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乡村儿童进城住宿读书已是普遍现实，而即便生活在乡村，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出人头地，告别乡土”。

历史虽然没有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但会展现在农民对家庭的情感、对村庄重大事件的记忆中。要想真正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不和他们成为朋友、不成为他们家的孩子，很难做到。

▌“离土”中国

5月31日，对家住河南省辉县市西平罗乡柏树湾村的丁丽萍而言，是“紧张的一天”。这一天，务农几十年的她将作为川中社区大学四周年庆典活动的优秀学员代表，在教育专家、媒体记者以及上百名学校周边村民面前上台发言。

“社大给了我们这些在家务农的妈妈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可以如此丰富多彩！”傍晚时分，晚会开始，丁丽萍登台。她由自己学习的“侯兆川的自然风光”“心理工作坊”与“手工制作”等课程开始，介绍了自己在社大的收获。发言结束，换上白绸衣裤，她表演了一段扇子舞。

丁丽萍的多才多艺“并不罕见”。晚会上，来自西沙岗村的村民们表演了舞蹈串烧；家庭主妇们在幼儿园老师的带领下踮着脚尖跳起了古典舞；大爷大妈则说起了快板、表演起了诗朗诵。

“社大的每一位学员都能唱能跳能写能画，每一年的晚会都让我感动。感动是因为当地农民以及幼教老师心灵与生活的改变。”谈起社大及庆典活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川中社区大学创办人孙庆忠满是自豪。

▲ 川中社区大学设在河南省辉县市西平罗乡的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是一所为当地留守妇女与老人开设的“终生学习”学校。孙庆忠在这里展开了乡村教育实验。 ? 丁广泉

川中社区大学设在辉县市西平罗乡的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距离县城35公里，由孙庆忠与时任川中幼儿园园长张青娥于2014年5月30日成立。村民即学生，幼教团队即成教老师，这是一所为当地留守妇女与老人开设的“终生学习”学校。

“我希望我这个教书匠能够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发挥微薄的力量。”孙庆忠告诉《中国慈善家》。

川中社区大学的发起源自孙庆忠与他的同事们对中国乡村“长期的‘把脉问诊’”。

2011年至2013年，围绕乡村教育困境，孙庆忠与同事在河北、河南等7省展开调查。他们发现，乡村儿童进城住宿读书已是普遍现实，而即便生活在乡村，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出人头地，告别乡土”。对家乡历史认知多少、与自然风光亲近与否，早就无关紧要；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村落礼俗传统，更是渐渐淡出了乡村生活……现在的中国，已进入“离土中国”时代。

“‘乡土中国’的概念由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当时中国还基本处于封闭的乡土社会。那么今天，中国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孙庆忠看到，当下的农耕文化在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对垒中，已处于“退到不能再退”的境地。据2015年国家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占总人口的58.52%；全国农民工总量28652万，比上年增长1.7%。

这些数字，在孙庆忠看来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败的一个真实写照”，“离土”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的主旋律。

▲ 孙庆忠给社大学员上课。 ? 丁广泉

▌“上游干预”

想要解决“离土”过程中乡村文化断裂的问题，就必须从教育入手，让学校发挥其传播乡村文明的功能。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源头出发，进行系统干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乡村教师职业倦怠以及留守妈妈不断逃离乡村等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孙庆忠在川中幼儿园展开了乡村教育实验。

一条通过唤醒乡村教师教育理想、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倡导村落留守人员终身学习、推动乡民精神世界改变的乡村文化复育行动路径，就此生成。

“我们的初衷不仅仅是以社区大学之名，唤醒周边百姓对学习的认同，还想将社大作为整个乡村文化的启动器。”在孙庆忠的观念中，川中幼教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是乡村教育变革最珍贵的资源。

在社大，他为20多名幼教老师量身定做了“五步培养法”：第一步，写观察日志；第二步，从书中寻求方法，激发读书愿望；第三步，学会读书，梳理学术观点；第四步，学会思考，激发写作欲望；第五步，出版教育教学专着。

