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学术界就像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一般，很多人都染成了一个德性，一些人试图在比赛当中“抢跑”，反正违规的成本又低。如都这样，那这个圈子就只能溃败下去，还谈什么国家利器？

一些人并非是学术训练不足，而是选择在名利面前故意为之，比如“钻空子”“投机主义”等。个体的行为失范往往带来的是对整体的学术污染，是对集体的不负责，缺乏一种学者或研究者该有的基本道德律令。

作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的梁莹，最近风靡了整个学术界，学术圈里有人说，“自1978年以来，社会学的学者，还从未有人如此刷屏”。但对社会学这个学科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从开始到现在，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第二，她又是如何成为“404学者”的？尤其是后者，并非是钱和权的问题。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情：第一，39岁的“青年长江学者”是如何实现的？第二，是什么塑造出了这样的学者？第三，如何治理？

▌“走捷径”：39岁的“青年长江学者”

翻看梁莹的简历，1979年生，“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样的成绩和经历，可以说已经非常华丽，羡煞旁人，尤其对同辈群体而言。正如此事被“二次曝光”（起初网络中已有关于她学术、教学行为不端的指责，而后销声匿迹，《中国青年报》近期的报道已不是首次曝光）后，我从学界听到的那样，梁莹的一些同龄人在课上还曾夸赞她的成绩，让学生们向她看齐——39岁就功成名就。很多学者在39岁可能还是讲师或副教授，更别说能获得多少国家级的项目资助等。梁莹“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问题是，作为一名学者，梁莹的成长逻辑过于“异常”，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大跃进式”的发展。在学术界，除非个人勤奋过人且天资聪颖，否则很难达到这种程度。多数人都是按部就班，一步步研究、突破，一点点的“往上爬”。

梁莹被指抄袭、一稿多投等有违学术伦理的行为，并在近年主动撤回了100余篇在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早先密集发表论文、迅速晋升一样值得怀疑的，是梁莹大范围的删除过去已经发表的论文。

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梁莹靠着“走捷径”获得这些利益，也的确让她出名了，不仅带来了学术头衔，那些如今无法检索的论文，还曾帮助她获得研究经费、入选各项人才计划。但这并不符合学术伦理，所以如今“翻船”了，再一次出名。

同时，梁莹却没有什么悔改之心，我认为这是引起学界群体愤怒的主要原因。比如，明知自己犯错，却向记者解释说“上述情况只在自己学术生涯最早期，……刚读研究生，学术刚入门，不懂规范……”“当时期刊即使不接收论文也不会给回复，所以等一段时间还没有下文，会将论文修改后另外投稿。”“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

正如学界有人评价的那样，“这简直就是在转移矛盾”。个人犯的错误并不能全部转移给集体。

▌监督失灵与评价矮化：制造“404学者”的关键

至今，据说梁莹的英文论文还在线，但120多篇电子中文版论文被“404”了。即使在互联网上删除了这些论文，纸质版的期刊也早已发行并分布在各图书馆。已经发生的一切根本不会“一删了之”。

言及于此，就不得不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就第一个监督机制来说，期刊为什么不查重？

难道青年长江学者、博士导师、“一流大学”的教授，就可以免于查重？事实上，学界还真是如此。一些学术期刊直接拒绝发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文章，并非真的是文章质量不行，而是更看重作者的名头。这种“不看质量看名头”的学术发表逻辑，就会制造出这样的笑话。如此，缺乏第一道监督机制，梁莹的文章就这样顺利出刊。

其次，就第二个监督机制而言，南京大学对于这样的行为没有事先审查机制吗？比如当其填报人才项目的时候，是否核查过她的相关论文合规与否？是否抄袭？但凡出现类似的情况，应该被“一票否决”而不是“助纣为虐”。我认为每个大学都应该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审查和接受学术不端举报，依据情节严重程度而给予处罚。

再次，就第三个监督机制而言，社会监督有点迟缓。如今，在学界通常流行一个说法，“她是不是得罪人了？”这种思维关注“个人恩怨”而非“学术不端”这一事实本身，无益于推动同类事件的积极改变和发展。其实，社会监督也是一种监督机制，对学术监督同样重要。

