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正式提出，经过数年，如今每座城市以及众多乡镇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12个词语，每一个都有丰富的内涵甚至不同的细分。

这是一套美好的表述，南都观察曾在2016年以此为基础，整理过一个书单，并且在历次互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图书作为礼物赠出。

过去的书单随着过去的账号消失了，如今我们更新了这份书单，每期学习两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更新完毕之后，将有一个全新的互动于12月29日推出。这是最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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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一言九鼎，重于泰山

即履约践诺，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倡导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信守诚诺，诚恳待人。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交友之基。为政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国家诚信而立威，社会诚信而有序，为人诚信而事成。

《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礼记·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郑也夫在《信任论》中追溯了“信任”与“trust”的汉英词源，其在各文化的典籍、俗语中的含义，提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

《独自打保龄》总结了美国社会建设运动之后的公民社会发展，跨度约从19世纪最后30年至20世纪末。其中最重点的是关于“社会资本”（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依赖的规范）的起伏。全书涉及作者数年的持续研究、广泛搜集的数据和案例。

在“互惠、诚实与信任”一章中，作者罗伯特·帕特南提出，“普遍互惠”意指：“就算我不认识你，就算我得不到丝毫立竿见影的回报，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因为我坚信，你或者其他人在未来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给我以回报。”有经济学家指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互相信任的社会拥有相当大的经济优势”。而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是相互强化的。

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讨论了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他指出，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

着名的“囚徒困境”常被用作“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为零或一个常数，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与“非零和博弈”的引例，人们常陷入“零和博弈”的思维中。为了进一步研究博弈与互惠机制，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1980年代用计算机竞赛游戏的方法让几个高校的团队相互竞争，最后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团队取胜了，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程序的逻辑建立在合作之上。

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罗伯特说：“人们习惯于考虑零和对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赢，另一个就输。然而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非零和的。一般来说，双方都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差。双方的合作是可能，但并不是总能实现。”

▍友善：推己及人，善心善行

它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孟子·公孙丑上》写道：“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荀子：“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孟子主张“性善论”，主张人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不但有口腹衣食之欲，更重要的是有善良的本性。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在此之上，人产生了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萌芽，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四心”为人提供了向善的可能性，只有不断扩充、培养这些品质，一个人才能成为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完人。

如果说人性本善，为什么还会有斗殴、战争、大屠杀？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研究了人类文明中出现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疑问为什么某些群体（如性取向方面的少数、移民、生理或心理残疾的人，以及各种特定的民族群体如罗马吉普赛人、犹太人等）曾在不同的时候沦为非人化的受害者。他进一步指出，非人化的具体表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思维结构三者共同的产物。另一个充满挑战的观点则是——维持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工具性力量便是群体间的敌对。

研究“社会资本”的罗伯特·帕特南的另一部着作《我们的孩子》中，他和研究团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序言中，他写道：“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景况，当时，小到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这像通往一个更友善的社会环境的新起点，经济在向上发展，人们有社区、教堂、学校，往来频繁。但随着经济下滑，到新世纪，传统工业区一个个衰落，商铺歇业、人口被迫外流、消费水平日益下降。

社会开始变得保守，作为主要生活场域的邻里社区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阶级隔离，教育隔离体现在分班、分校甚至是分学区，跨阶级婚姻也日渐衰落……种种因素叠加，“机会平等”越来越遥远。帕特南继续写道：“经济上的沉重打击突如其来，但一开始并未导致社会的败坏，这要归功于我们年轻时代仍然强韧的家庭和社区纽带，它们缓冲了经济崩溃的社会破坏力。但随着地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一届又一届高中生进入社会，那曾在五六十年代支撑起克林顿港这个小小共同体的社会规范，也在日复一日地受到侵蚀。”在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孩子们难再体验父辈经历的那种向上的、友善的社会环境，却开始遭受不平等的童年。

美国的渐进革新进程中有一个首要构成部分，即是私人公益事业，基金会是其中一种格式，也是首要的构成部分。有发自内心的个人友好善行，也有专业、系统的现代慈善。

资中筠研究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注意到除教会、庚款办学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该基金会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作用都大大出乎她的意料。“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一种什么理念？”从这个念头开始，资中筠利用各种机会留意收集有关美国基金会方面的资料，除书籍文献外，还利用短期访美的机会先后采访了20家以上的基金会、有关公益事业的研究中心及其负责人和专家。

从卡耐基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这也是中国慈善公益行业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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