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国务院职能改革方案“向市场、社会放权”，一时让民间公益组织看到了告别“审批难”的春天。近半年过去，中国的公益组织真的迎来春天了吗？

“当前，慈善捐款主要的流向，是流向政府。6年来，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不升反降，这是非常严峻的现象。”第三方公益研究机构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8月29日说。当天，“自律·变革·发展——基金会透明暨基金会中心网三周年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中国目前已经处在社会服务项目需求巨大的时期。”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在大会上说。

而同时，我国政府开始从非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退出，不再“包办”。今年5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凡是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

“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服务、社区服务组织都太弱小。”顾晓今说。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全国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只有20万个，覆盖率仅占到29.5%，还不到3成。

徐永光分析了2007～2012年民政部社会发展服务报告的数据：“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为0.23%，比2007年低18%，汶川地震之后略升，接着就下跌。”

“我们当前专业社工只有8.4万人，社工的缺口特别巨大，每年上万名高校培养的专业社工毕业生，绝大多数流失了，能够坚持走到一线服务的社工，服务空间特别小，缺乏职业感、薪酬很低。”顾晓今

“因此，巨大的社区服务需求、弱小的社会服务组织和社工专业力量，以及逐日增多的基金会的资源，实际上没有拧到一股绳上。”顾晓今说。

在目前的社会组织中，基金会独树一帜。

今年6月，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其中基金会3029个，仅占总额的0.6%。

但另一组数字就很冲击眼球了：在2012年社会组织接受的捐赠中，基金会受捐达305.7亿元，占全部捐款578.8亿的53%。

“显而易见，基金会已经成为接受社会捐赠的主体，社会捐赠的资源大部分掌握在基金会手里。这笔钱用到哪里、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就不只是基金会关心了，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顾晓今说。

基金会中心网是监测中国基金会透明度的独立第三方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发布，中国基金会的平均透明指数（FTI）从2012年的45.59分，提升到了54.79分。

增长的9分，都增长到哪里去？

程刚解释：“基金会公开基本信息提升2.8分，占了31%，披露财务信息增长了2.9分，是32%，披露项目信息提升了3.2分，占36%。

“此外，披露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机构管理制度是属于倡导性，不是政府合规性披露的内容。一开始只有50多家，现在是157家，上升的幅度都非常大。”

程刚发现，从2012年至今，一共有805家基金会的FTI提高了。“这个比例超过了30%，平均上升了31.89分，有405家基金会是主动跟我们联系来改变。”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抽取了22家基金会作为样本深入研究，发现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59.09%的基金会信息披露度更高了。

“汶川的震级很高，捐赠量很大，公众关注的程度很高，而芦山地震相比弱得多，但会发现，大部分基金会在芦山地震中披露信息的频率比在汶川地震中更高、更快速。”

是什么在驱动基金会不得不公开信息？邓国胜认为，一是政府部门新出台政策，二是公益行业的丑闻，三是信息披露平台压力的作用。

徐永光引用了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的2010年数据：“中国近六成的捐款流向政府、慈善会和红会系统，只有1.3%捐款到达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福利院。实际上，这1.3%里面还包括了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事业单位。”

“所以，基金会的资金跟草根组织合作的非常少，对社会组织就业的提升贡献就非常小。”徐永光说。

十八大后，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但邓国胜发现，不少地方政府自己成立民间组织，自己来承接服务，“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这反而会导致国进民退，进一步挤压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发展空间”。

徐永光则坦言，现在公募基金改革比较难，是因为有一个“利益铁三角”被捆绑。

“企业捐款往往要捐给有政府背景的红会、慈善总会、公募基金会，这样就到不了草根组织。政府会给企业一些回报，起码搞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就形成了‘利益铁三角’。”

“如果慈善组织一直绑在政府这棵树上，公众早晚会不选择你。我们的公募基金会，无论是为自己也好，为行业也好，都要考虑和民间草根组织合作，把自己的根扎在民间。”徐永光说。

这名即将卸任的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呼吁：“在中国，公募权仍系稀缺资源，属于公益慈善界的‘特权’。这种‘特权’惟有与草根NGO分享，才真正具备价值，才能产生正能量。公募基金会如果继续帮助政府垄断慈善资源，筹款越多，留给草根NGO的资源空间就越少，对行业发展就越不利。结果就是自己会被社会抛弃。”所以，他认为，公募基金会创新的方向，就是要和草根NGO共享公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