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专栏-徐永光:把握今天,掌握未来—在银杏伙伴公益活动日上的讲话-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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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把握今天,掌握未来—在银杏伙伴公益活动日上的讲话
2013-05-28

今天,我先想起了一个“美国梦”的故事。

60年代的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1962年密西西比大学录取了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导致严重骚乱,在冲突中有三人丧生。肯尼迪总统派出联邦军队保护这名黑人学生上学。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着名演讲。这篇演讲编入了中国语文课本。昨天我读着这篇演讲,不禁潸然泪下。大家知道,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被刺杀,像林肯一样主张黑人权力的肯尼迪总统被刺杀;1968年他的亲弟弟也在总统竞选中被刺杀。同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充满了血腥。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什么?先是反右,接着大跃进,接着文革10年浩劫。国内正式出版的美国傅高义着《邓小平时代》:“据外国分析家估计,大跃进期间和此后数年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这里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

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45年后,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今天3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我们的社会离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想还有很大距离,实现这个理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中国梦”。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对未来怀有希望。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代价的。中国民间公益发展之路也是如此。

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隐姓埋名,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那时候,领导人是以这样的个人方式来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搞以权谋捐。如果搞以权谋捐,希望工程早就灰飞烟灭了。但在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21年后, 打着“全民慈善”旗号的以权谋捐又有蔓延之势,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开征慈善税。逼得我不得写文章发狠批驳这些倒行逆施。我说:以权谋捐属于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侵害,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掏空社会,搞死慈善。今天,慈善这点事总搞不好,不正是该民间做的不让民间做、不该政府做的政府抢着做、该政府做的政府又不好好去做造成的吗?这篇文章被民政部社会组织网转载。

但我们也要看到,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在行政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其中包括四类社会组织即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会服务类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5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就简政放权,创新社会管理发表讲话:“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政府)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救灾受捐机构,公民开始用脚投票,支持那些专业、高效、透明的慈善机构。震后两周,壹基金就收到来自160万公众的捐款2.5亿,数额超过红总会,是中华慈善总会的5倍。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是权力开始退出慈善捐赠市场的转折点。

尽管这只不过是慈善回归到她该有的原点,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计划经济回潮才刚刚开始反思,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改革属于权利的博弈、利益的博弈,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是要壮士断臂,割政府的肉,改革的未知变数还有很多,但我们有理由为政府的这些改革举措感到鼓舞。面对新的变化,中国的民间组织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理论、意识、文化准备好了吗?我看远远没有准备好。

从1988年筹备中国青基会开始,25年来我矢志不渝探求民间慈善之路,经历的困难艰险不胜枚举。终于在今天,感觉进入了一个理想中的境界,因为与胸怀天下、脚踏实地的银杏伙伴在一起,你们代表着中国民间公益潮流和正宗,是准备好把握今天、掌握未来的中国公益新生代。你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不言而喻,对此我不仅感同身受,而是领教无数。我和大家一样,都应该为我们身处这个有机会让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感到幸运;为我们能够按照心灵的指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到幸福;我们享受着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也经常欣赏自己又做成了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站在社会创新的前沿,接受风险和失败是一种常态。正如瓷娃娃的一句名言:还好,我们的爱并不脆弱;世界会因为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阿富汗的故事。在塔利班当政时期,总部在美国的国际美慈组织到阿富汗做扶贫项目,与塔利班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妇女扶贫的协议。塔利班的教义禁止妇女读书和出外工作,导致妇女贫困化问题严重。美慈与塔利班谈判,一定严格遵守塔利班教义,不要妇女出门,就让她们在家里搞点生产加工,获得经济收入,解决贫困问题。塔利班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啊,既不违背我们的教义,还免得百姓穷凶极恶了闹群体事件,同意了。这个案例对中国的NGO朋友和银杏伙伴有什么启示?给与国际NGO打交道的地方政府有没有启示?留给大家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