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表示，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益事业的质量和效益；类似摩拜这样能够解决社会痛点的企业就算社会企业；创新型的公益项目要考虑如何突破模式难以扩张的瓶颈；在个人求助问题上，应该建立求助人信息甄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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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仇一

主持人：袁小珊

嘉宾：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徐永光

回顾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人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那就是现任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徐永光。

近年来，作为中国公益元老的徐永光经常针砭公益圈效率低等弊病，力主“公益市场化”，倡导NGO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推动社会投资，进而构建“一边赚钱一边为社会谋福利” 的公益新模式，“重磅言论”在公益圈激起层层波澜。

不久前，他的新作《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面世，更完整地阐释了他关于公益市场化的观点。在书中，徐永光感慨道，自己已经由“情怀满满的公益操盘手”向“面目冷峻的公益投资人”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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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珊：

我知道您讲的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其实在社会上还是很多争议的。您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企业是社会企业，那反过来其他企业怎么就不是社会企业了？因为商业的本质讲到最后，都是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徐永光：

是的，正常的商业一定是满足社会需求，但是，是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层次还是不一样的。社会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解决社会的问题。这里包括环境问题、教育、养老、医疗、社区服务等很多领域，很多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个社会需求了，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要说养老，大家都可以理解，乃至于家政服务我认为都是社会问题。一个退休的部级干部找不到一个好的保姆，你想想，部级干部想找一个好的保姆都找不到，咱们平民百姓想找好的保姆，你到哪儿去找？这就是社会问题，如果谁能把家政服务做的非常好，它就是社会企业，它就解决了社会的问题。你们家庭的困难，甚至是成为家庭的痛点。我觉得社会企业可能不会有分歧的，瞄准社会痛点，这样的企业它一定是社会企业，它解决了我们的痛点。

袁小珊：

科技的这些改变也好，进步也好，给传统的公益组织或者这个行业带来最大的冲击跟改变是什么？

徐永光：

我觉得是完全颠覆掉了，就是说实际上说商业的向左转，商业在吃掉公益。公益如果还是抱残守缺，说我是有情怀的，我是要守住我的初心，但是你没有效率，效率很低。那么商业呢，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很多就是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而且它能够大面积地覆盖，给很多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那恰恰公益在这些商业向左侵入这样的一种态势面前，公益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变革，你自己一定要变革。这种变革就是要把效率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导向，把结果，就是说你这个钱用的结果好不好，效益高不高，把这个作为评价对错成败的一个标准。不要说我是很高尚，我怀着情怀，带着初心，我想问题是你搞的有没有效益。

徐永光：

2015年盖洛普（公司）有一个对140个国家的调查，其中问了三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上一个月之内，你有没有给慈善组织捐过款；第二，一个月之内你有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第三，你有没有帮助过陌生人。三个问题，140个国家，中国垫底，中国排名第140位。惨不惨？

袁小珊：

什么原因？

徐永光：

就是公众冷漠。公众冷漠到什么程度，我看一个人倒在地上生病了，我都不敢救。这个是什么问题？真的全社会要反思。中国本来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现在怎么变成全世界最冷漠的一群人了？

袁小珊：

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这个过程要想去重新转化，或者重新改变这样的风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公益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永光：

我觉得对公益组织来讲，应该也都想一想，公众公益的参与热情这么低，参与度那么低，公益组织应该要很好地反思。第一，组织太少太小，影响力太小。在十年以前，甚至不到十年以前，公益还是官办的，民间要办一个慈善机构，不行，不许办，个人做慈善是违法的。慈善本来是个人的事，但是慈善只能官办，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度是非常的落后。现在有了《慈善法》，应该在《慈善法》的规范下面能够让民间的、完全是属于私人领域这样一个慈善能够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