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陪几位朋友到太湖大学堂拜望南怀瑾老师。晚上7时, 老师照例准点开饭，招呼大家坐下，边吃边谈。席间三个多小时，老师谈兴之高，一如往常，别人想插嘴都很难。看起来老师身体非常康健。谈得高兴，他吟唱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唱一句，讲解一句，俏皮幽默，神采飞扬，开怀得不得了，直逗得众弟子和访客们差点笑岔了气去。

要起身道别了。老师说：＂还回去啊，不在这里住下＂？我总是习惯性说＂是是。不住了＂。这一次，老师似乎有些不悦。说：＂永光，你要来住一些时候啊＂！言外之意是：不要总是带着朋友来蹭饭，要来就好生呆下静心修养！我答：＂是是＂?。这个＂是＂的背后，是打算下一次来一定住下，抛开世间的喧嚣，在太湖傍大学堂圣严的殿堂里，专心致志听老师讲课，认认真真完成作业，老老实实收一收信马由缰的心。

没想到，老师的嘱咐，竟成永诀！

老师驾鹤化烟西去时，我正在异国他乡，只能遥望西天，怀着无尽的思念、崇敬、爱和感激，还有永远的愧疚，遥拜，为老师送行。

老师也许从来没有把我当弟子看，我在老师面前也不是一个言从计听的好学生，偶尔还敢顶顶嘴；每次在老师面前受教，也是经常挨批评，被敲打。一次，跟随老师多年的弟子素梅姐怕我难堪，安慰我说：老师在背后总讲你好话呢。

挨老师批评很严重、很正式的一次是在1997年老师修完金温铁路之后，开始倡导儿童中国文化导读，重整中国文化断层，我领命推动。1998年中国青基会设立社区文化委员会，请中华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任主任，启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越光凭借他的个人学养和专家力量，编了10册经典读本，很短时间内在上百万中小学生中开展了“以经典为伴，与圣贤同行”的诵读活动。尽管我们很努力，但老师认为不得要领，很不满意。于是，把我和越光叫到了香港。那天，老师一脸严肃地让我们坐下，摆上录音机，开始讲话。他先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可”字。我问是什么意思？老师说：“你们这么做，叫‘大可不必’”。

我们错在哪里？2006年秋天，上海“文汇讲堂”请老师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我在下面听。讲到儿童读经，老师又重提此事：“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这里，他也是响应者，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办人，当初是小朋友，现在变成老前辈了。他们也发动跟着做，出了很多书。但是开始时，编了太多唐诗宋词，我也反对，我说我推广儿童读书，中、英、算一起上，结果你们把儿童读书的重点变成唐诗宋词。我说这样读出来有什么用？中国未来培养一万个李太白、一万个杜甫也没有用啊，那不过多出两个诗人嘛！我希望后一代出很好的思想家、很好的科学家、很好的政治家，是这个目的”（引自「文汇报」）。

老师的话是对的。花同样的时间去读书背诵，到底是提高孩子们的文学修养还是思想修养为主？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我们确实存在与社会教育、文化心理妥协的成分。在香港听着老师的训导，我还不知深浅地开玩笑：“明白了，老师是原教旨主义啊”，借以为自己辩解。老师在很多人眼里是神，只能仰望膜拜，而在我心里老师就如长辈亲人一样。我是可以在他面前耍赖的。

批评归批评，老师对我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还指派我到他的家乡乐清南宅，给参加读经班的学生家长做动员。我哪敢造次“班门弄斧”，然师命难违，还是去了。那一次，面对老师家乡的500多位家长，我有没有把道理讲清不得而知，但自以为对家长们的煽动还是成功的。我说：假定这里有1000个孩子，左边500，右边500。左边的孩子，家长让他们学钢琴，每天至少一两个小时，坚持学3年，或更长时间，未见得能造就一名钢琴大家；右边的孩子，家长让他们诵读经典，每天只花 20分钟，可以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为理解是一辈子的事。也坚持3年，结果会怎样？根据我们的评估，这些孩子能背诵10万字经典，个个满腹经纶，保证人人都能成才。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续文化断层，是老师未了的心结。可以告慰老师的是，2012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在老师禅定启行的前一天，台湾儿童读经倡导者王财贵教授的“文礼书院”及其由中国青基会为其设立的专项基金在北京宣布启动。1997年，正是老师发现了王财贵，大力推广他的儿童读经活动；更是倚仗老师的影响力（加上出钱、出人、出力），使得儿童中华文化导读活动在中华大地和世界华人圈蓬勃兴起。当年老师推荐王财贵教授给我们做辅导；15年后，当王财贵在全国推动的更大计划碰到困难时，我们又走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使命，也为对老师的承诺。

