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祝兵的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下称“信实公益”）是最早一批被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孵化出壳的机构之一。

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他的团队已经从最初的光杆司令发展到18个全职员工，还拿到了深圳2个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权。

孵化的概念是让大量的草根组织通过孵化器获得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也利用对社会组织的孵化降低其大量培育社会组织过程中的风险。而孵化基地则是为社会组织提供完整的支持性体系。

如今这种培育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在广东全省方兴未艾，更多有志于投身公益的聂祝兵们将有机会得到成长的培育。

信实公益出壳

时间回溯到2009年10月，聂祝兵还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未毕业的硕士生，到深圳是为了酝酿深圳城中村和服务外来工及其他特殊人群的公益创业项目。

项目还在前期调研时，聂祝兵得知恩派要在深圳落地，熟悉恩派运营模式的他便将恩派的公益组织孵化器纳入了他创业起步阶段的重要资源。

聂祝兵所说的恩派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公益支持性组织，这家组织的英文名NPI，就是非营利组织孵化器（Non-Profit Incubator）的缩写。

2007年4月，恩派首创的公益组织孵化器在上海运营，通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创业基金，资源拓展、财务托管、协助注册、管理咨询等服务成功孵化出一批草根组织，并已在成都、北京成功复制。

2010年1月8日，深圳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注册，并成为“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项目的实施方。

聂祝兵把他前期调研成果和对机构的设计写成申请书，一个月后，通过恩派的评估和专家评审，聂祝兵收到了入壳通知。

聂祝兵的入壳并非偶然，恩派对前来孵化的社会组织的标准就是：初创期、草根性、操作型、公益性。

2010年3月，聂祝兵搬入深圳恩派提供的办公点办公，提供4张办公卡桌、小额补贴以及组织建设、协助注册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恰好满足了当时仅有聂祝兵一个全职工作人员的信实公益初创期最大的需求。

“对于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来说，恩派像是一个保姆或者家人。”聂祝兵说。在恩派的协助下，2010年9月，信实公益顺利注册，5个月后，信实公益出壳。

出壳时，信实公益已经拿到了南都基金会的项目，能够满足自主运作。现在，聂祝兵的团队已经由原来单打独斗逐渐走向兵强马壮。

目前，像信实公益一样由深圳恩派孵化顺利出壳的组织已有12家。与深圳几乎同时进行尝试的广州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也由一家民政事业单位托管，承担着广州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功能，正为19家萌芽期的社会组织提供为期两年的孵化服务。

完整支持性体系

在深圳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总干事黄文峰看来，孵化器应该只是社会组织孵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孵化基地是要为社会组织提供完整的支持性体系”。

黄文峰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支持体系应该能够涵盖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公益创投以及社区服务平台。

“能力建设解决社会组织出壳后业务发展，公益创投是解决公益组织资金来源，而社区服务平台则是让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够对接社会需求。”黄文峰说。

目前，深圳恩派正在对这三个模块进行探索。而东莞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从一开始的设计就更加贴近黄文峰所说的孵化基地的概念。

东莞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东莞市天使家园公益服务中心主任李贺喜最近正在准备申请孵化基地的项目扶持资金，他的竞争者不仅是同期进入孵化基地的10家初创期的机构，还有孵化基地外的成熟的社会组织。

按照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规划，孵化基地将不仅服务孵化器里的机构，还将为全市的社会组织提供项目扶持资金以及公益资源的供需平台。

像深圳恩派、东莞现代社会组织评估中心这样的支持型组织也在孵化基地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将承担对全市社会组织的评估、能力建设以及人才培训的功能。”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利伟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在其中只有主导的作用，实际的运作也将交由东莞社会组织总会下东莞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进行第三方运作。”

“东莞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设计实际上是回应的东莞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东莞市执行副主任赵环说，“相对深圳来说，总体而言东莞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这种孵化基地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培育本土的社会服务机构。”

过程性产物

目前，社会组织孵化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纳，佛山、中山、惠州以及深圳南山区等地均有计划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而这些孵化基地多为政府资源的直接投入。

2011年年底，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广东将在省市县区设立社会组织孵育专项资金，实施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计划。

这是继2011年7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党代会主题报告中，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纳入议事日程后，对社会组织孵化更为具体的推动。

对于社会组织孵化概念的追捧，源自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双重需求。

孵化器中的社会组织可以更早地获得政府的信任。恩派创始人吕朝曾撰文指出，“在孵化器内，即便你还没有注册，政府也可能会购买你的服务。”

“但是仅仅满足这个需要是不够的，这种模式同样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徐永光进一步解释，政府对草根组织既要扶持，又要监管，因为不了解，怕失控，所以不敢登记，但是孵化器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给草根机构登记的风险。

尽管各方都看到孵化模式，但是赵环仍提出了他的担忧，大量的孵化器产生后，孵化出的社会组织是否真的从管理、运营和内部治理上具备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形态，而在离开了孵化器后，这些组织是否真的能够像信实公益一样找到资源。

“但孵化的模式始终是一个过程性的产物，等社会组织所需的所有支持架构都可以由社会满足，孵化也就会完成他的使命。”赵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