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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看客，无论是什么身份，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都应该就事论事看待这个事件。先理清基本的事实信息，警惕信息源，追问证据，核实信息的真伪。在事实信息的基础上才可能判断是非，这时也要注意避免立场先行或诛心，也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

一场游客与酒店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关乎民族脸面的外交事件。

9月2日，曾先生带着父母到瑞典旅行。他们在凌晨前到达酒店Generator Hostels，但由于预定的是2号的住宿，午后才能入住（Booking.com显示，该酒店规定的入住时间是下午2点），而1号酒店客房已满。曾先生及父母在酒店待了一段时间，希望能付费继续在酒店大堂过夜，被酒店拒绝，但三人未离开，并与酒店发生冲突。酒店在凌晨快2点时报警，警察后来将三人带上车，放在世界文化遗产“林地公墓”（Skogskyrkog?rden）地铁站旁约100米的路口后离开。

这条“中国游客被瑞典警方粗暴对待”的新闻有没有占据你的朋友圈？就此你到底怎么看？是中国游客素质低、蛮横不讲理，还是瑞典警察歧视国人、侵犯人权？

与“中国游客”有关的话题，往往都是自带流量的天然热点。《环球时报》第一时间的评论，标题就是“气炸中国人”。因为对民族身份的本能认同，这类话题最能煽动情绪、引爆讨论。

但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一场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如何避免陷入非理性发泄情绪的泥沼？

▌如何厘清事实

发表任何观点，都应基于事实。关于这一事件，网络一时间出现大量信息、传言，也有各执一词的媒体报道。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1）关注信息源

我们在关注公共信息时，需要建立强烈的信息源意识：我看到的这条信息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应该尽量去找原始资料、一手信息。道理很简单：信息经过转手次数越多，越容易失真。

但寻找一手信息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而记者的职责，就是帮助公众调查、收集、梳理庞杂的一手信息。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作为我们的信息源。

｜一手信息

目前能找到的一手信息只有网络流传的短视频，但画面并不连续，也只是片段，没法完整体现整个事件。

视频中，两个女警察把曾父从酒店抬出，曾先生在旁边大喊“This is killing（这是在杀人）！”。曾先生指着躺在地上的父亲和坐在地上的母亲说，“他们是病人，我们只希望在酒店再待2或5小时，这些警察却这么对待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一个警察搀着曾先生的胳膊试图把他带到车上，他转身趴倒在地上大哭。曾母坐在地上哭喊“救命啊”，两个警察站在其身后。

｜媒体报道

不过，关注此事、直接采访了相关当事人的媒体很多。目前曾先生主要通过《环球时报》《环球网》提供信息，而瑞典发行量较大的《晚报》（Aftonbladet）采访了酒店经理、警方和目击者[1]。

需要警惕的是，很多自媒体多是对上面二手信息的转载、再加工或评论，我们在使用时需要警惕其中是否有曲解，必要时仍需追溯原始报道。

那么这些采访了当事人的媒体报道是否就完全可信呢？

我们同样要关注媒体的专业度、公信力。例如，《环球时报》常常被质疑立场先行，并不是一个公允的信息源。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媒体报道中有没有平衡报道，也即是否充分采访了当事双方，对争议事实有全面的呈现。《环球时报》第一时间的报道《看完能气炸中国人！瑞典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就非常典型的，全程只有曾先生一方的叙述，完全没有瑞典警方或酒店方的发言。

▲ 来自环球时报

2）关注证据

在辨别信息时，我们尤其要关注媒体提供的论断，到底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撑，包括有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驳斥。

例如，《环球时报》称：“酒店粗暴地让曾先生三人‘立刻滚出去’”，后来“警方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拖出酒店，扔在地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意识模糊并开始抽搐。当地警方旁观这一情景，仍未给予任何人道帮助”，“围观的众人纷纷指责警察行为恶劣，要求警方给予救援”，“警察没有施救却持枪驱散人群，并试图抢夺曾先生手机”，“在车上，警察盘问曾先生是否是难民”，“还殴打曾先生的母亲和意识模糊的父亲，并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父亲被打醒”，最后“警察把三人推下车就扬长而去”。“周围阴森恐怖，三人瑟瑟发抖半小时后”，经路人帮助返回城区。

记者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从行文来看，记者的信息源只有曾先生一人。事实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比较可靠的证据是：

① 完整的视频记录，包括酒店内和酒店外的监控记录；

② 事发后医院即刻对当事人的验伤报告或身体检查证明。

前者还看不到，后者目前看来不存在。

而《环球时报》目前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视频的截屏，展现两个女警察抬着曾父出酒店。

