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温州发出《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1+7）系列文件，外界谓之“温州公益新政”，其最大看点是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民非条例》）做出若干“违法”突破。

颁布于1998年的《民非条例》，为我国民办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发展打开了口子，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上述三类民非的投资几乎都来自于私人或企业的私人资产，但根据《民非条例》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民非机构存在着“五不”政策困境：即“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私人投资有去无回，谓之“关门打狗”；“财产及其利息不用于分配”——变相分红很普遍，谓之“逼良为娼”；“民非”财产属于社会，不允许抵押融资——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只能靠高利贷；“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即便做出了品牌，也难以进行市场化扩张；不予免税——盖因投资人难以自证不牟利之“清白”。

“五不”政策极大遏制了社会投资，抑制了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以养老服务为例，据民政部专家介绍，我国失能失智养老护理员需求在1000万左右，但目前取得职业资格的只有几万人。而整个养老市场需要服务人员在3000万以上。据中国老龄委的研究报告：养老服务市场的整体供给大体只能满足10%的市场需求。 

温州“公益新政”对登记为民非的民办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经营5年后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

温州的做法得到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首肯。他当年11月在温州调研时，称这套改革文件“是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今年，浙江全省养老服务新政出台，又给养老类民非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抵押融资等新的改革内容。对于私人投资权益的保护，则绕过“不能分红”的法律障碍，代之以“按照出资额、比照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作为奖励”——奖励自然用投资人自己挣来的钱。今年7月，宁波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社会事业的意见》，最大的突破亦在于“保障民办服务机构资产权利”。

《民非条例》存在着的“假私济公”制度缺陷，与八十年代私人企业戴“红帽子”似曾相识。其悖论是：一边有强劲的民生需求和民间投资冲动，还有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指引，一边则空守绝大多数民非早已不保的非营利“贞操”，阻碍数万亿计社会投资进入民间养老、教育和医疗服务领域，人为制造萧条。可谓“慕虚名而处实祸”。

温州民非制度改革的“地方粮票”(还包括把民办学校改制为民办事业单位、在人事制度上与公办学校并轨)实行一年多，全市养老、教育、医疗类民非引进社会投资达到145亿元。如果用温州的145亿简单乘以285个地级市，得出的数字是4万多亿。温州和浙江省的破冰之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关于“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支持宏观经济发展的积极措施，利国利民。如果推向全国，每年激发数万亿社会投资不是一句空话。

社会创新温州再为天下先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历尽坎坷，几度沉浮；今天温州政府和民间又携手合作，通过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彰显“社会创新，温州人再为天下先”的新形象。诚如康晓光教授所言：“过去，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今天，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社会”。试列名单如下，以佐证康教授所言。

温州乐清人周庆治，是中国企业家中最重要的社会创新家。以他为主出资创办的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公益行业的引领者；在周庆治的大力扶持下，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和第一家联合劝募基金会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前任南都基金会理事长、乐清人何伟出任该两个机构的理事长；

资深公益人、上海映绿公益创办人庄爱玲是温州苍南人；温州小伙郑壹零发起的“华夏公益联盟”——按专业下设13个分中心（挂靠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已经成为自玉树地震之后民间NGO救灾的重要协调者；

苍南人张炳钩发起的“壹加壹应急救援”已在全国7个地方复制，主办人都是苍南籍，救援设备包括摩托艇和直升飞机；同样来自苍南的方明和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最年轻的掌门人”，他已在全国创办4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绿眼睛”；温州瑞安人温少波为求职大学生提供一条龙服务的杭州“携职”旅社，是味道很正的社会企业典范；温州女孩陈乐丛创办了上海乐创益，她是中国最早从事扶贫公平贸易的社会企业探路者；乐清人周星增成功运营了全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养老社区品牌“亲和源”；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公益创投基金——新湖育公益创投基金主要出资人是瑞安人黄伟；

温州永嘉人孙文华与宋庆龄基金会、增爱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创办的北京中科青云实验学校，为农民工子女中的超常儿童提供免费教育，早期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批“小神童”都将送到世界名校深造……

至于本人，一头出生于温州的老牛（本属牛），在民间公益和社会创新道路上，无需扬鞭自奋蹄。

互联网公益之都非杭州莫属

为什么是杭州？因为阿里巴巴，杭州早在2008年就被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授予“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称号。阿里巴巴及同在杭州落地的网易研发中心，给杭州带来了互联网产业的人才集聚效应；随着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还将带动鼓励一大批创业者、创业资本来到杭州搏击互联网。

