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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继不久前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高铁霸座男”之后,又来了一个“高铁霸座女”。在G6078永州开往深圳列车上,一女子车票为10D但是坐在靠窗的10F座位,列车安全员上前协调,女子辩称“车座上面又没写(座位号)”,并拒绝身份证检查。该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上,再一次引起群情激奋,关于霸座者不守规则的批评不绝于耳。
▲ 网络上接连两起“高铁霸座”事件,当事人均霸占住本不属于自己的座位,以各种理由和其他人“辩论”。
霸座自然是错的,不守规则也该被批评,不过我们的舆论似乎只有在类似事件时才会反复提及“规则”。事实上,近期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规则的失守有关,而它们的严重性可能远甚于高铁霸座,但舆论在讨论这些事件时,却往往疏忽了对规则的提及和强调。
比如买房摇号关系户内定,是对公平、安全、诚信的交易规则的破坏;收视率造假,就是对影视市场规则的毁灭性破坏;不断变化的公积金政策、社保政策、监管政策,也是对民众潜在规则预期的一种破坏……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一直存在的核心问题:从官方至民间,我们普遍性地缺乏规则意识。
这让人想起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规则应该是exe,它要像程序一样运行起来;但在中国,规则却时常像是txt,被任意修改,甚至有时直接被丢进垃圾箱。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讲规则?
▌规则:利益博弈和稳定预期
我们对于规则这个词非常熟悉,每个人口头上也都懂得说要遵守规则,但并不见得人人都知道何为规则,以及规则为什么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主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称,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这个定义也适用于规则,规则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某些关系的思想习惯。这些关系涉及的核心,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总结,即利益博弈。因此,不妨这么通俗地理解,规则是利益的一般分配方法。
在通常情况下,规则的潜台词是公平公正。正义的规则为何重要?很明显,利益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却是无穷尽的。有限的利益,无限的需求,如果没有人人认可并愿意遵循的分配方法,那么利益的争夺就将变得残酷血腥,我们的社会也很可能变为人人争抢、互相戕害的丛林社会。
朱光潜对此有过形象的解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而同时又秉有反社会的天性。想调剂社会的需要与利己的欲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有法律道德为之维护。因有法律存在,我不能以利己欲望妨害他人,他人也不能以利己欲望妨害我,于是彼此乃宴然相安。因有道德存在,我尽心竭力以使他人享受幸福,他人也尽心竭力以使我享受幸福,于是彼此乃欢然同乐。”法律和道德,其实也是规则的两种不同形式,规则可以确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
规则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它能够给人们稳定的预期。就好比上高铁不用抢座,因为大家都按票入座;努力工作,因为知道能拿到薪水;遵守交通规则,因为这样就能平安回家……这种稳定的预期,可以减少我们内心中的不确定性,极大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它也是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为人们相互信任。
▲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并期待人人遵守规则,社会有序运转,包括红绿灯的规则。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追缉:炸弹客》则提出了新的疑问——人类是不是被规则驯化了?当一个人开车行驶在一条四野无人的公路上,遇到红灯时,他主动停下来等待红灯,他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主动停下来,能否抛弃规则直接开过去,等红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 Manhunt: Unabomber
规则的意义如此重大,一旦它被破坏或不被信任,就意味着利益分配方法失效了,人们为了利益重新陷入没完没了的博弈;我们的稳定预期也被打破,一种不确定性将每个人裹挟;信任也失去根基,怀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不必讳言,我们对于这一图景并不陌生。规则究竟是如何被破坏的?
