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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曾收到一则留言，来自一位刚高中毕业的同学，他预见到自己或是其他同学可能会经历的“工厂生活”——机械、压抑的工作，远离家乡的孤独。留言连同编辑的回复，以“回信”的形式发表了出来。

后来我们又在沙龙或邮箱里收到了更多的信息，它们看起来很“私人”，却又让人共情。这些生活经历，或者某种困惑，也往往是我们自己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有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话想说，既回复他人，也回答自己——这个熟悉或陌生的问题，我们想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希望彼此是倾听、交流的，即使回复可能会有些“私人”、显得不成熟。也期待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以不同的侧面或反驳，让一个个问题更具体，让讨论更深入。

南都观察过去的账号消失了一次，一些往来已经难见踪影。现在我们想重启这种交流，一起来面对和思考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这是最开始的第一篇——

南都观察，

我来自农村，我的小学同学绝大部分都是初中还没上完就不上了，然后呢，可能是他表姐啊表哥啊或者同村的大人在哪个工厂工作呢，就去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挣的钱够花，年轻人花钱也狠，有不少都是因为一些事不想干了，回家却没路费，只能跟家里要。

这几年越来越挣不到钱了，但是他们始终前仆后继，迫于生活，迫于家庭，毕竟不管怎么说，进了工厂也算是有个稳定的工作了，在街坊邻居面前也算是不那么被瞧不起。

而对我而言，今年高中毕业，前几天还有富士康招聘电话打给我让我去。问她怎么得到我的联系方式的，回答说老师给的。我有不少同学都是毕业了，因为中介找老师，让老师介绍学生去进工厂（一个貌似奖励500元），去了工厂，大部分都是富士康这种的电子厂，机械地重复着工作，压抑，孤独，远离家乡，这种事怎么说？不可说。

月楼

2017/07/15

月楼你好，

我也来自农村。我上学的时候，家乡正在兴建一个石化基地，县里的职高也跟着变化，有了很多对口的职业教育课程。我的很多小学同学，一些中学同学，就去了职高，毕业之后直接去建好的石化工厂工作。

再几年，有人离开工厂自己开了小店，有人结婚生子，辞去工作在家带自己的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有人去了更南方的工厂，一年后又回去了。还有几个同学一直都在，也许换了岗位，涨了薪水。

我猜想最直接的差别可能在于，我所说的石化工厂，就在我的家乡，所以同学们没有乡愁。里面的工作应该也不像富士康这类工厂，精密地把人拆分成流水线上的“零部件”，让人变成必须长时间高频率机械工作的“机器人”。

2010年4月，第七起“富士康坠楼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将原因大致归结于二——一是坠楼员工多为入职不久的年轻人，缺乏适应社会、处理情感的经验；二是“富士康比较强调严格管理，甚至半军事化管理，有各种严格的考核，生产任务一直都非常紧张”。新生代员工文化程度高，维权意识强，需求个性发展，企业陈旧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工人的需要。

细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反复枯燥的工作、不尽满意的报酬。坠楼事件陆续发生时，深圳富士康一线员工的基本工资是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每个月900元，员工必须靠频繁的长时间“自愿”加班才能拿到更多的工资。

当年五月，有学者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调研，发现每天工作10小时的员工占60.7%，10小时以上的占20.3%。《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为“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若以此为计，一般认为216小时可以作为每月工作时间的上限，按照这个标准，该调研发现富士康有85%的员工超时工作。（徐道稳，2010）

我们的社会常常以“价值”判断一切，连人也不例外，总以一个人创造的价值来衡量他存在的意义。稍不留意，我们就与机器无异。

但价值和意义是不能用来比较的。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是客观可衡量的，是一小时里贴在主板上的540张胶纸，是十小时里坐在显微镜前拿着小刀修理产品上的毛边。意义却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可能是陌生人用我们生产的手机拍了张团圆照片，也可能是我们拿着一年的积蓄回乡过年。我们自己所珍视的意义，也希望被别人尊重。现实却是，有时候我们为工厂创造了价值，却没有感受到意义。

