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京华时报漫画：谢瑶）

  徐永光简介：希望工程创始人，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8年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

  2007年，创办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继续关注教育事业，实施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新公民计划”曾被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曾“进城”

　　“若希望工程当年转型做打工子女教育，是否为正确的选择？”徐永光：“一定是对的。”

　　记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希望工程是否考虑过转型到城市做打工子女的教育事业呢？

　　徐永光：转型倒没有，但在城市里做过这部分孩子的工作。

　　2004年，青基会实施了“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专门资助打工子女读书。我向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募集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为这些孩子每人每学年提供600元至900元的助学金。

　　记者：这个项目一直在做吗？

　　徐永光：没有，那笔捐款发放完，项目结束就没有再做了。

　　记者：若希望工程当年转型做打工子女教育，是否为正确的选择？

　　徐永光：一定是对的。记者：希望工程现在是否应该转型呢？

　　徐永光：麦肯锡曾经给希望工程做过一个评估，认为希望工程还是需要在农村做下去，但不再是硬件建设，应该更倾向于软件方面的工作，中国的农村教育仍然需要希望工程。

　　现在对于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青基会很难承担了，因为它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业的人，即使是政府，也不能完全承担这个教育任务，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靠民间。

　　社会转型成本不应打工者承担

　　那种以牺牲几千万农民工子女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代价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农民工及其子女，更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记者：希望工程和政府都不能全部承担，那打工子女教育问题谁来解决？

　　徐永光：打工子女的教育困难，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这种成本应该由政府、社会和打工家庭共同承担，而不能由打工家庭独自承受。

　　那种以牺牲几千万农民工子女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代价的做法，不仅伤害了打工者及其子女，更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记者：这种伤害正在显现。

　　徐永光：是，过去我们讲“父母在，不远游”，现在的情况是“父母打工，我留守”。这种状况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关系给颠覆了。

　　大概七年前，我们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已经发现城市犯罪中打工子女犯罪的比率很高，这都是带来的伤害和社会问题，而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心灵受到伤害的事情，这几年也越来越明显。

　　记者：我们提倡教育公平，但让所有打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是否也存在困难？

　　徐永光：的确，以北京来讲，政府财政每年花在一个小学生身上的钱大概要一万元，如果所有打工子女全部进入公立学校，这对政府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记者：也有人担心完全放开，城市也容纳不下。

　　徐永光：政策太宽松可能导致洼地效应。比如，浙江瑞安市曾出台政策，只要是进城农民工的子女，公立学校要全部接收。可是没几天学校就难以招架，农民工不光把自己的子女带来了，也把亲戚的孩子带过来，公立学校和政府无法招架，最后只得设立入学门槛。

　　探索第三种模式

　　中国的教育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极端政府化和极端市场化，这两者都不适合打工子女。

　　记者：打工子女教育问题难解决的根本原因在哪儿？

　　徐永光：中国的教育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要么极端政府化，也就是占主体的公办学校，要么极端市场化，就是那些收费高昂的民办私立学校，而这两者都不适合打工子女。

　　记者：民办学校为什么难做成公益性质？

　　徐永光：主要是政策的原因。

　　中国的民办学校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非营利组织，不允许其营利；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关于非营利组织需符合的条件之一明确规定：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也就是说，民办学校一旦成立，其资产不再属于出资人，是“被充公”了的。但办一所学校，投入往往是很高的，你不让他挣钱，谁愿意白白投入这么多，所以，创办者会千方百计地挣钱。

　　记者：不允许营利，又如何实现营利呢？

　　徐永光：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可以自己制定向学生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只要报批并公示就可以，其费用应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这让民办学校收费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记者：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进不起，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

　　徐永光：以香港的中小学教育为例，公立学校仅占6%，其他90%以上的教育工作则由民间的非营利机构承担，学校是非营利的。

　　我们也应该探索这种由公益性质的民办学校来承担打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模式。

　　记者：刚才你介绍办学成本还是很大的，那这种公益学校的运作资金从哪里来？

　　徐永光：香港这些学校的资金来源有两部分，政府承担主要经费，同时接受社会捐赠。

　　记者：内地可借鉴吗？

　　徐永光：当初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新公民计划”，就是在探索“第三条道路”的模式。

　　这种模式特点为：首先，政府要给予扶持，学校的性质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投入给予资助，社会资源能够进入学校；第三，家长适当地支付一些，因为家长付费对于民办教育是很正常的，包括国外的私立教育，实际上也收费。

　　打工子女教育难度远大于希望工程

　　当年希望工程的孩子天遥地远，捐款人看不到都愿意去帮他们，现在打工子女就在眼皮底下，看到这些真实的情况，相信社会的爱心捐款会源源不断。

　　记者：据了解，你的这个想法通过“新公民计划”实施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永光：基层政府不够支持。

　　记者：不支持的表现具体是什么？

　　徐永光：注册很难，现有的也经常面临关停。

　　记者：政府如果支持的话，你认为“第三条道路”一定能成功吗？

　　徐永光：我有信心，如果政府支持，社会资源不成问题。

　　当年希望工程的孩子天遥地远，捐款人看不到都愿意去帮他们，现在打工子女就在眼皮底下，看到这些真实的情况，相信社会的爱心捐款会源源不断。

　　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收入也会提高上来，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就能安心留在这个岗位上，没准儿还能从公立学校吸引来好的老师，这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目前在中国，比较好的民办力量解决打工子女教育的模式有哪些？

　　徐永光：一种是广东模式，广东给民办学校开放的注册空间，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允许民办学校挣钱。民办学校数量一多，就形成了良性市场竞争，只有教学质量高、收费低才能吸引来更多生源。

　　另一种是上海模式，上海不是开放注册，而是要求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必须保证非营利，在这个前提下，政府给补贴。上海市政府每年给每个学生的补贴大概两千多元钱，孩子们基本可以享受免费教育。

　　记者：对于公办和民办学校，政府财政对每个学生的投入差多少？

　　徐永光：就北京来说，政府财政为公办小学的学生每人每年投入大概一万元，而如果用“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在社会资源的介入下，政府只要每个学生每年投入一千元，就能解决正常的教育问题。

　　用上海模式政府大概为民办学校孩子每个人每年投入的钱是公办学校的四分之一左右。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扶持民间办学，就可以用很少的钱解决很多孩子的教育问题？

　　徐永光：对。

　　记者：都是做教育，你觉得希望工程和新公民计划有什么不同？

　　徐永光：希望工程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缺钱的问题，只要能筹到钱，把钱真正落实到孩子身上，落实到建学校身上，就行了。

　　针对打工子女的新公民计划，则是连办学的事情都在做，虽然我们想做成资助型，但最后学校的发展、管理等事情都要面对和参与，难度比希望工程大多了。

　　记者：这个“难”容易破解吗？

　　徐永光：只要有政府的支持，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