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守礼，台湾东海大学博士生，兴趣领域为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和农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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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不断升温、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的未来发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亟需突破，乡村建设、农业合作社等试验也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而小农户的路线，有时也被批评为“田园牧歌”式的文人想象。

台湾东海大学博士生叶守礼立足台湾本土农业发展现状，对台湾的“农企派”和“小农派”加以梳理，试图提出不同于二者的道路。台湾的经验和讨论，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也是极具争议的概念。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相信小农经济将被资本农业取代，只是前者强调基于经济效率的自然演进，后者却揭露这是一段充满强制与暴力的过程。

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则认为，不可混淆工业和农业的运作逻辑，否则将严重低估小农经济的弹性与合理性：由于家庭农场的核心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率而是满足需求，反而能够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难以适应的投资条件下生存，因此家庭农场未必会被资本农场取代。

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指出：只要具备合理的要素市场和优秀的人力资本，家庭农场同样能够创造丰厚收益，规模大小和企业化程度并不是根本问题。其他诸如依赖理论、道义经济、农民理性选择以及关于东亚农村性质的辩论等等，更是十分尖锐，目前殊无定论。

▲ 上海松江石湖荡镇新源村，家庭农场主曹林坤正在收割水稻。靠着种粮和农机服务的双份收入，曹林坤的家庭农场一年可进账50万元。 ? 蔡斌 / 解放日报

在台湾当前的农业想象中，存在两种彼此对立的小农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作农企派、市场派或大农派，主张小农经济早已失去经济的合理性，台湾应该发展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第二种观点则是小农派，强调农村兼具多元的社会、文化、粮食安全乃至环境保育等价值，不能轻易言废。

只要关注农村信息，就可以发现两种观点经常彼此交锋：农企派指责小农派无视经济现实，沈溺在田园牧歌的“文青”想象中；小农派则抨击农企派全然“向钱看齐”的思维，并且质疑所谓现代化农业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这里无法评论农企派和小农派的胜负优劣，毕竟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又混淆了部分事实。诚如列宁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的形式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作者从任何研究着作中信手拈来一些根据和事实以印证自己的观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确实，小农派构筑了某种浪漫的农村乌托邦，然而农企派的主张不也立足于某种过度美化的“现代农业”吗？农村既不存在“美好的古代”(物质匮乏且充满阶级压迫)，美国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离谱的农业补贴与强势倾销)也不是理想的模范。

有趣的是，小农派和农企派虽然彼此针锋相对，他们的推论却又从同一个原点出发：小农经济是落伍、弱势的。争论的焦点，似乎只在于是否应该提供积极的保护政策。他们所谓小农的样版形象，是《无米乐》中的昆滨伯。

然而，国际农村研究的主流观点早已澄清企业农场的生产效率未必优于家庭农场：一般来说，资本农场的资本报酬率高于家庭农场，但家庭农场的土地生产力、产品多样性和精致程度更高。

从全球的眼光来看，企业农场大多座落于容易取得大片便宜或免费土地的国家，这些地区通常具有封建或殖民的经验。在其他历史悠久的农业地带，小农经济则演变出各式各样的现代形式，并由地区或国家等公共力量提供相关支持措施(农民教育、产销规范、农业金融或农业保险等等)。关于后面这点，其实在企业农场盛行的地区也没有根本差别：以美国为例，若无政府积极的支持与导引，美国农产品也无法畅销全世界。

▲ 电影《无米乐》纪录了台南县后壁乡菁寮四位老农民的农耕生活。

那么，台湾农村的真实情况究竟为何？台湾小农经济具有怎样的历史、社会与经济特质？我愿提出二点观察：

第一，不应将小农视为全然弱势、被动的群体，台湾农民具有极强的弹性、韧性与创新能力，并且衍生出多样的生产型态。不可讳言，台湾农业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都相当恶劣，但是小农经济毕竟没有就此完蛋，而是发展出极为多样的适应型态：我们有年收入十数万元的兼业稻农，也有年收入几百万元的专业果农——我们不能说前者毫无意义，也不能说后者就不是小农。

此外，台湾农民还具有灵活的转作和创新能力，即使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堪称亮眼。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台湾农民的素质很大程度上是恶劣市场条件逼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喜怒无常，通路又掌握在别人手里，小农只好以弹性多样的种植结构抵抗市场风险，并且努力提高栽培技术的精致程度以争取更高收入。

第二，不应将小农视为孤立的生产者，农民其实生活在绵密的草根人情网络当中。草根人情网络是由家族、邻里和小区延伸出来的互助系统，既是温暖的人情味，也是讲究亲疏远近的鲜明界限。看似传统的社会连带也可能具有经济效用，甚至在一些方面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无论如何，这样的人际互助网络在许多方面赋予台湾小农更强的弹性、应变和创新能力，有些类似中小企业之间的协力网络，只是更具农业生产的性格。不过，与一些国家的地区农民集体组织相比，台湾农民的草根人情网络虽然更具弹性，却吊诡地不利于集体产销。原因很简单：人情网络是错综的私人关系，反而很难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台湾农村的现实情况与机会，其实落于小农派和农企派的想象之间：小农如果希望在现代社会立足，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盲目向往“国外经验”，也没有意义。

台湾农村的特征是传统与现代杂揉、落伍与进步并存，唯有让农民继续发挥传统优势，并设法克制原来的缺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假如我们不再对“小农”抱持过度丰沛的偏执与想象(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就会发现台湾农业问题更多的责任可能在于消极的农政部门、空洞的农业政策和恶劣的城乡关系上，而非小农经济本身。台湾农村的条件不利发展英美式的农企业，也缺乏欧陆村社共同体的社会传统，摸索介乎两者之间而能发挥人情网络优势的合作化农业，是一条可能的出路。

对于近年来蜂起的新农业运动，我抱持欣喜的态度。这些积极而富创意的农民，善用社群媒体的力量链接在地人情网络与城市，以市场合作经济或社会企业的模式进攻友善耕作农业的利基市场，激起了许多小区的活力，也丰富了社会大众的农业想象。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道理去否定新农业运动唤起的热情与社会连结。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这当作台湾农业的唯一出路。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以及中下阶层的城市大众消费者，一场真正的农业改革仍然刻不容缓。

*原标题《台湾小农经济的想象与现实》，原载于台湾《客家文化季刊》，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