▲ 来自环球网

这能否证明警察有不当的暴力？也考虑两点：

① 警察在抬人之前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曾先生说，“向警方说明父母身体情况并出示服用的药品，自己可离开，希望父母暂时休息”，并表示“自己是游客而非难民”，但“警方没有过多回应”，曾先生就出了酒店，警察随后就把曾父抬出了酒店。但还没有证据证实上述信息，也缺乏其他当事人的陈述。警察在酒店内、酒店外和车上到底向曾先生提供过哪些信息？例如，有没有介绍过瑞典相关的法律规定，曾先生三人行为的后果等。这需要进一步了解。

② 曾父当时是否生病？视频中可以看到曾父躺在地上，但无法判断是否发病。瑞典《晚报》采访警方和酒店人员，均表示，并没有看出曾父身体有恙。并且，如果按《环球时报》的说法，“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意识模糊并开始抽搐”，听起来比较严重，那即刻就医可能是必要的，但并没有信息显示曾父后来曾在瑞典就医。

总的来说，这张照片和现有信息还不能证明警察在酒店处置纠纷时有不当暴力，需要当事各方提供更多信息先回应上面两个问题。

另一张照片据称显示的是事发三天后曾父的肋骨区域的淤青照片。

▲ 来自中国之声

这张照片尽管有一定证明力，但相对有限。例如曾父到底哪里被殴打了，程度如何，需要曾先生及父母进一步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其实事发第二天曾先生已经去警局投诉，曾先生向媒体的陈述应该和向警局的投诉保持一致，如果有曾先生签字、在警局存档的投诉说明，会比《环球时报》的二手信息更加可靠。

再看不同角度的信息。瑞典《晚报》采访的目击者说看到警方相当克制，试图平息场面。一个佐证是，视频片段中，当曾母坐在地上哭喊“救命啊”，警察站在旁边看着当事人，没有采取强制行动。当然，也要谨记视频只展现某个片段。

另外，根据瑞典《晚报》[2]的报道，9月3日时曾先生已经去警局投诉，调查人员Mats Ericsson在9月7日完成调查，后者认为警察并没有犯罪行为，操作是按照常见和标准的流程进行的。

3）有意识的验证真伪

对于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关键事实，我们也可以自行检索判断真伪。

例如，《环球时报》称，警方开车半小时后，把曾先生一家放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坟场。但通过谷歌地图可以核实，这是虚假信息。“林地公墓”距离事发酒店约7.8公里，并不属于郊区，距离酒店车程大约10分钟。

也有其他自媒体表示，Generator Hostels酒店大堂很小，没地方让人休息。但来自酒店预订网站的照片可以证实，大堂并不小，还是有可以坐的椅子和沙发。

▲ 来自环球网

关于该事件的事实部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环球时报》和瑞典《晚报》提供了转手较少的信息，但信息之间存在矛盾，很多信息也缺乏证据的支持，仍缺失一些关键的信息，《环球时报》的信息来源也很单一。尤其是涉及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曾父是否发病？除了抬曾父出酒店外，警方是否有暴力行为，甚至殴打当事人？警察和曾先生进行过哪些沟通？在诉求被拒绝后，曾先生是否明确表示会配合警方的工作另找酒店？

如果要对事件作出更公允的判断，需要当事各方进一步提供信息，补充证据，必要的话，也需要有专业度、公信力的机构、媒体对证据予以核实。

▌如何公允评价

搞清楚基本事实后，我们才有可能公允的评价整个事件。但在评价时，必须注意这么几点：

1）避免立场先行

分析涉及不同种族身份的热点事件，最忌立场先行。

例如，有的人有过于强烈的“爱国观念”，在中外发生冲突的时候，永远只站在中国人的一方；有的人则会因为自己曾在国外感受到过歧视，看到涉嫌不合理对待中国人的事件，会先入为主认为歧视中国人；有的人曾经见过缺乏素养的中国游客，也会先入为主反对中国游客的言行。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警惕自己的预设立场，回到证据，就事论事。

此外我们也要避免因为某人支持某一方的观点，就给他扣上立场先行的帽子。

例如有文章认为，支持警方的中国人，就必然“认为西方的便是好的，西方人就是没有错，要怪就怪自己”。这种思维其实犯了一种错误逻辑：简单倒推。如果某个人立场先行，可能会导致支持瑞典警方的观点，但支持瑞典警方的观点，未必就一定是立场先行。也有可能他在了解了各方的言论和证据之后，就事论事得出支持警方的结论。

