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8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比尔·盖茨先生在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约见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中，盖茨先生介绍了美国的慈善传统、国际慈善援助的经验，以及富人慈善在美国的异同。 徐永光和王振耀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慈善发展的现状，认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发展转折期，前景是乐观的。

徐永光认为，目前中国慈善发展的主要困境在于体制问题。但单从体制突破面临的困难很大，周期也比较长。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是寻找技术路线，从一些能够影响全局的局部突破，进而影响体制的改革转型。他谈了三条技术路线：一是从慈善组织的信息化入手，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披露平台，以此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给公众参与与监督创造条件；二是提高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不光鼓励富人捐款，更要教会他们如何用好捐款。中国草根NGO登记注册正逐步放开，当面向基层、服务社会的组织大量涌现时，社会投资缺乏，资源瓶颈就会愈发突出，这就需要推动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变成社会投资机构，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变成社会投资家；三是培养和吸引大批专业人才，每年增加二、三百家非公募基金会，连找二、三十名懂基金会运作的合格秘书长都有困难，人力资源瓶颈的突破也是当务之急。

比尔·盖茨先生对于中国大学基金会的发展非常有兴趣。他的疑问是：美国的大学基金会那么强大，为何中国的大学基金会这么弱小。徐永光介绍，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刚刚做了大学基金会数据分析报告。中国大学基金会发展时间很短，不能与美国大学基金会相比，但200多家大学基金会的总资产（85亿）已经占到1300家非公募基金会总资产（189亿）的45%。未来发展也会很强劲，清华大学基金会已经提出建成百亿基金会的目标。

比尔·盖茨先生还强调，慈善资源应该向公益服务组织倾斜，让富人慈善支持公益组织的发展十分必要。他还说，劝说美国富人捐财产相对比较难，因为美国富人多数是财产的继承人而非创造者，而中国的富人多数是第一代创业者，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对资产的安排。

比尔盖茨与徐永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