互联网是公益的天然盟友。15年前，我与搜狐张朝阳讨论互联网，我感慨道：“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好像就是在做公益事业。从新闻到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通讯，还有网上虚拟社区的交流，都是免费的，感觉好像是公益机构在做网站。”我还说“投资网络有很大的风险，有三句话，叫千军万马，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当然，做网站的最终目标是要追求利润。我相信互联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社会。所以还有三句话：网络为王，无网不胜，跟不上将被一网打尽”。

因为阿里巴巴，几百万电商不需支付任何平台成本，就能开网店做买卖；许多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把农副产品销往城市，许多残疾人凭借一台电脑便解决了生计问题。马云的阿里巴巴市值2000亿美元，他最赚钱，是因为最公益，给创业者、消费者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单是阿里每天给国家交税就达1000万。

阿里公司做公益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两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淘宝在网上发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山里的运动会”，通过公开募捐、公开招投标，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35所小学捐助价值30万元的体育用品包裹。有35家淘宝卖家应标，中标与否则由捐款的买家来投票决定。在短短82小时内，活动页面涌入1500万人次，有33万网友参加，最终61691人完成捐款30万元。一度捐款金额超过募集金额，主办机构不得不宣布停止筹款，对于没有成功捐款的淘友，会将多余款项返回到网友的支付宝账户。我把这个案例带到了哈佛社会创新种子班。

阿里支付宝公益立足网络支付通道，为全网提供开放善款平台，目前已经为近300家公益组织提供捐赠服务，支撑着400余家公益网站运行。公益组织使用支付宝，可以进行便捷、透明的网络募款。现在，支付宝服务已经升级到提供无线捐赠功能，公益机构开发的独立捐赠APP都可以实现支付宝接收善款。

上述描述尚不足以支撑“互联网公益之都”的判断，自打在深圳慈展会上遭遇从阿里“老君炉”里跳出来的鲁达——我称他为危若累卵慈善体制的真正“杀手”，这个概念便呼之欲出、挡都挡不住了。鲁达和他的团队推出了爱你e公益平台——“公益界淘宝”的规划。他的服务承诺是：“加入e公益平台后，您将获得与6亿支付宝持币用户面对面的机会，您的项目进度将每月一次发送给他们，您的年度报告将免费发送给他们，您的项目将被捐赠人评价并因此在网民中获得公认”。

在慈展会上，爱你团队与合作伙伴壹基金秘书长李劲、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延参法师一起发布爱你APP产品，百余家公益组织宣布每月定时通过“爱你”APP公益平台发布项目反馈与财务信息，接受网友监督。网友可以根据财务报表与项目反馈给项目或公益组织打分。仅三天时间，有近300家公益组织申请进驻“爱你APP”平台，这个国内创新的提供公益行业解决方案的透明公益网络平台已具雏形。

回头看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开始是用公益的模式做商业，目的是赚钱，手段是公益，结果人们离不开互联网，他就发达了，赚钱了；今天的社会企业，则是用商业的模式做公益，目的是公益，解决社会问题，手段是商业，让公益高效率、可持续。爱你e公益平台就是这样的社会企业，鲁达毫不掩饰地喊道：“把公益做成生意”。互联网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模式，互联网和公益这对上帝送给人类的宝贝，自己先相互颠覆了一次。现在，它就要来颠覆公益行业了！

邓飞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的弄潮儿。他先利用互联网支持的新媒体发起“微博打拐”，之后相继推出“免费午餐”、“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让候鸟飞”、“水安全公益”、“暖流基金”，现在又玩起农村生态农业——“让爸爸回家”的“e农计划”。现在，站在互联网公益浪头的邓飞已经移师杭州，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杭州空气好吗？

由新生代公益人打造的公益项目和机构，正在迅速捕获因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公益机会，填补传统基金会遗漏的公益项目。新兴民间公益机构群起落户杭州，带来的示范效应不可小觑。

愿杭州在与北、上、广竞争中更加强大。

资助型基金会浙商批量生产

基金会在公益价值链中，一般是承担“聚财、生财、散财”的“金融中心”职能，而不是自己运作项目，干“实业中心”的活，和NGO抢饭吃（褚蓥）。在美国10万家基金会中，运作型基金会屈指可数；而在中国40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寥若星辰。从基金会自身定位而言，运作型或资助型并无优劣之分；资助型基金会多少则能反映公益行业整体发育的成熟度。

