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徐永光理事长

  20年前，可口可乐中国区董事长陈奇伟找到中国青基会，决定支持希望工程。我问他为何主动找上门？他说：希望工程几乎人人捐款，可口可乐怎能例外？从此，可口可乐与青基会合作20年不辍，捐款总额近2亿元人民币。中国青基会的所有公益创新项目背后，几乎都有可口可乐的影子。

  个人自愿捐款，是为公益项目穿透心灵的力量所打动，心之所系，自然乐善好施；常态下的企业捐款，往往也是看到公益项目支持者众，得人心、有人气，跟着人心走，往人气旺的地方凑热闹。盖因人心、人气与市场呈正向关系。由是，判断一个公益项目、一个公益机构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获得了普通大众的支持，是否形成了自己忠实的拥护群。一个公益机构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端赖于此。

  在过去的两年内，公益“黑马”、记者邓飞相继发动了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6个公益项目，其中免费午餐和大病医保基金分别筹得5725万和1445万元。直接给邓飞公益团队捐款和策应合作募款活动的网民，远远超过了1000万。今年5月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就有超过58万网民参加。这个活动由邓飞与百度联合发起，网民只需在百度首页点击送祝福，百度联盟与中国平安保险（放心保）就会以网友的名义为大病医保捐赠3.75元。网民在一小时内送出的祝福，就让邓飞团队近220万元捐赠入账。

  邓飞的成功，因其身为调查记者对于社会问题天然的敏感性；因其背后有500多名记者朋友的助力；因其新媒体的运用；因其资源整合能力；因其公开透明??等等这些，媒体都有过充分报道、评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名《凤凰周刊》的记者，做这么多公益项目，募集这么多捐款，他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这就要转向本文的主题—基金会的作用。

  邓飞的“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免费午餐基金”和“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基金”，分别建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社福会”）和中华儿童少年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华儿慈会”）。这三家都是民政部直接主管的公募基金会。邓飞的聪明在于，他要找到政府背景硬的机构挂靠，寻求合法安全，而这些机构又要有支持民间公益的情怀和开放创新的理念。经过充分交流讨论，邓飞与三家基金会达成合作—他分别成为三家基金会三个专项基金的负责人，以基金会的身份开展募捐活动，并接受监督管理。

  邓飞寻求合作的三家基金会，均属成立和运行时间较短的新牌基金会。作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都有面向全国募捐的优势，这也是一种特权和稀缺资源。但一个新基金会要培育出对社会公众有影响力、能够吸引捐款的好项目，亦非朝夕之功。于是，选择优秀民间公益项目合作，与之共享公募权，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就成了这些基金会的最佳选择。当然，做选择的背后，少不了创新的意识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合作，令邓飞这位毫无官方背景的草根人士如虎添翼，一飞冲天；合作，也给开张不久、缺乏资源优势和社会影响力的基金会带来了火爆人气和源源不断的捐款。上述公益合作模式的出现，让公众得以在充分享有信息、充分自主判断、完全自愿的前提下选择捐赠项目，通过具有公募权的机构，借助专业项目团队，把爱心传递给需求人群，实现有效公益。这岂止是合作两方的双赢，实乃项目发动者、合作机构、受益群体、社会和整个公益行业的多方共赢。

  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会习惯于动员企业大客户的捐款，投向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为政府拾遗补阙。与国外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个人不同，中国的慈善捐赠大头来自企业。企业一般喜欢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选择草根组织。这就形成了政府、公募基金会和企业捐赠人的利益“铁三角”。基金会与草根NGO之间缺乏合作，很难实现资源对接，造成公益生态链的断裂。这是我国民间公益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统计报告》，在全部49.9万家社会组织中，公募、非公募基金会一共只有3029家，但在当年全国578.8亿元的社会捐赠总额中，基金会接受捐款为305.7亿，占53%。问题是，基金会的捐款优势并没有成为支持草根NGO发展的力量，基金会投入草根NGO的资源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究其原因，除了大量资源流向政府外，多数基金会是自己筹款，自己做事。这原本无可厚非，有一些机构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如非公募的真爱梦想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其项目运作和管理水平在业内堪称典范。

  在讨论《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时，业内人士对基金会行政管理经费不能突破10%以内限额的质疑声很高。就运作型基金会而言，自己筹钱管钱做事，10%的管理成本显然是不够的。国外基金会以资助型为主，基金会一般不自己直接做项目，管理成本在10%20%之间。或许基金会条例在制定时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将其设定为资助型机构。

  中国3000多家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仅以个位计。这反映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创新空间。

  非公募基金会定位资助型或运作型，或在两型之间转换，完全自主决定。如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敦和慈善基金会，成立时就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SEE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则从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从这几家资助型基金会对民间公益的投入产出效率分析，资金杆杠作用可谓“一本万利”。公募基金会定位资助型或向资助型转型，取决于对外部环境关系的调整、呼应，从几家公募基金会的创新、转型实践看，选择资助型具有巨大的资源整合优势，能为民间公益发展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而且，对机构发展非常有利。

  中华儿慈会成立于2009年，作为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的亮相和运作理念，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用筹来的2000多万元捐款，设立了“童缘”项目，已资助全国200多家草根儿童慈善组织的项目，同时在基金会为一批儿童慈善组织设立了专项基金。他们的未来目标是把资助范围扩大到500家乃至1000家，形成全国儿童慈善组织合作联盟。