所以，对学者而言，在发表论文或申报项目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对这三种监督机制存在敬畏之心？我想，如能考虑到这些后果，就不至于出现如今的局面了。相反，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抄袭、作假，最终只会身败名裂。

此外，如今的一些学术评价机制也的确存在弊端，我甚至认为这是“逼良为娼”。正如香港科技大学一位教授评价的那样：“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无不是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的关键”。当学术评价机制依然以论文为重，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即便有博士学位又怎样？没有这些论文去支撑学者申报的课题，有博士身份又如何？在学术圈，把课题给谁，要看前期研究成果（还要看其它）。所以，在论文上“做文章”就成了关键。相反，没有成果，很难在评价和竞争中取胜。

为此，近来又有部门发表政策性文件，要破除“唯论文”的学术评价风向，但我觉得很难实现。熊丙奇早在2016年就发表了《破除“论文情结”应回归正常的学术评价》，在学术圈里，也经常有类似这样的号召和呼吁，但至今也未能实现。

问题就出在，至今也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办法做评价。但不破除，今后还会形成类似“404学者”的学术困境。如此看来，这就是学术的一个悲哀、迷局和困惑。前不久，虽然浙江某高校声称要改革这样的局面，但至今却没有下文。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愚公移山的活，现在想将其移走，却因各种利益捆绑在一起，个体难以撼动整个系统。

▌走出“学术造假”：“404学者”的治理对策

梁莹的行为并非个案，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包括北京某博士生造假，最后还闹到了法院，还有一些因抄袭而被解除职务的教师等，可谓是不绝于耳。似乎，学界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人物。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并非是中国独有，日本的某博士造假，其导师自杀的新闻我们也曾听闻。所以，如此看来，学术造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值得深究。

那么，对于学术圈来说，到底该如何治理这样的现象？

首先，制度的监督。正如上文所述，要有独立的委员会，能够接受和评价收到的举报、监督，并且刚正不阿的查处违规行为，撇开关系、名头与权力等因素影响。同时，学术期刊也需要严格的规范化操作，而不能看关系、名头去发表论文。如有造假，甚至建议直接拉入黑名单，永不接受作者再次投稿（现在学界有这一监督机制，但一些期刊为了某些利益而没有真正实施）。等等。而且，法律应该介入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当中来，光靠大学还不够。

其次，风气的净化。如今，学术界的风气的确不太好，动歪脑子的人有很多。本身，做学问就是一个很累的活，又面临各种生存和升职压力，所以“走捷径”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在缺乏自律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很可能造成“反正人家那样做我也那样做”，这样想的人，连基本的学术敬畏都没有。此外，如今的学术界就像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一般，很多人都染成了一个德性，一些人试图在比赛当中“抢跑”，反正违规的成本又低。如都这样，那这个圈子就只能溃败下去，还谈什么国家利器？

而且一个良好的学术共同体也未有建立，一些违规者在某地待不下去，居然还可以去另外一所大学待。这就加剧了学术环境恶化。这种现象应该遭到抵制。

再次，个体的失范。个体在学术规则面前可以选择做与不做。我倒是觉得，一些人并非是学术训练不足，而是选择在名利面前故意为之，比如“钻空子”“投机主义”等。个体的行为失范往往带来的是对整体的学术污染，是对集体的不负责，缺乏一种学者或研究者该有的基本道德律令。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需要关注，也就是在开篇所述的，为什么梁莹有如此大能耐去“404”？我认为，如果在这过程中继续有违规操作，应该被某些部门处罚。否则如果任何人都可以“404”，学术造假会更严重。进一步说，如果拥有版权的学术期刊拒绝不合理的撤稿要求，并且支持网络平台继续保留这些论文（以作为留存、证据），就不可能出现“404学者”，学术论文也可以被更方便的监督。

事实上，网络也是一个监督机制，但它更多的是工具性的存在，尤其是从网络政治的角度出发。而真正想要走出这样的学术造假局面，还得让造假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包括期刊、各种评审机制的监督要完善，否则还会有下一批“404学者”。

虽说南京大学目前已经根据相关举报而成立了调查组，包括对其授课态度等一系列的内容进行调查，但我认为，这些有点晚，因为她这种行为已经造成了学术群体利益的受害，且影响到其他人的学术公平与发展，而这些损失很难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