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出席第十届香港社企峰会，每一次与香港社企先进们进行交流和思想碰撞，总是受益匪浅。借今天的机会，向朋友们介绍一点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领域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讲一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最近，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说：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的投资。8年前，沈南鹏基于对普惠金融的了解，投资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创办的小额贷款扶贫企业——中和农信。中和农信在获得红杉资本投资后业务发展迅速，迄今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77万笔，贷款总额为212亿元，惠及贫困农户400多万，取得了巨大成功。沈南鹏称中和农信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项投资。红杉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暨联盟的核心成员。

10月30日，《经济日报》报道了“中国影响力投资忠实践行者禹闳投资”。禹闳投资用“顺其性、应其时、得其宜”的投资理念，以“食品安全、健康和低碳”等民生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不唯“钱”马首是瞻。他们投资的浙江绿康老年医养院是一家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和残疾人提供专业医养服务的机构。绿康医养院原来是一家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非营利机构，创办8年，只运营了700张养老床位，尽管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但无法吸引投资，一直做不大。2013年，禹闳投资帮助绿康向社会企业转型并进行管理提升。短短3年，绿康床位数翻了10多倍，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医养结合连锁机构。绿康营运的设施绝大部分是政府投资建设、委托公司管理的。

绿康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集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社会投资三方合力的、用社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正在兴起；这是融合政府公共服务责任、商业管理模式和公益服务理念的新型社会经济平台，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第四部门。关于社会企业归属第四部门的学说，国内学者何增科早在2010年就已经提出。

上述两个案例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沈南鹏是福布斯2012-2016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第一的华人投资者；对禹闳投资机构的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这是一家国家主流媒体。这说明，国内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已经不再局限于公益部门的倡导，开始进入了市场主流。我去年在第二届中国社企论坛开幕致辞时说：“社会企业的先头部队——公益部门，正在寻找市场主力。”没想到，时隔一年，社会企业已经引起商界、投资界的很大关注。今年，中国社企论坛首次设立“社会企业奖”，摩拜单车申报并入围了“互联网+”和“环境保护”两个奖项。尽管坊间争议很大，但要看到，城市公共交通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共享单车们“闯入”了政府领地，不用消耗纳税人的钱，烧商家和风险投资人自己的钱，给市民共享市场化、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最后拼出一个让消费者满意的好市场，让城市居民生活更加美好。善莫大焉。

今天上午，我在深圳和马蔚华先生见面，他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公益金融和社会创新中心，致力于中国影响力投资的推动发展。对于影响力投资渐入中国市场主流的判断，他表示完全赞同。

我还发现。在中国内地，在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领域，不仅有深圳残友这样的以残疾人就业为主体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还出现了可以与印度、孟加拉PK的服务金字塔底部人群的大型社会企业服务群落。

这就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20年来，本着“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医改目标，成功探索“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为纽带，以高科技为手段，以专业医疗机构为技术保障”的服务模式，走出了一条公益与社会企业联动、大规模高效率解决贫困人群“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基金会在全国农村开展消化道肿瘤筛查服务达3600万人，查出癌前病变20余万例；查出癌症6000余例，其中70%属于早期发现，直接挽救生命4000余人。为1000万名以上的妇女提供了妇科5项检查，查出宫颈癌、乳腺癌1700余例，癌前病变4000余例。

由该基金会派生出来的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正在继续扩大成果。他们开展的新生儿基因筛查项目，已经在全国100多个县，筛查人数近100万，其规模居全国同类机构之首。基金会的服务项目覆盖全国1000多个县，惠及人口8000余万。

公益服务经常与免费相联系，服务人群越多越烧钱，面对资金天花板，解决社会问题只能浅尝辄止，难以规模化。2004年，全球企业战略思想家C.K.普拉哈拉德着作《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为穷人服务的创新性商业模式》面世，启发全球社会企业家如何通过为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40亿穷人服务，来开拓新兴市场，从中盈利；在建立创新性商业运营模式的同时，减少贫困，消除人类的苦难。

这两家基金会能把项目做得如此之大，却烧钱不多，正是从服务穷人中发掘了财富，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他们的项目并非都是免费，一部分项目由受益者付费，或由政府买单，并由企业提供服务。因为规模化和科学管理，这个创新体系的服务成本很低。譬如胃镜检查和新生儿基因筛查项目，所收费用是医院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质高价廉，还略有盈余。

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惠及数千万贫困人群的公益+社会企业服务模式，颇有印度德维·谢蒂创办的心脏外科医院和亚拉文眼科医院的风采。