▲ 社大学员诵读。 ? 张红梅

4年间，孙庆忠每学期定期前往社大培育幼教团队。在他的引导下，川中幼儿园的教师读起了陶行知、陈鹤琴、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大家的专着，养成了写“生活观察日记”的习惯。其中，教师张靓以一本10万字的教育笔记，记录了自己从2017年1月起整整半年对孩子日常生活观察的反思、对教学方法改进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刘晓红教授说，这些幼教老师通过阅读，学会了从实践中积累经验，认识并发现问题，再诉诸理论，寻求解决方法，最后又回到实践中验证，再次提升教育意识的专业循环。

老师们在社区大学和学前教育方面的行动，让山区的孩子拥有了优质教育资源，也吸引了留守妈妈和乡村老人走进课堂。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社大的课程让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体味到了美好，意识到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社大的分享会上，老学员，西沙岗村村民郎晓云分享道。

“我们办社区大学最核心的目标，不仅是提升农民热爱生活的能力，帮助其成为自觉的乡村建设者，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乡村教师成为优秀的教育行动研究者，在寂寞的乡村重新发现自我存在的意义，重新认识活着的价值。”孙庆忠告诉《中国慈善家》。

至今，前后加入川中社区大学的学员有252人，辐射了东沙岗、西沙岗、中坪村等周边11个村庄，既有90后的年轻家长，也有年过六旬目不识丁的爷爷奶奶。课程由最初的4门增加到舞蹈、美工、育儿知识、国学常识、美食与烹饪、生活叙事与口语表达、侯兆川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等24门。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在这里，孙庆忠和学生展开了乡村文化复建行动。 ? 熊悦

▌抢修民间记忆

以口述记录的形式，与村民共同寻回村落记忆，是孙庆忠探索出的另一个成功发掘乡村文化的方案。

与河南辉县社区大学同步，2014年6月，孙庆忠与学生来到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展开乡村文化复建行动。

泥河沟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其36亩的千年枣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最好的原始枣林群落。村庄三面环山，面朝黄河，窑洞与枝繁叶茂的枣树相映成趣。然而在惊叹于当地自然景观的同时，孙庆忠发现，传承久远的村落没有文字记载，盘根错节的枣树也无神奇传说。

“历史虽然没有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但会展现在农民对家庭的情感、对村庄重大事件的记忆中。”为了解村落历史，孙庆忠带着学生前去寻找熟知村庄掌故的长者。

他们到达泥河沟那天，却是村里最有学问的武国雄老人的周年祭日。无缘与这位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大队书记、小学校长谋面，使孙庆忠明白了一个事实——“没有哪位老人能够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那些足以留住根脉、凝聚人心的乡村老人的记忆，随时可能会在转身之间消失。

这件事情催促着孙庆忠加快抢修民间记忆的工作进程，为泥河沟采录一部口述历史的愿望由此萌生。他决定，为泥河沟留下一部定格历史并呈现当下村落形态的文化志。

“采访表面上看是家庭史和个人的生活史，但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我们描绘的是一个社会谱系。”这是在泥河沟他与学生破解田野工作认识的基点。

▲ 口述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孙庆忠不断提醒学生，田野调查是心与心的行动，需要走进受访者的精神世界。 ? 熊悦

王春英1943年出生，18岁嫁到泥河沟，佳县修沿黄公路时毁了她家18棵枣树，几年前工业园区输水管道维修又毁了她家枣树67棵。老人天天哭，“抚育枣树就跟孩子一样”，那些枣树都和她的孩子同龄。

她从母亲的视角讲述了集体化时期白天出工修田背石、晚上回家织布缝衣的生活状态，讲述了自己与枣树、土地和大河的复杂情感。

通过王春英的故事，孙庆忠想让学生明白，“强调受访者经历的历史事件，强调其所处时代大背景”，不仅是采访技巧的现实需要，也是走进村民生活、理解其悲喜人生不可或缺的路径。

