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下午，在深圳残友集团与深圳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郑卫宁多次提议和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大力的倡导下，由国内十六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彭艳妮主持，论坛联盟主席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及论坛秘书长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小斌等多位嘉宾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力图打造中国自己的最高规格社会企业论坛，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行业的类协会式网络，成为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

会上，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是用商业化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有的用商业化的手段做公益，因为公益和社会的目标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特别多的国家，因为社会问题多，那需要去解决。

以下为徐永光发言实录：

这次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工作做得细，所以大家的意见非常的统一，前面开了两次会，效益非常高。我想这是因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希望推动领域的发展。而且这些机构和商业略微接近一点，因为搞社会企业社会投资，有一些事情基本思想统一，咱们就往前干。

社会企业是用商业化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有的用商业化的手段做公益，因为公益和社会的目标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社会问题特别多的国家，因为社会问题多，那需要去解决。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个社会有三个部门组成，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今天我们先说企业，社会企业是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企业制造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等。那么在理论上叫做市场失灵，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起在制造社会问题，比如说在环境问题上，实际上政府责任非常的大，那就是叫政府失灵。这种情况下，NGO出现。为什么要NGO，是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但是中国的NGO第一很弱小，第二能力也不够，第三我觉得观念也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效率并不高，在资金使用的效率上并不高。是不是也存在着叫志愿失灵或者非营利部门失灵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是说有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出现，这个组织是一个商业的组织，它是企业，但是它是把解决社会问题，把实现一个社会目标作为它的最高使命，需要出现这样的组织。那么这样的组织和非营利机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相同的地方是都把解决社会问题，把实现一种社会目标和社会使命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公益组织实际上需要消耗资源，当然它消耗资源有的消耗得成功也是很有效率的。但是社会企业它不是消耗资源的，它一边解决社会问题，同时还在创造社会财富。同时还有财务回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对于社会企业怎么定义，这个好像在国外有几十种定义，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把它简单化，第一是企业，第二它是把社会使命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社会企业有的做得很成功，比如说杭州有一个携职旅社，是由温少波创办的，他完全不懂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他就是做投资创立企业，解决大学生就业，办一个只要十几块钱就可以在这儿住宿，而且帮助他找工作，对他进行培训，做了这么一个携职旅社，做得很成功，而且经济上财务回报也不错。结果行业专家都说你这个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企业。清华大学王明派了博士生到他那里去微服私访，装扮成大学生住在那里，最后调查出来，这个是一家好社会企业。你看，有时候你自己不小心做成了社会企业，所以不用去争论很多的概念问题。我还有一个朋友在上海做投资的，后来他投了一家养老机构，他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养老机构应该是走企业的道路，走民办非企业好像没戏，然后动员一个养老机构改成企业，然后他投了5000万，后来他梳理自己的投资项目，发现他投资的几乎都是这一类对社会有好处的社会投资，因为他的投资原则就一条，“既要投资，还要对得起良心”。我和他说，你就是一个社会投资家，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了。

今天在这里我要讲讲投资。我研究了美国和英国在社会投资领域的一些数据。美国在1990年，出现了一个叫多米尼400的指数，也叫社会责任投资指数。这个400家企业的标准就是说这个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还应该承担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对于环境、对于资源的责任等等，这样就选择了400家企业建立了指数叫多米尼400。这个指数从1990年建立的，到2000年进行了指数的成长比较，这十年之间，400家企业的年收益率是20.83%，那么同期的标准普500的指数，它的年收益率只有18.7%，也就是说社会责任投资的10年回报率高于市场上的标普500指数。多米尼400又做了一个20年的报告，也就是说到了2010年的时候，它的增幅更厉害了，这20年它的回报率超过标普500的70%，这个了不得，他是做对社会有利的投资，而且他的回报率是大的高于标普500。

那么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资产，有一个计算是从1995年只有6390亿美元，到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2.71万亿美元，那么资产规模增长了324%，这个就是说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中国投资界在研究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借鉴的。

还有一个英国的银行，他在纳斯达克有一个广告，“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是我们是最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我们投资那些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企业，例如公平贸易、有机农业、太阳能、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他对客户说，你可以选择成为我们银行的核心成员，投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家银行给它的投资人也带来了不同之处，一个是作为有责任的投资，同时也给投资人带来了好的回报。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那年去了在苏格兰的这家银行，这个行长非常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他说现在很多银行倒闭，金融海啸之后，很多的投资机构倒闭，但是我们的业绩表现得非常好，最近我们又增发一个亿的股权，增资扩股，我们没有做广告，马上就被人家抢光了，这就是道德银行或者叫慈善银行。

这就反映了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是一个很大的投资空间。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潜在的社会企业可能世界上最多的，有一个肯定是社会企业，就是残疾人福利企业，这个中国曾经到6万家，后来的减少原因是因为集体所有制，后来就私有化，其有因为残疾人的政策，让残疾人的就业分散了，分散到各个企业等等，所以残疾人福利企业大概还有1万多家。例如深圳残友这样的优秀的社会企业。还有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社会服务领域的很多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实际上是私人投资的，不是基金会投资的，不是用捐款投资。它的模式像个企业，但是就像过去的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带了一顶红帽子，改革开放初期的私人企业要带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帽子。我问了一个市的民政局长，你们全市有多少民办非企业单位？他说900家。我说有多少是属于基金会或者捐赠投资的，真正的是公益非营利的？他想了半天说基本没有。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其有这个当然需要改革，怎么改我们下一步还要研究。也可能是我们论坛的研究的方向、目标，怎么样解决民非制度。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有70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是不是社会企业，也带有社会企业的某些要素，如果这么一加，中国社会企业多了。英国现在是社会企业大国，也才7万家，中国将来要浮出水面，中国可能是社会企业的第一大国，而且未来的发展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大。

现在，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现状，最关注的是学界，类似于朱小斌老师他们研究得比较透彻。其次是实践界，这个目前多数是NGO转型，NGO为了创新和寻找发展的出路，做了一些社会企业，但是成功率比较低。第三就是投资界，比较冷，现在除了基金会有一点感觉，真正的商业投资界比较冷。我去香港参加社企峰会有近千人参加，20%是投资界来的。到美国参加社会资本大会，1300多人在旧金山，那大量的是投资界，中国投资界还非常冷。第四是政府，政府几乎还没有想这件事儿，在政府的主流话语里面，社会企业的词几乎还没有出现。所以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一片蓝海，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