的。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方是家庭，而农民工家庭对此十分忽视，70—80%的儿童留守在家，有的孩子刚生出来还在吃奶的时候，母亲就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去了，孩子长大了都不认识父母。新公民学校强调对家长的教育，引进红枫妇女热线的农民工家庭教育项目，开设了家长学校，家长上亲子教育课。

第三，针对融入社会难的问题，新公民学校引进了驻校设工制度，这在国内是最早的。新公民学校做到了一校一社工。驻校社工在学生中开展公民教育的活动，组织学生参加诺贝尔获奖者北京论坛，与公立学校开展互动活动，另外，还有学生自己组织了义工团队，一些学生应邀到香港开展交流活动，也有很多公司志愿者到学校带领学生开展活动。学生自己组织的公益社团，开展“君子动手不动口”——就是不随地吐痰，把垃圾扔进垃圾筒的活动，城乡小伙伴的交流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有助于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这在公立学校很难做到，在其他民办学校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四，这些孩子初中后怎么办？初中后的农民工子女几乎没有出路。我曾到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班级做过现场调查。我要求他们实话实说，我问想上大学的同学请举手，全部孩子都举手。当我问，在这里上完初中以后，想回老家读高中的请举手，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北京上高中、考大学，必须要回到家乡，这时只有四五个孩子举手。当我问回去肯定能读高中的请举手时，只有一个孩子举手。因为他们回家乡读书，没有学籍，如果没有后门和关系，老家的高中有可能不接收他们。他们流入地的高中不接收，回到老家，老家的高中也不接收。而且北京的职业学校宁可招不满学生，宁可让老师回家休假，学校闲着也不接收在北京工作、为北京服务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上海有一个调查，初中后的农民工子女中，有一部分年龄很小就去做工了，有一部分在努力想办法继续读书，还有大约30%的孩子就在大街小巷游荡，既没有读书，也没有工作，况且他们本来也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就去工作。30%的孩子在大街小巷游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想而知。

新公民学校开展大量的生涯教育课程，帮助学生从小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同时逐步从小学到中学到职业学校迈进。我们也在努力推动公办学校能够开放资源，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公平的教育。百年职校直接切入职业教育。另外，也开展教师发展计划，提高教师素质。

流动儿童的流动，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财富。我对农民工子女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这样说，你们很有希望，我看过一名为《改变世界的13位美国伟人——他们改变了世界》的书，这本书最后总结到，这13位伟大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童年的时候都有过迁徙的经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而你们从农村到城市，走了很多地方，你们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条件！只在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长大的孩子，很难成为伟大人物，而你们搬过家，有的甚至搬过多次家，你们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重要条件，不同文化和环境的刺激，可能会激发起你们改变自己人生的强大动力。

（二）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共同参与。

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之二是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共同参与，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国际机构、志愿者资源。也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的公益机构，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去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推出了“新公民之友志愿服务支持计划”，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服务平台，动员志愿者服务农民工子女。用四句话来表达，叫做“资源共享空间、需求对接桥梁，互动参与社区，支持服务平台”。这个工作开展的非常好，“新公民之友”的网站建立到现在，只过了半年时间，已经是中国点击率最高的公益机构网。这些说明志愿者对参与、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都非常踊跃。

（三）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

新公民学校还有一个品牌特征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作为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是由董事会决策下的校长工作制，具备家长参与、教师参与、民主管理、学校财务公开透明等特点的公益学校管理模式。

最后的总结，可以引用2009年6月2号《人民日报》一篇报道，题目是《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这个报道前面两部分是讲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面临的困惑，以及私人举办的民办学校在生存发展中的困惑；第三部分的题目是“新公民的希望”，标题下的引语说：“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下面两段引用我的话：“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由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新公民学校的实践刚刚开始，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在探索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被地方政府看好，他们接受这个品牌，愿意用公共教育资源来支持民办的公益学校，这在中国非常难得。政府认为这条道路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而且现在社会的公益热情越来越高，全世界的公益捐赠，排在第一位的是教育，在国外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

过去20年，希望工程得到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民间捐赠，救助了300多万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建设了15000所希望小学，当然也是和政府合作的。希望小学是“公办民助”，而新公民学校是“民办公助”。在希望工程中，企业、个人有很高的热情去帮助遥远的农村穷孩子。而农民工的孩子就在我们身边，很多农民工为企业的发展流血、流汗，老板们也应该回馈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谋一些福利。城里居民的生活离不开农民工的服务，而且农民工子女注定会成为城里人，他们是城市的新公民。现在善待他们还是排斥他们，帮助他们还是伤害他们，城市居民都需要思考。帮助农民工的孩子，实际上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是助人自助。所以我相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新公民学校的发展，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和政府支持，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领域。我对我所从事的第二个希望工程，也就是新公民计划，新公民学校充满信心。（注：本文写于2009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