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日益关注，而公募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合作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2012年5月6日，“公益组织—基金会合作与创新对话 ” 于2012“ 芯世界”公益创新计划社会创新周期间在上海举行。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中国基金会与NGO合作的见解，以下为他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大家上午好！

　　我一开始怀疑该不该来，因为来了又是老调重谈，天天说一个话题。等下大家看到第一张PPT，是5年前做的，天天讲这个。好像面前有一道墙，天天要撞这个墙，撞到现在还没有撞开。今天撞的第一道墙，这道墙不是用脑袋来撞，是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给我提供的一个撞墙木头。

　　这次英特尔创新周非常的丰富多彩，看到了很多公益服务机构，草根组织的创新。但作为资源供应方，基金会在创新方面还是非常不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讲公益生态链面临的挑战。

　　一、再造公益生态链面临挑战

　　2010年据中国慈善蓝皮书披露捐款700亿。中民慈善中心做的报告，58.3%的捐款通过慈善会和红十字会，也包括政府直接接受进入政府。它还没有计算公募基金会，加上公募基金会，民间捐款经过这些机构捐款在95%以上。

　　公益服务机构，特别是草根组织研究结果只有1.3%捐款进入公益服务机构，特别说明这部分里面包括很多事业单位，比如福利院，政府办的养老院，包括这些。实际上没有政府背景的草根组织更少。

　　最近在热议的话题，境外捐赠现在正在断奶。很多机构坚持了十多年，结果近期反倒要关门。洋奶喝不上了，母乳又没有。

　　非公募基金会05年出现，非常好，可以独立地支配资源，可以资助草根组织，但非公募基金会是运作型的多，资助型的少。资助型的是以个位来计算。北京拿出一个亿来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服务，结果花出去了500万，花不出去。说明我们的草根组织落后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提倡公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服务来获得收入。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还非常少。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对民间公益服务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政府不作为，现在我们的法律就是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给公益事业捐款可以在收入当中税前扣除，但这个法律目前只能到基金会，对基金会有，对那些公益服务机构，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非是无效的。现在大家知道你登记了民非，税收政策对于这些机构来讲和企业没有任何差别，收入要交营业税。

　　税务部门讲怎么判断是非营利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现在民非登记当中大约60%是商业投资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大约60%。在北京60%是市场投资的民办教育机构。你说他们不赚钱吗？他们是真正非营利的吗？确实不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税务部门不能判断谁是非营利的，所以一概不给你们优惠。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研究市场投资的民办教育机构怎么办？最好到工商登记，把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非，把非营利的留下来就可以了。不要让本身在制度设计上有矛盾，结果使真正做公益的机构受到损害。

　　我们这些公募机构绝大部分资源都流向了政府，只有把这部分的资源流向民间，民间公益才能够发展，未来应该是这样。这些应该长大，最终这个应该去掉，让这一块长大，在做的大部分是这一块。

　　二、公募基金会的改革创新

　　看一下基金会，这是两天前基金会中心网首页的部分。全国基金会现在是2669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240家，非公募1429家。公募基金会需要改革、创新，需要转型，我们看一下精确数字，2010年公益基金会总资产320亿，捐赠总额150亿，支出总额131亿。支出130多亿，如果有10%的捐款支持民间NGO，那就是13个亿，13个亿估计还是花不出去的。因为民间的NGO还是太少，太弱了。但没有资源的供应，我们这个行业无米之炊，怎么能够发展。

　　来看这样一个研究结果。注意到6家基金会，从它们接受自然人的捐款比重来看到一些迹象。成立时间早的，前面两家成立比较早。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10%、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8%、儿基会22%、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31%、扶贫基金会40%。最厉害的是儿慈会54%来自于自然人捐款。基金会喜欢傍大款，哪一个基金会离公众越近，那它的项目发展来讲最有希望、最有前途。公益基金会改革转型须突破路径依赖。依赖了这条路，叫它转型拐弯特别困难，路径依赖实际上对基金会来讲是改革、创新的一种困难。

