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是希望工程创始人，现任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作者引用了钱为家先生、谢家驹先生的一些观点。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兴起和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CSR），要求企业在营利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发展要合乎社会道德规范，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独有偶，在英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也开始借鉴商业机构的运行方式，以创新思维和方法，改善诸如环保、医疗﹑教育、就业、社区发展等社会发展问题，它们主要依靠服务营收而非单纯依赖捐赠和政府补贴来解决社会问题，被称为“社会企业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和社会企业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注重社会创新，而引领社会创新的人被称为“社会企业家”。孟加拉“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博士正是社会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
　　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进入中国的时间很短，这两三年迅速升温，中国的草根NGO几乎到了言必称社会企业的地步。但对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企业的关系、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选择等，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在社会企业实践领先内地十几年的香港，也是如此。2010年初, 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了一批社会人士担任“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成员，在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委员会主席、香港民政局局长曾德成先生发言时第一句话说的是：“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谈，除了社会企业的定义。”为什么？也许是担心对社会企业定义的分歧干扰香港政府上亿元社会企业发展基金的分配。
　　有鉴于此，笔者需要对当今世界企业CSR的发展新动向、对社会企业运动的基本态势做一些简要介绍，关于2011年社会企业家之于中国的发展，也会做一点预测与展望。
　　在企业CSR运动中，许多国际品牌正从传统的商业品牌推广转向强调社会价值驱动的创新思维，例如联合利华与公益组织合作开办社区扶贫及食品营养的社会企业；宝洁开发解决国际水污染问题的净水社会企业；花旗及德意志等银行提供小额贷款基金，协助扶贫并拓展面向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业务；在国内，联想集团率先设立公益创投基金，连续几年开展青年公益创意大赛，收到公益项目方案超万件，优胜者获得公益创投基金的资助；康师傅集团的“水创意大赛”，把资金投向公众参与度高、经营上可持续的水资源保护和惠民公益项目……这种“战略公益”的创新模式，已经超越以往企业CSR注重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共赢和谐，以及通过慈善捐赠回馈社会的模式，而是直接面对社会问题，投入资金、人力资源及市场管理经验、技术、评估方法，支持公益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更有甚者，一批商界精英直接“上岸”，和NGO组织共同探索和创新对社会企业的支持模式，其中以提供金融支持的公益风险投资模式最为突出。如英国的SellAVenture基金，将寻找成长资金的社会企业与热衷于小额投资的有志之士聚集在一起，通过使用密集融资技术并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建立投资人与社会企业的联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与信任。因为在英国的成功，他们正打算将业务拓展至其他国家。拥有1.09亿英镑捐赠基金和61名全职工作人的UnLtd是英国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个性化现金资助、实际支持和人际关系网的机构，16岁以上的英国公民提出的社会企业创新点子和创业项目，均有机会获得金额从1000—60000英镑不等的奖励；设立于苏格兰的Triodos银行则是一家专门为社会和环境领域企业提供投资的银行，银行资本金来自那些注重社会收益的投资者，在世界金融风暴中，这家“慈善银行”的出色表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人。
　　笔者访问过的“公益风投”除上述机构外，还有英国的Catalyst（意为“催化剂”）基金、动力信托基金和美国的“根源”基金，他们都是为社会企业提供贷款和资助的公益风险投资基金。香港的“社企投资会”，投资人既出钱又出力，共同评估社会企业项目，作出投资决定。在中国，对社会企业的金融支持模式也已经出现。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开展的社会企业技能培训项目，两年来已有近400名社会企业创业者接受培训，数十家机构获得专项基金的资助。我认为，在2011年，以小额贷款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公益风投基金”有可能在中国问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中国的NGO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而社会企业运动的浪潮似乎有汹涌之势。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几位堪称世界级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在会上亮相，让人很吃了一惊，其中一位是深圳残友集团的创办人郑卫宁。
　　1997年，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拿出父辈留给自己的30万元救命钱，在深圳与5名残疾人一起创建“残友”，从只有一台电脑的打字小作坊做起，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援助可依赖，完全自我运营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一家慈善基金会、4家非营利机构、22家高科技企业、解决1400名残疾人稳定就业的社会企业集团。残友创业平台使得残疾人在新知识经济时代，依靠“电脑＋人脑”的工作模式成为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全球最大的残疾人高科技社会企业，残友集团具有世界无双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集团已进军上海、北京。一些地方政府纷纷邀请郑卫宁先生去复制残友模式，解决当地残疾人就业难题。
　　在中国，郑卫宁是独一无二的，但残友的社会企业发展道路不会是空前绝后的。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环境保护、农村发展、就业、社区服务等领域，活跃着成千上百个社会企业，进行着社会创新的探索实践。中国草根NGO长期以来面临着登记注册难的合法性困境和缺乏本土资源支持的资源困境，这两大困境使得许多机构不得不选择工商登记，选择不依赖捐赠、完全靠市场服务寻求财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社会企业的兴起与中国NGO发展的现实制度和政策桎梏直接相关，实乃“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摆在每一位创业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最近香港举行的“民间社会企业高峰会”上，笔者做了题为《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困》的演讲，对不同投资模式的社会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强弱进行了分析，并对国内外许多论述认为“社会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都再投入到企业之中”的观点提出异议。笔者认为，在社会目标为先的商业化运行中，社会企业可以分为NPO（非营利）慈善型、NPO企业型、混合投资型和私人投资型四种类型。从市场拓展力看，NPO慈善型最弱，NPO企业型次弱，混合投资型较强，私人投资型最强。这四种类型的社会企业都可以尝试，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根据对世界范围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非营利（NPO）型的社会企业一般很难做大，但其道德影响力和文化倡导价值不是可以用金钱和市场份额来衡量的。社会需要高扬道德旗帜的企业，尤其是在道德缺失的当下中国。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契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只是少数“圣徒”选择的目标，更应成为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的追求，如此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企业运动。这需要社会给社会企业家更多的空间。
　　2011年，笔者认为堪称“尤努斯教授第一、郑卫宁第二”的世界级社会企业家郑卫宁将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让人们了解何谓“社会企业”，何谓“社会企业家”；郑卫宁的成就和他所引领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也将振奋新一代社会企业的创业者，让他们看到方向，增强信心。社会企业一词迄今尚未进入体制内主流话语，更遑论政策支持，笔者希望2011年能有一些地方政府接受这个新词汇并逐步了解和认识它的价值。
　　着名香港社会企业研究和实践专家谢家驹先生最近对笔者在香港的“抛砖”发出“玉论”。他在《社会企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困与梦》一文中断言，“社会企业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创新，在21世纪将会看见它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笔者深表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