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亿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需求亟待满足，在适当的机制下，社会投资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社会投资在中国刚刚起步，却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未来中国面临数万亿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需求，在政府资金和公益资金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应当借鉴国外的社会投资经验，让社会投资进入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徐永光表示，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效率远高于政府与公益资金，通过设计适当的机制，吸引那些心怀社会理想的投资人进入这些领域，不仅可以满足庞大的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扩大就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条良策。

　　社会投资起步

　　《中国投资》：社会投资在国内刚刚起步，这一概念跨越公益与商业，了解的人并不多，您是社会投资的倡导者，能否谈谈您对社会投资的理解？

　　徐永光：社会投资，简单地说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与非营利的公益组织相比，两者均以社会使命为先，但前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公益创投”，公益创投与“社会投资”“影响力投资”这些概念有一定的关系。

　　理解社会投资，可以先从公益创投的发展脉络理解起。在美国公益创投在资金安排的方向上，从两类发展到现在的4类，与社会投资密切相关。过去资金安排只有两个方向，一类是资助，一类是投资（保值增值），现在则变成了4种。过去纯资助的方式变成了两种，一种是继续资助，把钱消耗掉；另一种是贷款，本金要回收，可以低息或者无息。美国对贷款模式非常鼓励，要求基金会每年的资助支出不得低于本金余额的5%，现在把贷款也认同为资助，大大拓宽了公益创投的范围。纯投资现在变为了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市场上寻求回报，一种就变成了对社会企业的股权投资。这部分投资还是投资企业，有回报，但这些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例如，美国一家生产早餐麦片公司的基金会，他们就投资了一个给中小学生提供营养午餐的社会企业。

　　在中国，公益创投目前一部分是对非盈利组织的资助，一部分属于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不过目前还是以资助为多，尤其是各地政府的公益创投几乎都是资助，对社会企业的投资还比较少，例如国内第一个社会投资基金新湖育创投基金，资金来源于浙江新湖集团，目前已经投资了2-3个社会企业项目。

　　相比单纯的资助，投资于社会企业的明显效果是，过去做项目资金都消耗了，现在投入社会企业一方面帮助初创社会企业成长，另一方面要有回报。这不太像风险投资，更像天使投资，不会投资到已经很成熟的企业、然后上市退出，而是陪伴企业做大。

　　《中国投资》：那么该如何理解社会企业？

　　徐永光：通过案例来讲比较容易。社会企业理论的开山鼻祖是美国的卡耐基。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反对富人的“布施式慈善”，呼吁慈善组织应该给穷人带来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过，布施式扶贫，依然是许多国家政府和NGO惯用的做法，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循环，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财和慈善资源。后来，孟加拉人尤努斯颠覆了这种传统扶贫模式。尤努斯在得到福特基金会12000美元的资助进行贫困问题研究时，就试验性地给43位村民发放小额贷款，每笔贷款25美元。利用这些少量的钱，尤努斯的借款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他们不仅能清偿债务，还能大大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中国，解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就属典型的社会企业，例如大宝化妆品公司，北京市的一家以吸收聋哑人为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还不错的企业，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晓山创立的农村小额贷款机构——“扶贫经济合作社”，2002年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兴办培训中西部贫困妇女从事家政服务的富平家政学校，等等。

　　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

　　《中国投资》：您谈到的尤努斯，他设计的穷人银行并不给穷人低利息或免息，这种设计的意图是什么？

　　徐永光：尤努斯的设计是天才的设计，他给穷人贷款用于扶贫，但利息比银行贷款高，例如国内扶贫贷款的年息在10%—21%之间居多，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这个利率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第二，这种机制的巧妙之处，若低于10%，各种市场的手会各种方式伸进来，最后贷款会流入大户的手中，穷人就拿不到了。所以高利息和穷人银行之间有着天然的合理性。第三，对于1万-2万元这样的小额贷款，商业性银行都是不做的，银行一定是找大户，有实力，有担保，他们所说的小额贷款最低都是几十万。而扶贫的小额贷款不需要担保。另外，如果考察扶贫的小额贷款机制，你会发现管理成本是比较高的，若一笔几百万贷款，银行只需要从中进行一次风险管理就行了，如果分散成几百个贷款，那么管理成本就扩大了许多倍。在这个机制中，每一笔管理员都要深入农村调查。尤努斯的穷人银行，确保风险可控的机制，就是每周还一次，一年的钱56次还，每次还本息贷款的2%，还款时还要开会，并要求同一个村的贷款人联保，如果其中一个人不还贷款，其他人也拿不到贷款了。万一真有问题，其他人也要提供帮助，否则他们的贷款受到影响，形成一种群体的压力。

　　所以小额贷款迄今为止，偿还率大大高于普通银行贷款。国内外都是如此，有很多都是100%的还款率。这种扶贫小额贷款目前已经出现了创新模式，如城乡互助的网络金融模式，利率7%。每笔1万-2万，我认为很有前途，未来人人都可以参与扶贫的小额贷款。

　　《中国投资》：恰恰是这种设计保护了穷人的利益。不过，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机制不让企业过于逐利，以防影响社会性、公益性？

　　徐永光：社会企业首先是一个企业，不要对企业的行为运行规则进行公益绑架。其实，社会企业有企业的思维，在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方面反而比公益组织强。