盘点中国资助型基金会，意外发现产自浙商者居半。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由出生于杭州（南宋建都于杭州）的南都集团发起，机构使命“支持民间公益”，愿景“人人怀有希望”。成立7年来，主要资助项目包括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公民计划”、培养未来公益领袖的“银杏伙伴计划”和支持行业领军机构的“景行计划”，以及通过资助、倡导，努力推动民间公益与社会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凭借创始人叶庆君的投资背景和“敦伦尽分，和由心生”的慈善理念，定位“民间公益和社会创新的资源提供者”，用创新和高效完善公益生态。敦和公益投资的方法论是：“选择行业里的标杆或具有创新意义，能撬动社会资源的项目。”成立不过3年，已经在行业内获得良好口碑。未来，在支持NGO人力资源提升方面，他们会给行业带来意外惊喜。

银行家陈耀芳在成功运作中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之后，转身为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该基金会聚焦三农领域，倡导人人公益，面向宁波地区和全国进行公益项目资助招标和合作。此时，极具想象力的陈耀芳正以众筹方式发起创立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广德公益慈善基金会。消息公布不久，全国已有十余家金融系统的企业响应。广德基金会将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公益需求与资源对接的P2P平台，搭建一座全国性的公益慈善桥梁。

正泰集团南存辉因诉法国施耐德公司专利侵权获得一笔赔款，拿出9000万人民币成立浙江正泰公益基金会。正泰基金会以“关注并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为使命，公开征集“低碳行动”活动方案，资助非营利性组织实施“低碳行动”项目，奖励对人类生存环境有突出贡献的技术创新，表彰在建设生态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贡献突出的先锋人物。成为中国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积极倡导者。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由阿里系4家企业创办，其宗旨是：“营造公益氛围，发展公益事业，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资助重点包括：水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宣传以及支持环保类公益组织的发展。资助范围还包括：支持公益性草根机构发展，特别是环保类草根机构；提供草根机构从业人员个人成长支持；推动行业或地区性公益机构的能力建设；结合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扶助草根机构发展。观察阿里基金会的制度设计、管理和运行，这是一家专业、标准、操作严谨的资助型基金会。

丁磊创办的网易公司素怀教育创新情怀，浙江网易慈善基金会秉承这一理念，与教育领域公益机构合作，重点对农村人口及弱势群体教育进行捐赠，资助寒门学子上大学，改输血为造血，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长久的动力。

由浙江三和控股集团创办的浙江实方慈善基金会，也在积极寻找教育、助残、养老等公益项目，与NGO合作实施。

今年6月5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启动中国首个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项目推手和资助方是宁波人沈国军创办的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由基金会资助的公益管理研究中心同时揭牌。银泰基金会与顶尖商学院合作，立志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培养优秀、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提升中国公益慈善机构的运作水平。

2011年，洛克菲勒家族的当代掌门人佩姬·洛克菲勒携全球家族慈善圈成员访问中国，与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召开了《家族基金会国 际研讨会》。当年的中国首富宗庆后携女儿宗馥莉出席，他首次披露，将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以他个人命名的基金会，“鼓励国人在科研开发上创新，设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奖项”。今年，他女儿的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捐资1亿元，与西安交通大学联手成立馥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多年的留美经历，让宗馥莉吸取了很多国外的慈善理念和成功经验，她希望借助基金会的独立性和非广泛性，通过灵活资助某些重点研究领域，推动高校科研创新和整个食品行业的变革，做有效慈善。

还要提到浙江新湖集团。该集团及其创办人黄伟虽然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但懂得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2010年他们在中华儿慈会成立时捐赠5000万元，推动该会办成资助型基金会。如今，中华儿慈会依然是唯一的全国性公募型、资助型基金会，其“童缘”项目为全国200多家草根儿童慈善组织提供了资助。

文化血脉、民间沃土育成公益正果

文化血脉、近代工商文明影响和民间活力，让浙江民间公益创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南宋年间，儒学在浙江出现了以金华吕祖谦（1137-1181）、永康陈亮（1143-1194）和永嘉叶适（1150-1223）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亦称“事功学派”。吕祖谦主张“明理躬行”，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之先声。陈亮认为“道”不能离开事物而单独存在，“人不立则天地不能独运”，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结果惹恼了江西邻居婺源人朱熹，两人展开了历时数年的“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道”可以独立于现实生活而存在，义利不能并行。