　　首先，捐款系统通过政府来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获得政府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匹配。就像建希望小学，政府匹配百分之百，甚至200%，或者更多。人力资源基本上可以零成本地完成项目，当然效率很高。还有项目的政府背景和硬件导向，盖房子，做硬件。特别受企业的青睐，和政府合作的企业喜欢。盖个房子挂上他的牌子，他喜欢。这样导向的路径依赖让捐款从硬件导向转为服务导向，转为面向很多草根组织的导向非常困难。因为企业不喜欢，企业喜欢坚持前面的一种选择。

　　还有和草根NGO合作成本高、风险大、吃力不讨好。凡是跟草根组织合作比较多的机构都是有些体会的，有风险。南都基金会在512地震支持了70多家草根机构，最后评估的时候，康晓光评估，得分可能是不及格。这让我在理事会上非常地难受。那时候你怎么可能很理性地去选择，怎么样辅导他们做事情。

　　还有“去垄断化”，意味着政府部门要放弃每年千亿慈善资源的支配权。两会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慈善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而且明确指出阻力就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利益。回归民间，这1千亿资源政府不能控制。所以这阻力有多大？我说阻力大约叫与虎谋皮。

　　“去行政化”机构内在动力不足，但最大的还是外部压力不够。如果外部压力足够的话，如果不转型、不回归民间，那就得不到捐款，这样的话一定要加快转型。

　　我们讲些在改革创新上做得比较好的机构，像扶贫基金会。大家都了解，他们十多年前就开始“去行政化”，所以在公益基金会当中走在前面。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实际上这几年在探索一条公益孵化器的道路，其中有瓷娃娃这样非常好的案例。青基会也在艰难探索。

　　今年青基会安排了1300万元的自有基金支持草根组织。这1300万元是挣来的钱，青基会自己资产运作得到的增值，这个钱很值钱，完全可以用在机构自己的一些事情上。但青基会1300万全部来自于投资收益部。自然之友?青基会做了“绿色希望行动”。

　　中华儿慈会以“民间性、资助型”作为机构定位，实施“童缘”计划。成立三年来，投入2千万，为150家草根儿童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是民间性很强、创新性的机构，是进行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具体怎么做，今年开始启动。没有授权我披露，只是说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特别新的项目，浙江新湖集团决定每年要捐1千万建立新湖公益创投基金，跟爱德基金会合作，新湖捐款到爱德基金会，爱德跟深德公益共同投资。通过投资和贷款支持社会企业。投资最后回收，回到基金会。通过公益创投，也通过公益创新项目是帮助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前段时间跟公益创投去深圳残友进行了了解，也达成了合作意向。

　　现在公益基金会民办的是不是1、2家呢？不是，据研究大概有70多家，比如上海的联权，甚至壹基金，还有联益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全国有70来家。

　　三、非公募基金会在推动社会投资中的使命

　　非公募基金会，应该说在推动社会投资、社会创新当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但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这是南都基金会两年前开始的银杏伙伴计划。现在选择了21名公益伙伴。他们每个人会直接得到30万现金的资助。同时他们还会参加一些培训的活动。

　　做得比较好的：友成、乐平基金会(茅于轼先生的基金会)、瀛公益基金会、郑卫宁慈善基金会。郑卫宁是世界级企业当中，我认为尤努斯(音)第一，郑卫宁第二。SEE基金会，现在定位为环保行业NGO的NGO，要支持行业NGO的发展。腾讯基金会在社会投资方面也做得非常好。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使命就是培养人才。列举了一些，还有很多，比如阿里巴巴基金会、人口福利基金会也非常地有创新。今天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故事。去年12月和比尔盖茨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公益发展，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推动社会投资推动公益创新，我们如何让这个行业有限的资源用得更好、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应该让更多的基金会成为社会投资机构，更多的富人慈善家成为社会投资家。

　　这里讲个比尔盖茨的观点，他前年在美国劝富人捐财产其实不是很顺利。后来到了中国结果更不顺利。我一直跟他唱反调，泼冷水。但盖茨先生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站得住脚，他说：在美国劝富人捐财产难，在中国劝富人捐财产要比美国容易。因为美国富人大多数是财产的继承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来处置他们先人留下的财产。但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可以决定我的财富怎么安排。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社会慈善环境有很好的改变，我们有比较好的慈善文化、慈善理念指引，我们中国的富人将来很多人就会选择拿出自己的财产来支持社会投资，在中国会出现很多大型巨型的家族基金会。再过几天国内有一位将要宣布建立百亿基金会。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