基于这种角度的挖掘，泥河沟村民的人生起伏，和他们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连接在一起，展现了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

▲ 在泥河沟村内老人的讲述中，破旧的11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

在村内老人的讲述中，破旧的11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往昔的激情岁月得以重现……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之谜。人类学研究就是理解他者并且破解他者的生活形态。”孙庆忠说，“口述历史不仅可以重建人们活过的日子，将小地方与大社会联系在一起，也以生活记忆的方式呈现出地域文化，使之成为凝聚乡村、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心与心的行动”

口述史是发掘乡土文化的重要路径，但如果被访者不以信任为基础，讲述就只能流于表面。“要想真正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不和他们成为朋友、不成为他们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口述资料的搜集过程中，孙庆忠不断提醒学生，田野调查是心与心的行动，需要走进受访者的精神世界。

戏楼通往村口的小路被戏称为“泥河沟的星光大道”。每天劳作之余村民或往这儿一站，或骑在墙上，聊天逗闷子。入村之后，这里成了孙庆忠与村民交流最多的地方，3年下来，村里的老人90%他都叫得上名字，甚至对其祖宗谱系也“了如指掌”。一位当地官员曾开玩笑地“考”过孙庆忠，当天正好“星光大道”的墙上坐着11个老汉，从叫什么名字，到儿子在哪里工作，家里几口人，孙庆忠一个一个地讲，11个人中只有一个“没有叫出名字”。

当彼此间达成信任，曾经紧闭的心扉打开了。武岳林老人1944年出生，当过风水先生，是村里的文化名人，经过三次登门拜访，老人把家里同治、咸丰年间的老账和老地契，以及民国时期的手抄家谱取出。他告诉孙庆忠：“我以为你们来了，问问就走，可没想到你们真的在这里做事，还有娃住在我们家，所以不交代都说不过去。”

武忠兴老人设计工程全靠经验，从来不画图纸，设计的水坝至今“十分牢固”，是孙庆忠一行访问的对象，但老人总是“躲着调研者”。

一个冬日，老人与孙庆忠相遇在村中河沿，孙庆忠邀其一起前往其曾亲手指挥修建的水利工程。路上，因为耳背，每逢孙庆忠问话，老人都需要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下来听，之后孙庆忠再帮他把帽子拉上去。全程一个半钟头，帽子不断地往下摘，孙庆忠不断往上扣，就这么一个动作，感受到尊重与关心的老人，开始“慢慢享受这个温暖的过程”。第二天，学生再去拜访，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希望以民众参与的方式，与村民共同找寻历史，让没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守望的热情。同时，也希望因为这份力量的注入，让那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产生回望的心念。通过这份怀旧和乡愁，不断地唤醒他们对故乡的情愫。”

经由3年时间，65天的驻村采访调查，2017年，孙庆忠及学生与村民共同完成了3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泥河沟村从此有了自己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与文化。

▲ 2016年，孙庆忠在当地举办了泥河沟夏季大讲堂。 ? 熊悦

口述历史之外，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发展也是孙庆忠泥河沟乡村文化复建项目的工作内容。2016年，孙庆忠在当地举办了泥河沟夏季大讲堂，推动村庄成立了“泥河沟老年协会”，与村里的老人们讨论泥河沟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 泥河沟大讲堂。 ? 熊悦

次年，村民自发成立了“枣乡青年协会”，吸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关心家乡，尝试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和特色枣产品开发。此外，泥河沟农历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打醮仪式、三月十二的佛堂寺庙会等传统仪式，与新搭建的平台“枣园文化节”相得益彰，彰显了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力量。

▲ 泥河沟村晚会。 ? 侯玉峰

“我们之所以要去复育乡村，就在于中国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的道路。本世纪初人口学家预测，再过40年还将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乡村复育的核心就是让乡村重新拥有自己的活力，这是需要我们一起共同编织的乡土中国梦。”孙庆忠说。