　　我对这一点感受特别深。我们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例如，有一次我们资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入围了12个项目进行投票，结果令人吃惊，第一第二名都是企业。他们并没有事先提示自己是社会企业。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公司，产品和服务是市场上拼出来的，消费者愿意花钱买，质量是有保证的，公益组织的项目怎么就不如他们呢？因为公益组织是白给，就不那么讲究了。

　　所以，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比投入公益组织的效率更高，对公益基金来说，自然愿意投入到社会企业中。

　　我们现在的思维容易道德绑架。反过来讲，有些农业、环保企业，可以得到国家诸如减免税等支持，但对于从事社会投资的企业，国家是否也应该让他们回到市场来，也应该扶持他们，就像对农业和环保企业一样。

　　巨大的社会投资需求

　　《中国投资》：目前虽然还有很多争议，但您认为的社会投资范围该如何划定？

　　徐永光：我认为社会投资可以是一个较宽的概念，教育、医疗、养老的投资应该归于社会投资。因为这些投资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

　　而且，比较有意思是，英国是公认的大国，有大概6万多家社会企业，但实际上如果要做一些界定的话中国的社会企业更多，20万家民非机构都应该算作社会企业，其中教育医疗养老占80%，这些民非机构很多都是来自私人投资，有经营活动，都是通过他们的经营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实际上可以算做社会企业。

　　《中国投资》：如果教育、医疗、养老的投资都纳入社会投资的范围，那么这3个领域恰恰是需求最大的。

　　徐永光：需求非常大。以养老为例，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非常滞后，市场供应严重稀缺。根据中国老龄委提供的数字：2012年，养老产业的市场需求约为1万亿元，而实际只能满足1000亿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每100位老人需要5张养老院床位计算，全国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而目前仅能供应266万张。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中国对养老床位的需求量更高。

　　教育、医疗也是如此。社会投资进来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因为公益的资金毕竟是很少的，是解决不了庞大的教育医疗养老需求问题，这不现实。而且，数万亿的投资进来，还会扩大就业，如养老可以容纳3千万的就业，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这是非常大的市场。

　　《中国投资》：英美近年来社会投资非常活跃，您是否认为在中国社会投资也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机会？

　　徐永光：我去过英国的社会投资银行Triodos，行长介绍说，因为这种有使命感的投资理念，使得这家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许多银行倒闭的情况下，他们的股票仍然大受青睐，增发股票很快被投资者认购一空。说明这个投资是长期、可持续、有好的回报的。

　　再比如，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这是美国第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这个指数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并帮助投资者了解社会责任评选准则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多米尼400社会指数跟踪了精选的400家公司，最初运作的10年（从1990年5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期间）的平均年收益率为20.83%，高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收益率的18.7%。

　　《中国投资》：目前国内资本对社会投资的兴趣如何？

　　徐永光：现在关注度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但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投资还处于一个推广阶段和实践阶段。现在实践很重要。后起的社会企业还很少，关注这个领域的资本还不太多。中国的投资界多数还不懂。政府话语里还没有出现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法律法规也是一种期望和愿望。所以先实践吧。

　　制度障碍

　　《中国投资》：您认为当下阻碍社会投资最大的制度问题是什么？

　　徐永光：要发展社会投资，就是制度一张纸的问题。我国1998年出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要求投入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的机构，应为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

　　这个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家把过去完全由自己控制和管理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领域让出来，设计了一个公私、社企模糊的空间来吸引社会投资，但也存在很大弊端。登记为民非，依据规定，投资人（法规称“投入人”）对该组织就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不得分红，不能向银行贷款，不准设立分支机构，许多机构不能获得免税优惠。

　　举个养老的例子，国家把民办养老机构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投资创办养老机构，并想获得国家对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就必须在民政部门申请“民非”注册，同时接受投资资产归社会所有、不能分红及资产不能用作抵押融资等法律规定的条件。要想办商业性养老机构，那就去工商注册，自然国家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切优惠政策也与你无缘。商业性养老项目很难办，商业地价成本和房地产税费都很高，要么定位高端，高收费，要么走套现快的“养老地产”的路子，配套的养老服务得不到保障。而公益性养老机构可以得到政府政策性供地和其他优惠政策，成本大大降低，但“民非”模式又意味着要放弃财产所有权，让很多投资者望而止步。

　　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问题是，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那么多慈善捐款来办公益事业，恰恰是商业资本接驳“民非”制度进入公益领域，才有了“民非”这种中国所特有的“社会企业”的发展局面。

　　《中国投资》：政府应该作什么？

　　徐永光：把政策设计好。目前唯一突破的是温州。温州市2012年推出的“公益新政”：确认登记为“民非”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投入满5年后，在保证不撤资、不影响法人财产稳定的前提下，出资人产(股)权份额经单位决策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在扣除举办成本、预留单位发展基金以及提取其他有关费用后，尚有结余的，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就给了那些心怀社会理想同时又希望进行投资选择的投资人机会，当年温州的社会领域就吸收30亿元民间投资，既解决社会问题，又有资金回报，效率也高。

　　链接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社会公益性是民办非企的最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在税收等方面对民办非企实行一些特殊的减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