从认识老师到今天，我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20年，每当遇到重大抉择、问题、困惑时，总能得到老师的及时指点。若不是老师的耳提面命，指点迷津，不知要多犯多少错误，多走多少弯路。

1992年，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身居香港的老师得到消息，马上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汇来4万美金捐款。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也在这时才听说南怀瑾这位温州乡贤的名字。1993年出国访问假道香港，第一次拜见老师，向他面谢并报告捐款使用情况。那天在老师的寓所谈得非常愉快，聊着聊着，老师突然拍案道：＂金温铁路还缺个总经理，就是你了＂！金温铁路是老师投资的国内第一条合资铁路，正在物色总经理。我说：＂老师，希望工程刚开张，我还离不开啊＂。老师笑笑，给我泼冷水：“永光啊，希望工程是好事，但玩笑可不能开得太大哦”！他的意思是，希望工程不免会讲些教育的落后面，容易得罪人，需把握分寸。

以后每次去香港，都要接受老师的＂冷水疗法＂。老师不厌其烦地说：＂我就是冰果店老板，专泼冷水。你可不要见怪＂。老师还不止一次给我讲三句话：老子的＂功成、身退，天之道＂，曾国藩的＂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还有“谤随名高”。老师讲这些话不是轻描淡写，而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怕我愚钝，不能领悟。实际上，我悟到了，也记住了。老师一再告诫于我的，正是人世间的真理，历史的规律，乃至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则，不容怀疑。

虽然我还做不到道家的超凡脱俗，但已略悟“功成而弗居”、“知止可以长久”的道理。在1993年希望工程迅速发展的时候，我就发出了希望工程存在足以致命的“八大隐患”的警示，让所有参与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未雨绸缪，警钟长鸣，临深履薄，自律慎行，自觉把希望工程的火候把握在80度，免得“亢龙有悔”（《易经.系传》）。1997年，希望工程风头正劲，我却提出见好就收，进行“嬗变”，乃至到2000年结束。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计划，最终并没有如愿收住。但希望工程这个公益品牌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历经20多年而不衰，我本人常处在风口浪尖中备受怀疑、误解、攻击乃至恶意诽谤还能做到宠辱不惊，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到今天还没有去敲地狱之门，不正是受恩于老师的仙人指路吗！

1999年，希望工程实施10周年。有学者提议，10周年可铸一口“希望工程钟”以为纪念，请老师撰写钟铭。老师欣然应允，挥笔写就：黄钟大吕 天簌徽音 木铎晨钟 贤哲雅教 金声玉振 延续慧命 有响斯应 华夏之光 希望工程 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 频年勤获 初砥小成 铸兹纪闻 期启后昆 谨以铭志 文治永康。

铭文大气磅礴，有春秋之范，寓意深远，发人深省。

也在希望工程10年时，有人把我对希望工程10年探索思考的文字辑录成册，凡30万字。我不无忐忑地将书稿拿给老师看，希望老师题写一个书名。未曾想，老师题写了《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讲述希望工程》的书名。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明其志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留下千古传诵的“无韵之离骚”--《史记》。老师何以用“叩问天人之际”为我的杂乱文字提名？我想，“叩问”，是对未知领域的虔诚探求；“天人之际”，是宇宙人事间的关系、奥秘。在当时，希望工程能能不能做好，公益事业怎样运作？对我和我的同道而言，不正是未知的么？希望工程１０年历程，所有的成功、失败与遗憾，不正是上与“天命”关联下与“人事”相涉么？

