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作者顾嘉音授权转载

这些信息让我知道，在对真相的发掘中，没有哪个民族是孤独的。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都有一些人在探索这段浩劫的原貌，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把自己封闭起来，让本该属于更多人的记忆变成内部宣泄或是程式化的年度点蜡呢？我们该去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执着于这段历史的人们，然后同他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是全然封闭，认知中就必定烙上过“南京大屠杀”几个字。这是一种被赋予的关系，无法推诿，但也并不牢固，人生经历会决定它后来的走向。之前的许多答案实际上是在回答“南京大屠杀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妨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吧，很个人的东西，或者说，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南京人，第一次接触南京大屠杀是小学组织看《屠城血证》。故事没怎么看懂，但记得一个镜头，是一双被活埋的同胞的手，伸出黑土，直指天空。之后几天我反复回想这个画面，我想如果被活埋的是我，我有没有可能幸免。我设想过在泥土里屏住呼吸等日本兵离开，甚至还在心里演练过几次。

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让我感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有些许联系。现在想起来，可能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就是害怕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临到自己。

▲ 电影《屠城血证》剧照。

1995年的时候，我看了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

那时候我上初中了，“南京大屠杀”5个字已经耳熟能详，也确乎记住了时间地点和30万这个数字。但这部电影让我发现了许多不曾知道的内容，比如南京守军曾有过殊死抵抗，比如遇难同胞除了平民还有大量战俘，比如存在一个庇护难民的国际安全区，而驻扎的日军中也有台湾籍的士兵……

这些细节让我惊讶地发现，我虽然早就熟悉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汇，对它实际的内容却一无所知。这让我产生了一点去了解它的冲动，高中时也买了《东史郎日记》和《拉贝日记》来看。但冲动不足以维持热情，南京大屠杀是身外事，比不得柴米油盐，有切身的利害——两本书我都没能够看完。

▲ 《南京1937》中，国民们前往“南京国际安全区”。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更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事。其中一件是，男主角秦汉的父亲是参与过南京保卫战的88师师长孙元良。因为这种联系，他主动提出降低片酬出演。

另一件是关于女主角早乙女爱的，几年前她已经去世了。影片中有一段，是她饰演的日籍妇女到安全区求助，遭到难民围攻，当时的群众演员里有经历过大屠杀的老人，因为激愤而动了真，推攘中把她的头发也扯掉了。这件事让早乙女爱很受刺激，影片最后一幕时怎么都不肯说出“南京”两个字，只能靠配音完成。

这两件事和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不说出来却如鲠在喉。南京大屠杀在这两位演员身上也烙了印，一笔一画比许多人来得真切和复杂。

高三有个小插曲，是复习世界史的时候，看见教科书(人教版)二战一章的小字写着日军于“1938年12月”进行了南京大屠杀。我指给同桌看：“不是1937年么？”她说：“要不要给编辑部写封信？”但之后这点波澜就被高考冲刺熨平了。

后来是2007年，去看了纪录片《NanKing》。我记得最初买票是出于义愤，因为看见报道说南京本地竟然没有引进这部电影。

后来我在电影院里哭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位妓女的事，后来在《魏特琳日记》里读到过，也在《南京！南京！》里看到，就是日军要建立慰安所，召集安全区的妇女，准备带走100名从事“那种职业”的女性。后来有20多位妓女自己走了出来。

还有常志强(Chang Zhi Qiang)老人的故事。他的妈妈在他面前被杀害了，他弟弟那时很小，还爬到妈妈身边，扒拉衣服找奶吃。

还有张秀红老人讲述自己被强奸。当时她12岁，爷爷替她哀求，日本兵用枪托砸，她就跟爷爷说，爷爷你不要拦了。后来日本人走了，她身上都是血，爷爷给她揉腿，说，红子啊，你太小了，你太小了。她说，爷爷啊，要是你被日本人杀了，我也活不成啊。我记得她讲述整件事的时候十分平静，连哽咽都没有。但我看的时候眼泪一颗接一颗往下掉，最后哭出了声。

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是有关系的。之前这种关系暧昧不清，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事件的细节。

宏观叙述和抒情并不给人切肤之痛，真正具备震撼力的是那些关于个人的故事，虽然细微平实，却可以被理解，被感知。我相信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苦难感同身受的善良，在为他人叹息和流泪的时候，我们也在怜悯自己身为人的脆弱。这种情感的共通提示我们并不孤独，这是对受难者的宽慰，也是对自己的宽慰。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如果南京大屠杀在心上只如粉笔作画、可以轻易擦去，那只是因为还没有机会了解那些故事。