  去年，中华儿慈会因为一个小数点的错误，闹出“洗钱48亿”的天大风波，后网络和主流媒体一起发力，质疑声浪一波接着一波。后经第三方审计表明，儿慈会账目错误“属于会计报表编制差错”。前有郭美美炫富，经调查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但对红会的伤害至今仍未消除。中华儿慈会是否会重蹈红会覆辙？结果出人意料。在遭受舆论质疑的狂风暴雨之后，中华儿慈会的捐款从平均每天20多万元，激增至平均每天40多万元，捐款主要来自个人。据儿慈会工作人员说，捐赠热线都打爆了。

  我分析，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为数百家草根NGO的背后是数万、数十万支持者群体，他们都力挺儿慈会。也许，还因一个“乌龙”，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有心人会上儿慈会官网看个究竟。也许，是儿慈会囊括全国优秀儿童慈善项目的吸引力和财务透明度，给关注者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进而吸引他们主动掏腰包捐款。打开儿慈会网站，你能看到其每天的财务收支情况，就连寄一个快递支出10元，也会在网上披露。

  儿慈会遭遇困难时，我曾在《京华时报》撰文评论：“"祸兮福所倚"，儿慈会不妨把此次危机当作机会，把一个活生生的机构完全袒露给社会，让更多的人来剖析，来批评指点，来做横向比对。如能借此全方位提升自己，进而引起大家的反思和理性判断，倡导健康公益文化，推动公益慈善体制的改革进步，岂不善哉！”所幸，期望变成了现实。

  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支持草根NGO发展方面也是独树一帜，成效斐然。除了邓飞的“免费午餐”基金，社福会还与瓷娃娃、宝贝回家、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活力社区等16个有影响的草根NGO联合设立了专项基金。最近，社福会成立联合劝募中心，招募符合条件的草根NGO入驻，为其提供全国性公募平台、组织劝募培训、开展劝募活动。草根NGO可通过提交申请资料的方式提出申请，每月由公益行业研究专家、公益媒体代表、公益组织负责人等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每次评审通过上限为5家机构。目前，已有上海、北京等地6家机构确定入驻，涉及艾滋孤儿救助、儿童医疗救助、残障少年儿童艺术康复、社区助老为老服务等领域。舆论称赞社福会联合劝募以“没有潜规则的评审方式帮NGO解决筹款难题”。

  联合劝募模式最初起源于英国，19至20世纪在美国得到了快速发展。126年前，即1887年，美国丹佛市一批公益服务组织组建了联合劝募机构（United Way），变各个公益机构独立募款、多头出击为联合劝募，再把募到的捐款分配到会员机构中去。这个做法受到企业和社区公益组织的欢迎，很快就发展到了全美各地。现在，美国联合劝募有会员机构1800多个，每年筹款约40亿50亿美元，分配给数万家NGO使用。联合劝募也落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2010年，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公布，联合劝募会是唯一上榜的非营利机构，它以14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26位。

  社福会的创新之举，抢占了全国性联合劝募的先机，其品牌价值几何，目前判断还为时尚早。如果他们好生运作，经过100年的努力，也许可以奔143亿人民币。在地方，还有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也以“联劝”定位，他们起步更早。令人遗憾的是，早在15年前，中华慈善总会就已经成为国际联合劝募的正式成员，但至今没有接受联合劝募的模式，错失了良机。

  在中国，公募权仍系稀缺资源，属于公益慈善界的“特权”。当下，这种“特权”唯有与草根NGO分享，才真正具备价值，才能产生正能量。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把这种权力用于支持民间公益，而继续支持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继续帮助政府垄断慈善资源，你筹款越多，留给草根NGO的资源就越少，对行业发展就越不利。

  讲正面案例，一般少不了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基会从14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的事。这是中国公募基金会首次面向草根NGO公开招标资助项目，体现了捐款使用的公开、公平、竞争、高效的原则，社会好评如潮，被民政部推为“2008中国社会组织十大事件”之一。时任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2000万招标资金使用的社会影响超出了另外投入灾区的14个亿。

  深圳壹基金属于纯民间公募基金会，自成立至今，已与450多家草根NGO产生了合作关系。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壹基金与合作伙伴一起，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又借政府权力主导灾害捐赠的有利时机，筹款超过4亿，参与捐款者数以百万计。同样与草根NGO资源互动做得比较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则夺得基金会行业4·20捐款亚军，捐款超2亿。

中国青基会实施25年的希望工程，还在继续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支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捐款使用的机动空间不大。他们还是努力拿出机构投资理财的收入，投入自有资金500多万创办了“新工场”，为初创的NGO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所、财务托管、资源链接和能力培训，到他们长大可以自立时，帮助其自立门户。目前，“新工场”入驻NGO已经达到25家。此模式如在全国青基会系统30多家地方青基会复制，对民间公益的支持分量将不可小觑。

  民间公益慈善行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杨澜将其比喻为“热带雨林”。热带雨林里有高大的乔木，也有花草、灌木和攀附植物，还有各种与之共生的动物、微生物。热带雨林需要土壤、阳光、雨水和养分，好的外部条件有助于万物茁壮生长。如果把基金会比作大树的话，它应该是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而不是沙漠中的胡杨林。

  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都证明，革故难、立新易。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都存在改革转型的挑战，也面临着创新的机会。创新的空间很大，机会多多。谁把握好创新的机会，谁就有未来。任何一个机构的未来，都是与整个公益行业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基金会如果还做胡杨树，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永远是无边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