▌高峰体验

乡村工作并非全是愉快的体验。身体最为孤寂、冰冷的时刻在1994年，孙庆忠前往辽东做萨满教民俗调研之时。

辽东地广人稀，天黑极早，村落与村落之间有数公里之远。夜晚听完一肚子鬼怪传说，孙庆忠在背包上系一个铜铃铛，伴着月光深一脚浅一脚踩着乡间的土路回住地，用月光和一路的铜铃声驱散黑暗与恐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孤寂与冰冷又变成心灵上的体验。是时，尚在读博的孙庆忠以“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为题，对广州市海珠区的旧凤凰、下渡和鹭江三村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中，“城中村”改造带来的“村庄的终结”，传统宗族文化的瓦解，村庄向都市化渐进造成的心理屏障，几条街道之隔乡村和都市之间无法跨越的阶层壁垒，让他感受到“比辽东的黑夜还要凄凉的孤独”。

在泥河沟村的经历同样如此。泥河沟隶属于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吕梁特困片区。调研三年，每当听到泥河沟春旱无雨枣花无法坐果，或者打枣前雨水连绵果实烂了一地，孙庆忠的内心都会“隐隐作痛”。

“我的探险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是造成把我带回去那个旧世界的结果”，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其着作《忧郁的热带》中，用肖邦《E大调练习曲》形容这种痛楚。行走于南美，舟车劳顿，满目印第安部落生活的苦困，使列维-斯特劳斯内心凄楚，耳中萦绕不绝回响着肖邦这首悲情之作。

孙庆忠心中类似的“悲伤之音”，一直持续到2015年7月13入伏这一天。那天，按照陕西的习俗，村民要去黄河“浮河”，以洗去身上的病痛和晦气。孙庆忠坐在河畔，看着村民们赤裸上身跃入黄河水中，随浪翻滚游到滩地，起身在滩上奔跑。午后的阳光中，陕北汉子脸上憨厚而畅快的笑容，健壮的身体与天地、河水相映的画面，让他“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那一刻，他想起了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理解了路遥，也明白了为何天灾人祸频发也并未使黄土高原上的乡村故事就此终结。他感受到，在孤立无援的日子里，面对满目萧索的环境，村民们心底仍藏着一个依稀可见的希望。正是因为这份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双手，相信生活一定会有转机。

“这就是平凡的世界里的悲喜人生吧！”孙庆忠为他们胸襟的豁达而惊讶，“希望那黄河的水再柔一些，再慢一些”，能够让村民在黄河滩上如孩童般赤身自由奔跑的时间，再长一些。

从泥河沟回北京的火车上，孙庆忠的心中响起了《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这一经历被他视为人生与学术领悟上的“高峰体验”。

同样的体验还有一次。2006年，在为2004级学生上的一堂“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课上。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着作《仪式过程》引发了孙庆忠的感想，他以大学和大学精神为核心，讲了“朝圣”的意义与价值。他告诉学生们，“大学是人生超越庸常的阶梯”，如果把大学当作一个圣城，求学的过程就是朝圣。

因过分投入，铃声响起几分钟之后他才意识到已经下课。就在他转身擦黑板的瞬间，突然间听到满屋的掌声，“全班68名学生集体起立，久久地为我鼓起掌来。”

那天，他骑车回家“用了一个半钟头”，比往常超时50分钟。在路上，回忆过往，他想起求学的瞬间，想起七八十岁高龄依旧坚守讲台，并每年下乡进行田野调查的乌丙安、黄淑娉、沙莲香等几位老师，那一刻他“被幸福包围着”，深深感受到了作为教师的“神圣性”。

“我希望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能拍着胸脯说，我已用学者的真诚和良知全心地对待了教师这份神圣的事业，为乡村文化、农业文明的复兴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孙庆忠说。

*首发于《中国慈善家》2018年7月刊，原文标题《孙庆忠：守望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