2000年春天，胶着了整6年的中国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案，终于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为了案子，我经常去香港，每次总要去看望老师。其实老师并不主张打这场官司，但见我一定要拼死一搏，也没有坚持反对。开庭前，我和我的诉讼工作团队一起去老师寓所，临阵磨枪，希望老师面授机宜。那天，老师给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讲古代律师-“讼棍”的作用。特别有意思的是，绘声绘色地讲了他父亲曾经被一个恶棍纠缠勒索，后来如何用智慧化解危机的故事。讲完故事，老师又说：“争名比争利的代价要高。再送你们两句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那天晚上，在欢声笑语中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第二天也更加精神放松走向扞卫希望工程清白的法庭。

这场官司的庭审进行了整整半个月，我坐在证人席上，接受了对方黄大律师长达８个小时的盘问。经过激烈的较量，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判中国青基会胜诉。判词写道：“面对黄先生的全面盘问，本庭相信徐先生及杨先生（原告两证人）的证词在有关责任方面是完全可靠及可信的”。在这起香港历史上首例公益机构诉媒体的官司中，我们取得了完胜。我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老师。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落后缓慢，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原因在哪？是我们的文化中缺少慈善事业发展的基因吗？我曾与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讨论这个问题。威茨先生说：“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中，华人总是最热心的捐赠者。现在中国慈善捐款少的原因，不在文化层面”。此言极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立立人，自觉觉他，自助天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都是与慈善、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并行不悖的。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三辰出版社的编辑们立即着手为灾区孩子编写一本灾后重建心灵的读本《幸存下来就要好好活下去》，让我给九十一高龄的老师写信，请他给劫后重生的孩子们说几句话。5月20日，我收到老师的信。这封信文字言简意赅：＂人的生命死生，只在呼吸往来之际，这是释迦文佛所说的至理名言。尤其当地（震）、水、火、风四大种自然劫难来临之时，有绝非人力所可挡可避者。如是劫后重生的人，更知个人与全体生命共存的更为可珍可贵。从此可以真实了解‘爱人如爱己，有力即相助’，才是慈悲博爱的真正道理。秉此而重立生命的方针，确信生命同体的真理。然后达成我们文化中先圣先贤所教‘亲亲。仁民。爱物’的人品行为标准。是为至要＂。

老师用“生命同体”的价值思维，指导人们从灾难中重拾和反思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告诫人们应由爱亲人，推己及人，到爱他人，爱众生，爱惜大自然，爱惜物力；与他人、众生、大自然和谐共荣。这正是一个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民族、国家、人类的基本要素。老师这封寓涵社会道德、伦理、天地人和谐共处、生命终极关怀的理想和人类普世价值的信，作为《幸存下来就要好好活下去》一书的突出篇章，于5月25日送到了灾区孩子手里。

老师对儿童成长的关怀和指导可谓无所不至，切中要害。2007年，我与老师的乐清籍乡党周庆治一起创办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实施新公民计划，资助建立新公民学校。我们提出了新公民学校的8字校训：“唯真、爱人、乐知、自胜”。负责新公民学校的南都基金会理事程玉曾和我一起向老师报告过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事。她为校训的制定费了很多心血，但心里还不踏实，怕误人子弟，让我给老师写信，请他把把关。她说：“如果南老说靠谱，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以老师的严厉，指望这8个字一遍过，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2009年国庆前夕，我给老师写了信。10月8日，老师的特别助理马宏达先生即发来回复：

永光先生：

南师说，这个校训可以用的。另外，办学要特别注意两点：一、对学生谋生技术的培养，所谓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手，有谋生的底气，做人就有底气了。二、品德的培养。不论什么社会，公民也好，子民也罢，人民群众也罢，能够谋生、自力更生者，便有人格独立的基础。反之，人格的养成，与谋生、做人、做事相伴随，更是个人生命质量、社会形态健康与否的基础。

宏达 10/8 

老师已经仙逝，他留给后人、留给世界的精神财产永远不会消失，还会增殖、发扬、光大。

呼一声“恩师”！您授我那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和要诀，用起来真的很灵验。您还给我设计过许多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方式，包括做企业、办教育、回头做官，或当和尚，我都知难却步，没有接受，令您失望了。

我的案前一直挂着老师您手书送我的赵瓯北《论诗》上阙：“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您是赞成我不墨守成规、抑或是告诫我不必总标新立异，人、事变化无限、无常，要想想自己能给世界留下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老师，我会继续探究，继续反思。

2012年10月2日   

于旧金山不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