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基金会大约有400多亿，如果把慈善会、红十字会系统加起来，我觉得慈善资产应该有千亿，对这样一笔慈善资产，假如能够做到7%增值率，那一年就是几十亿，做公益的钱每年增加几十亿，这是件多好的事情！

从36岁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9年放弃仕途创建“希望工程”，再到退而创办中国最着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徐永光由官场彻底回归民间，无疑堪称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开拓者；而从联合数家基金会“抗税”，到创办基金会中心网，如今又在诸多的不解声中大力倡导基金会“保值增值”……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公益事业发展的历程，对于今年公益事件频发的现状，徐永光表示：“对于中国公益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红十字会并没那么糟糕

记者：近期最受关注的就是红十字会事件，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徐永光：老实说，红十字总会并没有那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红十字首先是一个政府系列，毕竟政府他还是有规矩的，政府虽然有腐败现象，但是财政监督审计还是比较严格，你想无法无天的胡来，实际上也很难。另外还有《红十字会法》的约束，尽管有问题，但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糟糕。

记者：郭美美事件是一次必然发生的事件吗？

徐永光：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过去存在一些问题，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一些事件，激发行业内来思考，促使公益机构检讨反思，加强自律，最终走上正轨。

记者：您怎么看郭美美对中国公益界的影响？

徐永光：短期对公益行业的信任会大打折扣，但这是一个调整，就像感冒发烧，会带来一段时间的体质虚弱，但发烧的结果是把病毒细菌打跑了。

记者：对公众的影响呢？徐永光：公众与其对公益机构发牢骚，不如自己主动选择。选择和监督是公众的权利，让慈善组织透明的钥匙就掌握在公众手里。

公众问责透明有平台

记者：基金会中心网目前运作如何？

徐永光：基金会中心网正在成为所有基金会平等展示服务业绩的公告平台，成为社会公众和捐赠者监督基金会工作的有效渠道。目前基金会中心网已经全部覆盖全国2000多家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将近九成基金会2009年年度财务信息已在该网站上公开披露。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基金会中心网完全可以成为基金会“打造玻璃口袋”、捐款人选择捐款对象的公共信息平台。

记者：对于很多基金会或者草根组织，透明会不会存在一些操作上的瓶颈，比如透明的成本。另外，会不会有机构因为10%的管理费不足，而在财务上不得不做一些遮掩？

徐永光：首先，我觉得透明的成本没有高得不能承受；其次，10%的行政支出方面，对于大的机构，像红十字会、慈善会来讲，由于他们本身拥有的资金量大，所以10%足够用，而对于那些获得捐款少的机构来说，本身捐款也少，所以难度就低了，也能实现；美国的基金会给税务部门上报的信息表格，光填表就需要40个工作日，我相信中国基金会要做信息披露成本绝对没这么高，所以在人员上也不是个问题。透明是一个公益机构必须要做到的，这个是承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卸。

慈善会转型将成新热点

记者：不久前深圳市慈善会从过去的深圳市民政局剥离出来，由“官办”回归“民间”，您如何评价这次转型？

徐永光：客观地说，与很多公益机构相比，慈善会之前不是一个先进的组织，很多地方的慈善会是官方机构，募捐来的钱需要用时都要给民政局局长签字。

记者：目前公募机构可以分为红十字会、基金会和慈善会三个系统，慈善会的地位似乎很独特。

徐永光：慈善会是一个社会团体，但是它做的又是基金会的事，主要是筹款。很多慈善会主要就做两件事，一是开捐赠发票，捐款方可凭捐赠发票享受国家税收优惠；二是把捐赠体现为慈善会自己的业绩。但收到钱后做了什么事、有没有在做，就不管了。

记者：各地慈善会的性质一样吗？

徐永光：慈善会什么性质的都有。有些地方的慈善会政社不分，甚至省民政厅长去兼慈善会秘书长，还有的不是民政管理，而直接就是政府机构，是当地政府的提款机，募捐来的钱怎么花干脆就是政府说了算，比民政部门还要强势。

记者：这种类型多吗？徐永光：不少，直接就是政府的提款机。当然还有一些是相对独立的，但还是官办的，只是在运作上相对独立。

记者：这意味着大量的慈善会都需要转型。

徐永光：对，慈善会的体制改革转型一定会成为下一轮的社会关注点。

基金会有责任“挣钱”

记者：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还有一个敏感话题就是增值保值，许多基金会不敢说，怕公众不理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永光：回避这个问题是不负责的。捐款人给你钱是希望你持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如果不做增值保值，在现在的环境下，基金会每年必须依照条例花掉一定比例的钱，再加上通货膨胀，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越做越小，入不敷出，最后关门了事。

记者：基金会如何回避风险，防止投资失败？

徐永光：基金会很难找到一个专业做投资的人，所以自己去投资很难。最好的办法是委托出去，找一个合适的专业机构去做。

记者：如果中国公益机构都进行增值，收益情况是什么样？

徐永光：现在基金会大约有400多亿，如果把慈善会、红十字会系统加起来，我觉得慈善资产应该有千亿，对这样一笔慈善资产，假如能够做到7%增值率，那一年就是几十亿，做公益的钱每年增加几十亿，这是件多好的事情！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记者：今年感觉很特殊，公益组织爆发了很多丑闻，隐隐感觉也在酝酿一场变革。

徐永光：没错，201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思想开始活跃的年份。我感觉整个公益行业进入了一个要发生变化的时代，官办机构改革转型开始了，今年可能会是一个改革元年，慈善回归民间这个变革可能要开始了。

记者：表面上很混乱很动荡，但实际上真正要进入规范化的正轨了。

徐永光：是，今年公益行业受到了真正的一轮思想冲击，思想很活跃，各种观点都出来了，也很混乱，混乱到公众会觉得这些机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个人才靠得住，只有陈光标的方式才行得通，而这种想法是对专业慈善的彻底背离，是绝对不对的，这是对方向都搞不清了的混乱。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或者说公益文化的引导，对于现在这个阶段太重要了。

记者：您觉得陈光标方式的问题和红十字会事件的问题不同在哪里？

徐永光：陈光标方式对于现代公益是一种倒退，他抛弃了专业的公益机构，回归到传统的个人行善方式，这是一种倒退，更容易出现不透明和被利用的问题。但是红十字会事件，让中国的整个公益行业都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或者呈现出的低谷是一种进步的镇痛，这是本质的区别。民间捐款今年会出现低潮，这不是坏事，这会促使各家机构都要去反思。红十字会拿出了信息披露平台，虽然有很多问题，还不完善，你能说他是倒退吗？他当然是在进步。

■人物简介

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法学硕士；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

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2007年5月任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1年任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潜心中国NGO事业20余年，关注公益组织及人才的培养，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