▌人情和关系重于规则
规则不被信仰,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源头。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论述道,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也即,乡土社会的利益分配依照的不是公平公正的契约和规则,而是约定俗成的“礼”,以及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人情”。
延续至今的乡土社会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价值观,对国人仍有非常深重的影响。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土社会面临崩塌,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没有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观念的转变远远滞后于经济的进步,礼俗和人情变幻成新的形式出没在现代社会——这就是“关系”。
进入陌生人社会,血缘和地缘的因素在淡化,但“拟血缘化”现象却日益凸出。比如很多人动不动就称呼自己的朋友为“这是我兄弟”。这一方面是因为关系亲昵,但另一方面是,多了兄弟,就多了一层人情,就多了一层关系,在利益的分配时就多了一层优势。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所以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城市里,“找关系”依旧是许多城里人的日常。小孩上学、看病、买房、办事……都在找关系。很多人对霸座者恨不得在舆论上“得而诛之”,但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同样不守规则,只不过是没有曝光在聚光灯下而已。
▲ “关系”一词在中文里的含义之复杂,已经不能简单用“connections”或“relationships”来翻译,因此英文世界中不得不用“guanxi”这一拼音词汇来报道诸多与中国文化、官场有关的内容。
▌公权力的阴影与潜规则
人们不相信规则,而是选择找关系,一旦关系起作用了,其实也就意味着规则被破坏了——这反过来坐实了规则是失效的。而规则失效,人们只能找关系,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台面上的规则是一套,可私底下运行的却是潜规则。
历史学家吴思对潜规则有深入的研究。他是如此定义潜规则的,“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可以说,潜规则是隐蔽的、不正义的利益勾结。
问题的症结在于,谁有如此大的权力和能量,更改着利益的分配方式?——公权力。
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公权力,让公权力成为利益分配的裁判员,公权力理应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提供正义的服务。可某些时候,缺乏有效监管和约束的公权力,携权力以自重,将权力转变为攫取利益的工具。就像社会学者于建嵘所分析的:“潜规则盛行这种现象的实质,其实是掌握着各种政治和社会资源的群体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性主导,即利用其既有的优势地位、通过扭曲正常的竞争机制来排斥其他群体对社会资源的享有,从而保持本群体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裁判员要么将利益的分配天平向自己倾斜,要么通过权力寻租为他们谋取利益。
套用培根的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公权力对于规则的一次破坏,也抵得上树立N个道德典型,因为从源头上污染的破坏力比什么都强。由此可见,公权力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公权力如果无法成为规则的践行者,民众也将难以树立对规则的信仰。
▌违反规则成本太低,劣币驱逐良币
说到底,人是利益动物,利益是人们大部分行为的出发点。试想一下,如果违反规则的成本很高,甚至高于收益,那么没有人敢违反规则。如果违反规则的成本极低,而收益极高,那么规则被践踏将成为常态。比如最近舆论关注的收视率造假,黄金档一集电视剧的收视造假轻松可以获利数十万,但法律对于收视率造假的惩戒机制和措施却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诉讼或问责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高且成功案例较少,令人却步。这自然引得造假者前仆后继、有恃无恐。
但对人心冲击更强烈的是,违反规则的人获益也就算了,可遵守规则的人却在吃亏,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北京通州的一起车祸的视频曾引起社会广泛热议。四辆车中,一辆大货车冲撞红灯,它旁边一辆出租车则守规则地停下来了;没一会,大货车后面的一辆装石头的大卡车也想闯红灯,结果被右侧一辆实道并线的小轿车晃了一下,发生侧翻,将出租车压扁,“唯一守规则的出租车司机惨死”。这样惨烈的事件的确是个案,但好人吃大亏却并不罕见。
▲ 电影《一个勺子》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乡土社会的带着黑色幽默和讽刺的故事,对社会上种种潜规则也有很多刻画。 ? 一个勺子
这时,遵守规则的人反倒要时刻面临内心的煎熬:当你发现违法乱纪的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高,而遵纪守法的成本如此之高、收益却可能为零时,你能抵挡住违法的诱惑吗?当你发现身边的人利用潜规则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坚守规则的你却原地踏步,甚至成为他人的“眼中钉”、举步维艰,你是否会对规则产生怀疑?你是否还有坚守的勇气?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人性的“公地悲剧”便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到最后没有多少人愿意遵守规则,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由此崩塌。
虽然潜规则泛滥,但很多人内心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规则的向往,规则不仅意味着最低的交易成本,还意味着稳定的预期和内心中的安全感。因此舆论时不时就会爆发一起对违反规则的人的全民讨伐大会,从北京动物园老虎袭人,到女教师阻拦高铁关门,再到高铁霸座男霸座女,以过犹不及的方式召唤规则(比如人肉搜索、网络暴力本身就是违反规则)。只可惜,规则的重塑并不能通过这种群情激愤的讨伐大会实现,它需要的是上至公权力,下至我们每个人自身,从立法、执法乃至日常言行举止等方方面面的系统性调整。
*原标题《为什么规则在中国是 txt,而不是 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