▲  纪录片《NanKing》中，“大屠杀”之前的南京，市民在冬天的湖面上滑冰。

另一个让我震动的是国际安全区。那时安全区的宣传还很少——纳粹和传教士，这是组织者们的“原罪”。但这部纪录片很详尽地讲述了这个区划，讲它如何创立和运转，在板荡中庇护万千中国人。战争放大人的恶，也放大人的善良。

在几十年之后，在对和平、安乐习以为常的时候，我已经很难想象曾经有这样一些人存在过。所以我很庆幸之前的经历让我对南京大屠杀有所惦念，否则我不会看到这部影片，也不会了解到信仰和人性所爆发过的亮度。

除了当时已经有所了解的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我还对一位叫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有中文名韦如柏)的医生印象很深。他出生在南京的传教士家庭，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返回中国，在鼓楼医院(如今的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城陷之时他决意留下，不得不送别妻子和出生七周的女儿。他对这个决定的解释是，如果我走了，我就失去了这样一次服务上帝的机会。大屠杀开始之后，他成为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高峰时期可能“每小时做一例截肢手术”(《威尔逊日记》)。1940年他因为身体原因返回美国，后来在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单元，他作为控方证人第一个出庭作证。

▲ 威尔逊从小在南京长大，图为他（右）在南京住所的院子里与父亲下国际象棋。

几年之后和一个朋友聊起《金陵十三钗》，她可能是随口地问“如果让你来写南京大屠杀，你会怎么写”。我立刻想起威尔逊医生，就说：“我会写一个鼓楼医院的医生吧。”那时候的我正是把创作冲动错当创作才华的年纪，把这种想法跟几个朋友一说，受到鼓励，就真的决定要写这样一个故事。于是用一年多的时间写了初稿，放在网上一个小角落，后来因为稿子毛病很多，不大改无以见人，又默默删掉了(现在正在写二稿)无论最终如何，这个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

查找资料让我看见了更多人的故事，有遇难者，有加害者，有记录者，也有秦汉和早乙女爱这样后来的人们。

一些材料也改变了我从前的认知。比如南京保卫战，我那时才知道它是在“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的状况下打响的。我也看到了战事的脉络：后方部队调动不及，参战的大多是淞沪退下的残部，弹药紧缺，临时补充的新兵基本没有经过训练(按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的估计，新兵接近4成)，多支部队通讯阻隔、语言不通。交战时，中下级官兵不可谓不忠勇，但战力悬殊，只坚守了9天(从12月4日88师与日军在南京以南正面接触起算)。

城陷之时，撤退令下达极为混乱，表述含糊，毫无规划，军队与难民混挤一处，在挹江门督战的36师甚至没有第一时间收到指令，导致友军对峙甚至开火。而在江岸，因为此前唐生智为表死守决心收缴大部分渡船，造成“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宋希濂)”之后日军以汽艇封锁江面，岸上骑步兵先后赶到，包围中残兵投降，下关全部沦陷……

以前我从不知道这次败战的壮烈和惨痛，而当我了解了个中曲折，对城陷后投降而遭屠杀的士兵就有十分不同的感受。我心里有了沉痛，无法用蔑视和讥笑来面对这些人们。

▲ 南京保卫战时，中华门前的日军坦克。

又比如日本和西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与之前某篇知乎回答所述情况不同，日本方面对大屠杀的研究实际上十分详实，而至少在1990年代以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确凿史实的“大屠杀派”在舆论中是占据上风的。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士兵或战地记者回忆录中已有零散涉及南京的情形，而到七十年代，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出版了《南京事件》和《南京大虐杀》(中文名《南京大屠杀》)，这两本书被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先驱。我读过后一本，感觉是严谨、扎实，并且具有温度，如果有朋友愿意对南京大屠杀有系统了解，应该看看洞先生这本书。

像他这类学者还包括一桥大学的藤原彰和吉田裕，以及担任过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笠原十九司等等。另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他在《朝日新闻》连载《中国之旅》，记述他在中国访问日军暴行受害人的经历，南京大屠杀在其中有比较重的分量。这些报道在1972年发行单行本，10年内重印了26次。

我在自己大学的图书馆找到过(似乎是)南京大屠杀部分的英文版，上面残留着借书学生用铅笔做的标记。

和洞先生的着作不同，这本书大概算采访手记，更通俗平易，细节也更丰富。作者在很多地方做得非常认真，比如描述夏淑琴老人(如果没记错)一家遇难的情况，旁边附了详细的平面图。西方的研究我了解不多，也没有读过专着，记得一点大众化的信息，比如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保存有传教士(大多数正是安全区委员)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原件(张纯如女士应该正是在这里读到了魏特琳日记)，图书馆的网站可以查阅这些资料的备份。

斯皮尔伯格拍过《辛德勒名单》之后，在南加州大学设立了一个项目，叫“IWhitness”，2012年加入了南京大屠杀单元，里面保存着一些幸存者的口述视频，注册后即可查阅。还有那部纪录片《NanKing》，导演之一是Bill Guttentag，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