叶适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对后世影响最大，温州人说会做生意都是跟他学的（一笑）。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重本抑末”。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 ，“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深患虚文之误世”；“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

元末明初，青田人刘基号伯温（1311－1375），以“学本帝师，才为王佐”、“天下第一谋臣”之智辅佐朱元璋夺得天下。刘伯温早年师从永嘉学派的传人郑复初，也是永嘉学派的直接继承者。他主张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以致用，“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学成而以措诸用”；“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刘基饱读诗书，经世致用，成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旷世奇人。

明中叶，集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余姚人王阳明（1472-1529）被谪贬贵州，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提出“知行合一”，主张“知轻行重”。他把一生学问的精义归结为《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心学影响后世500年。“阳明学”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八九百年来，浙江先贤们一脉相承的关于义利并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务实笃行学说的影响，已经渗透在浙江人的血液里，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和密码。如果追溯得更早，还要提到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448）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人，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王夫差，一雪会稽之耻。范蠡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三聚三散”——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次散财做慈善。他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商圣”和真正的“中国首善”。因为成就功业在越，故浙江人认他为半个老乡。

近代工商文明的影响，也是造就浙江人性格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1842年清朝被迫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开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相继开埠，1877年温州开埠，成立海关。上海是一个开放度最高的新兴移民城市，外国人蜂拥而至，相继有了英、法、美租界，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上海城市人口从开埠时不到20万，到1949年达到546万，成为世界特大城市。江浙沪长三角工商业快速发展，到清末民初，由工商业资本形成的“江浙财团”可以左右中国的经济。“宁波帮”在商界叱咤风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不如相邻的苏沪幸运。因为靠近台湾，时刻准备打仗，国家很少给浙江工业和建设项目投资，加上人多地少和集体经济大锅饭，老百姓日子非常难过。1956年，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全县313个合作社推行“包产到户”（该词系他原创），还上书中央要求推广，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送去劳改。李运河平反后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大梦谁先觉》一书。

改革开放前，头脑灵活的温州人“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活命顶着“投机倒把”的罪名做生意，一位叫陈瓯江的供销员为此人头落地，市场经济的先驱成了先烈。我当年在温州时还认识这位倒霉鬼，总忘不了这段历史，也希望人们不要忘却，中国改革开放是先驱们用生命换来的。原《温州晚报》总编胡方松支持我的想法，克服重重困难重查这个尘封了30年的旧案，终于在2008年12月31日——改革开放30周年最后一天，发出《供销员之死》，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

改革开放对于浙江人来讲，获得解放的感受可能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强烈，他们又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追求美好生活了，创造性得到极大释放。他们习惯于不靠政府凭自己的本事去做事。发生在20年前的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1994年温州17号特大台风登陆，倒塌房屋90余万间，造成人员伤亡无数。几天后我到台风登陆地瑞安梅头镇了解灾情，做希望工程救助。看到在幸存的厂房里，机器已经开动恢复生产，晚间歌厅内还传出了卡拉OK歌声。我问一个企业主，有没有找政府要救济？他说，天灾也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难，还是找亲戚朋友自救解决吧。

民间有财力，有活力，也有自治能力，懂得自己办好自己该办的事，不给政府添麻烦，政府自然管理宽松，乐得无为而治。在许多地方商会、行业协会还是官办、不死不活时，浙江、特别是温州的商会、行业协会早就是民间自己办，推动行业自律、维权和自我服务，颇有作为；浙江民间的慈善互助、救助、志愿服务和社区建设也比较有活力，创新模式层出不穷。

民间公益根在民间，土壤在民众，浙江有培育民间公益的良好人文环境和天然沃土，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一定根深叶茂，果实丰硕。浙江各级政府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创新空间，杭州、宁波在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一直源源不断给全国贡献着新鲜经验。浙江省民政厅努力推动全省基金会信息化和透明度的提升，在基金会中心网支持下开通了“浙江省基金会信息公开平台”，该平台由新湖公益创投基金资助。2013年浙江省基金会透明指数跃升至85.16分，高居全国第1位。

这是浙江，一切都合乎逻辑，顺理成章。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