▲ 来自微博截图

2）切忌诛心

诛心，就是揣测别人的动机，也就是做事时心理上的出发点，而这是难以证实的。

例如，有人认为警察的行为，动机就是歧视中国人。但这其实比较容易被质疑，根据瑞典《晚报》的报道，上文提到的调查人员Mats Ericsson表示，“据我所知，对于斯德哥尔摩的警方来说，从市中心驱离人的时候，放在林地公墓是很常见的做法”。如果经核实确实如此，那就难以证明中国人遭遇了歧视。

例如，有人认为曾先生没有第一时间预定别的酒店就是为了省钱，说明他小气吝啬、想占便宜。但也有可能曾先生确实在认知上认为，自己有权利付费留在事发的酒店，而无关钱的多少。

▲ 来自环球网

3）避免自我中心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会看到多处文化差异，主要涉及到几个问题：

① 是否应该在深夜把三人放在墓地；

② 是否应该对老人和游客“特殊对待”；

③ 带有情绪的言行是否应该被谅解。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墓地是很可怕的，半夜三更被放在陌生城市的墓地，让人难以想象。但在很多西方城市，公墓的地理位置并不偏远，旁边有地铁站，也是游客常去的游览地，并不需要被特别忌讳。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老人是需要被特殊照顾的。老人身体不好，从情理上来说，在酒店大堂休息过夜是合理的诉求，理应被应允。但在瑞典文化下，可能更重视规则和酒店的权利。像曾先生转述酒店员工的话，“（老人身体不好）与酒店无关，必须立刻离开”。酒店经理也向瑞典《晚报》表示，酒店已经做了所能做的所有事情，报警前已经允许曾先生一家停留了一段时间。一个佐证是，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刚到酒店后，曾先生获得酒店的同意，让父母暂时在大堂休息，自己出去找其他酒店。但他在路上遇到同样没有酒店可去的中国女留学生，由于气温低、担心不安全，曾先生就带女留学生一起又回到事发酒店。之后才爆发冲突。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有自己认为合理的前因后果，一些情绪激动的言行是应该被理解的，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攻击性。例如，视频显示曾先生和母亲曾当街哭喊，曾先生说自己哭喊的过激行为，是因为看到父亲被抬出酒店，自己情绪崩溃。但在瑞典文化下，可能会认为这些言行对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了威胁。例如，酒店经理向《晚报》表示，受到曾先生的语言威胁，认为酒店员工和其他客人都处在受威胁的环境中，员工已完全无法处理当时的情况，所以才报警。

谁更有理呢？

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尊重他国的法律法规，在旅行时尽量了解及遵守，也要避免用自己的文化来衡量他国的法律法规。具体来说，曾先生的做法也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在一开始诉求被拒绝之后，应该尽量友好的询问原因，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应该意识到身处异国，很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应该积极寻求其它解决方案（例如预定周边酒店），减少不必要的的冲突。进一步说，警察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还需要遵照瑞典本国的程序和法律进行具体判断。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涉嫌犯罪，瑞典警察的一些“常规做法”是否应该适用于外国游客，这也需要被反思。例如，现在还不清楚警方在酒店内和曾先生进行了什么沟通，但可以预见的是，曾先生作为外国人，很可能并不了解瑞典的法律，也很可能不了解行为的后果，警察应该明确告知这些信息，发出明确的警告，减少不必要的误解。

又例如，警方其实可以，作为外国游客的曾先生很可能不了解林地公墓的位置和情况，缺少本地资源，难以应对突发状况，这都可能导致人身危险。在车上进行说明，或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提供其他地点的选择，也可能是必要的。

▲ 斯德哥尔摩林地公墓

基于目前已有的基本信息，我们对这件事的基本判断是：

曾先生和警察的行为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警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失当，目前还缺失很多关键的基本信息，多方争议的信息也还未能核实，同时应该充分理解两国文化的差异，最终尊重瑞典本国的法律法规判定的结果。

作为看客，无论是什么身份，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都应该就事论事看待这个事件。先理清基本的事实信息，警惕信息源，追问证据，核实信息的真伪。在事实信息的基础上才可能判断是非，这时也要注意避免立场先行或诛心，也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

参考资料：

[1]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yvd9Ka/diplomatisk-kris-med-kina--efter-brak-pa-svenskt-hostel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krim/a/Rxe48O/hotellbraket-fangades-pa-video-poliserna-sag-inte-alls-elaka-ut

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rLRVQ8/chefsaklagare-inget-brott-att-kora-bort-kinesisk-familj

[2]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rLRVQ8/chefsaklagare-inget-brott-att-kora-bort-kinesisk-fami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