▲ 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英文版封面，耶鲁大学备份美国传教士记录、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资料的网页截图。

这些信息让我知道，在对真相的发掘中，没有哪个民族是孤独的。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都有一些人在探索这段浩劫的原貌，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把自己封闭起来，让本该属于更多人的记忆变成内部宣泄或是程式化的年度点蜡呢？我们该去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执着于这段历史的人们，然后同他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还有很多，像屠杀人数的认定，罪证收集的努力与失力，证据的误用和纠正……也许每个问题都可以独立成篇，就不在这里啰嗦了。但有一点，就是在这个阅读查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我跟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在变得密切。也许大多数人都有类似体验，就是个人经历造就了自己对某一段历史、某一次事件的特别的执着。而于现在的我，这种执着指向了南京大屠杀。这是我的幸运，毕竟人还是乐于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也乐于为所做的事情赋予一些意义。

这也让我体会到，我们跟南京大屠杀之间，虽然在初始时被赋予过一层关系，但这种关系的走向却是自己来决定的。

额外看一段史料，就和仅看教科书不同，而听过幸存者口述，就和仅仅阅读不同。那种原本外来的关系，会通过自己所做的事而内在化，最终成为属于个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会是更加独立的，更不容易被左右和限制。

这个过程也让我对自己有重新的认识，比如我潜在的价值观。去年之前我从没去过南京，我是在写作中想象她，不知不觉地神圣化。后来终于得到两周婚假，抽出几天去了，先是跟几位普通人交流，觉得“也无非是这样”，之后又和宾馆前台大吵一架。

那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一直想往的那个南京？如果是，为什么它并没有展示出特别的好来？而如果不是，我心中那个南京在哪里？后来我发现，问题不在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可能和70多年前无甚差异，都平凡地活着，展示人性的优点和缺点。真正的问题在我自己。

可能我一直都下意识地觉得，只有好而不俗的人才值得纪念，所以我虚构一群理想中的人物，却忘记那些震动过我的故事，大多数是关于平凡人的，这也就难怪我以前写的东西，朋友看了说像唱红歌。而在潜意识里给人分出三六九等，再自动屏蔽底端的人们，这种心态放大来看尤为可憎，因为历史与现实中有很多的荒谬和悲剧，正是源自于剥夺普通人的权利、漠视他们的尊严和声音。我必须为这种心态反省。

我也发现了内心的分裂，比如我可以因为读到一段材料而流泪满面，转过背却可以在网上骂街，激动处恨不得朝对方脑袋开一枪。这种阴暗一直存在，但对比使它清晰。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读日本士兵日记时的惊讶，也就不那么惊讶了。

有位叫曾根一夫的士兵，战后他积极出书为大屠杀作证，而在战前，他大概也是一个普通的好人，由信仰宗教的祖母带大，相信谁也无权夺去别人的生命。但是在战争中他也杀过平民，其中一次是因为没有能制止部下强奸，怕受害者向宪兵告状。他也目睹过手下人逼迫一对母子交媾，虽然于心不忍，但还是选择沉默，因为对方反问他，难道分哨长自己没有强奸过吗？ 后来我读到一段话，出自《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美版编辑，他说：

“……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 曾根一夫所着《南京大屠杀亲历记》台译本截图。

当我以自己的内心进行比对，我意识到，这个建议也是说给我的。什么样的成长背景造就了这样的我，让我心中充斥戾气，容不得异见和反驳，可以随意给人定性贴标签，在为一些陌生人感动的同时，又对另一些素不相识者恨之入骨。而当我在谩骂诅咒的时候，如果给我杀人的权利，我能不能够控制自己。

这时候我才明白，南京大屠杀和我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我可能成为受害者。实际上我也可能成为加害者。“狂热和盲从”距我并不遥远，只是还没有一个机制去强化它，再将它释放。所以我想，如果要防备南京大屠杀的惨剧重来一次，比警惕一个族群重要的，可能是警惕那种孕育、激发再彻底释放人心之恶的机制。

这些就是目前为止我和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如开头所说，只是很个人化的经历，但其实也和别人有共通处。在写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很多朋友交流过，收到过很多的帮助，其中一些人在此前素昧平生。但无论什么样的性情和阅历，在谈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每个人都严肃真诚。这大概也说明，我们确实早已被赋予过同这件事的关系，无论愿意与否，它确实存在那里，并且多少影响着我们的一些态度。

如今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他起了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他也在一开初就被赋予了同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也是不牢固的，可能强化，也可能淡化，全在他自己。那是他的故事，将由他来决定。

*首发于顾嘉音在知乎的回答，原文地址：http://t.cn/RKwac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