更重要的问题似乎也在于此——没有感受到尊重、权利得不到保障。员工的权利不止在于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不被拖欠工资。还在于受尊重的权利、合法申诉并被保护的权利……

“富士康事件”的一位“幸存者”田玉曾说，她在工厂里一直被流水线的负责人责备做活慢，因为工厂里的失误，一直没有拿到工资卡，不能把钱寄回家里。找各方解决求助，却一直被踢皮球，打110却被直接接回了厂里的安保系统。在封闭的环境中，她得不到任何支持，最后选择了跳楼。

我们拿《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里面有关于我们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的各种规定。其实还有一部《工会法》。宪法赋予了我们自由结社的权利，《工会法》则进一步规定了“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工会的集体协商维权机制可以扩大我们的力量，比如，第20条其中一款就规定：“企业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求企业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深圳富士康自2000年正式运行，但到2007年底才成立工会组织，最初因为专职人员不足，人数众多的职工难以从工会中得到帮助。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甚至显示，在深圳富士康，工会被列为“最少求助”的对象。2008年，广东佛山一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成立工会之初，虽是全体职工参与的选举，但工会委员候选人中全是公司领导，无法保证工会的独立。

相对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处于经济从属地位，有学者认为单纯由劳动者自主组建、运行的工会，负责人常会多方考虑，而难以真正充当劳动者集体权益的代言人，甚至容易被用人单位招为“傀儡”。（赵红梅，2010）

虽然法律的制定和具体的实施有大大小小的差距，但是并不阻碍我们去了解它，并努力争取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而一旦争取到了一些，就要牢牢守住。

2013年，六所高校的师生在深圳、武汉的三处富士康园区展开工人调查，发现多达92.7%的工人知道富士康有工会，有60%的人知道劳动者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参与工会选举的比例只有5.3%，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各层级工会的干部是谁。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多达89.8%的人知道集团工会下有24小时开通的投诉渠道，但只有32.5%的人曾经使用过该投诉方式。有投诉经历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47.4%的人在投诉问题后“经常”或“偶尔”受到老大（上级主管）的打击报复。

我想，如果是我，我会做什么呢。能做的大概也只是，在关注自己的报酬之外，争取我的休息时间，留出一部分时间关注工厂的工会，了解它的运作方式，投票给我了解的人或者弃票。接受我信任的媒体的采访，必要的时候要求匿名。接受学者的调查，向他们详细描述自己的境遇和感受。

如果遭遇困境了呢。我大概会求助工会，求助警方，求助媒体。我知道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工友组织，也许其他城市也有，只是并不好找，找到他们。他们有更系统的知识可以帮到我，也能提供更专业的支持。告诉其他工友，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一定会表达我的不满。如果一切办法都穷尽了，离开那个地方。我们都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想未来，去学习，去关心你爱的人，把自己孤独的，告诉给父亲母亲或者日记，让自己更强大，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面对的变化太大了，好像昨天都还在教室里学写拼音，今天就被丢进了混混沌沌的社会里。未来可能还会遭遇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问题，由此衍生出的社保制度、医疗制度等都是农民工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它太复杂了，好像所有人都还在探索。但是有些具体的事情，就在当下，我们也可以去做。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向他们求助，帮助其他人。

我家门前有一棵银杏树，我陪着它长大的，最近几年它终于结果了，落在地上的果子臭臭的。离家久了，我总能想起它，有时候银杏叶是翠绿翠绿的，有时候是金黄金黄的。还有我小时候穿过的树林，弄脏我运动鞋的泥巴地。

你看，我们踩着泥土，陪着家乡的树长大，它们应该都还在吧。独孤压抑的时候，它们或许也是一个念想。我们也可以回去，休整或者再次扎下根来。

祝你能承受面对的孤独。祝你好。

袁满

2017/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