最近1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社会企业的异同，发现中国社会企业在发展领域和发展道路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在世界各国，无论穷国富国，社会企业服务人群多指向弱势群体，有的是帮助弱势，有的是“反转弱势”，支持他们自立自强。而在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社会痛点，可谓“社会痛点人人有份，社会企业人人需要”。我们面临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民以食为天，这是“天大”的事情；我们面临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恶化的危机，保护生态环境是“地大”的事情；健康和养老领域存在严重的供需矛盾，养老服务业需求十成，供给仅有一成，健康养老是关系每一个人生命的“命大”的事情。我们还存在许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补短板，惠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公益、商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用社会创新的思维，“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话：“只有把社会问题解决变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从逻辑上讲，社会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是每一个人的痛点；为解决这些痛点，是有人愿意付费的：不是受益者个人付费，就是政府埋单，或者是基金会资助、企业捐款。总之是有现金收入的，真正做得好，满足了社会刚需，不仅功德无量，而且“钱”途远大。

把解决社会痛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使命的商业，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社会企业。企业坚持社会目标如果不赚钱，要对他们表示尊重；企业实现了社会目标还赚了钱，更应为他们鼓掌欢呼。因为只有他们成功了，赚钱了，发展了，我们才有更好的未来，才有希望。至于他们赚了钱之后如何安排，那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选择。难道社会受了他们的好处，还要他们背着十字架直至钉死你才满意吗?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道路，主要是“民非+企业的双轮驱动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政府公共服务即公共品的供给一直是滞后的。1998年，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条例》—可以视同民办事业单位条例发布；国务院还发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改革通知。过去由国家统管垄断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放开一点空间，允许民间力量进入。但所谓民办，只许公益办，不许商业办，故名“非企业”。实际上，百分之99%以上的“民非”是企业办的，是寻找商机的投资行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36.1万个，其中过半数是民办学校，其次是民办医疗和养老机构。这些机构纯粹用捐款办、纯公益的凤毛麟角。这与香港社团办学，办医疗、养老机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曾批评民非制度公与私、公益与商业的模糊不清，存在“关门打狗，逼良为娼，遏制投资，寻租天堂”四宗罪。直到2015年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0部委发出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发〔2015〕33号），明确鼓励用“民非+企业双轮驱动模式”来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养老事业，把其中的关系理顺了。中国养老服务业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2万亿，比现在扩大十几倍。用轻资产的公益模式+重资产的商业模式双轮驱动，既保持公益导向，也有利于大规模吸引社会投资，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务实道路。民办教育、医疗事业发展，同样如此。

国庆节后，福建公益沙龙讨论我的新书《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见到了两位书中的主人公，两人都是优秀的社会企业家。一位是福州金太阳养老创办人黄晓蓉，一位是厦门五齐人文学校创办人张芳。两人的社会企业创业发展历程，可谓一悲一喜，冰火两重天，颇具戏剧性，堪称教科书。

两个机构都是10多年前起步，一个是养老民非，一个是教育民非。金太阳黄晓蓉2009年参加了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了解了社会企业，开始走民非+公司的发展道路，逐步构建起一条规模化的养老服务产业链，已经有超过10万名老人受惠于此。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称赞金太阳的养老服务模式。目前，金太阳已获北京北控集团投资（估值1.9亿），业务已经扩张到十几个城市，计划2020年上市。民政部黄树贤部长两次来到金太阳，说：“希望到全国哪个地方都能看到金太阳”。

五齐学校张芳在2004年在厦门大学读EMBA时，已经是“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为了帮助生产线上的农民工弟弟妹妹成才发展。她一边读书，一边创办了一家培养农民工的“五齐人文职业培训学校”，同时在200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五齐机构对农民工再教育的商务模式创新探索和思考》。五齐学校办得风生水起，2007年就在厦门开了近40个教学点，年收入数百万，培训了8万名农民工，很多学员转身成为白领。

这时候，张芳接受了社会企业的概念，而且把社会企业理解为要按照公益模式来管理，决定放弃“财务一支笔”的权利，请来公益人士做理事，开始高举公益旗。当年我把五齐学校介绍给投资家徐小平，徐小平看后惊呼：“又是一个新东方啊”，要给张芳投资，但被张芳拒绝，她要坚持做“纯公益”。没想到，打公益牌的五齐学校，各种麻烦接踵而来：赔了钱人家说好，为农民工服务是应该的；有了利就受质疑，说不该赚农民工的钱。连以前痛痛快快交学费的学员也开始磨叽：“公益怎么还收钱”？在道德绑架下，张芳自己也喊出了“我赔钱，我光荣”的口号。五齐从此一蹶不振。在苦苦支撑了10年后，学校在今年国庆前宣布关闭。张芳说，她是以“五齐前校长”的身份来参加沙龙的。

两位难能可贵的社会企业家，黄晓蓉公益向右，在社会企业道路上高歌猛进；张芳公益向左，在道德绑架下悲壮牺牲。两个案例值得深入探究，尤其是张芳的失败，会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如果张芳能把失败的教训写下来，留给后来的社会创新创业者作为镜鉴，能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诚如此，张芳失败的价值也许比她的成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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