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宇和父母是去年年末入住小区的，过去一周里，母亲一直为小区即将出现的“变故”忧心。但在这个年轻的姑娘看来，母亲和邻居们所面对的那个敌人，更多是一团混沌的想象，被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传闻渲染。他们陷入了对未知和失控的恐慌。

“我们讨论和关注的，不应该是那十几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吗？”她说。

7月中旬的一纸看房公告，将两个母亲一同扯进漩涡。

如果没有意外，高珍很快就可以同家人搬进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套公租房，65平米左右，每月租金一千多元，四周学校、商城林立，商品房均价已过8万。更重要的是，附近至少有六七家自闭症康复机构可供选择。接到消息那天，高珍翻出户型图，仔细验看比对。

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两天，准备出发时，她被告知看房取消了。

二十多公里外，傅盈坐在办公室里查阅关于精神残障的资料。一天前，她刚刚得知，17个精神残障人士可能入住自己所在的小区。业主们推举出代表，前往住建局提出抗议。

两个母亲各自焦灼，她们身后，是17个家庭和数百个家庭的忧虑。

这并不是一场少数与多数的对峙，也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不同阶层的博弈。更多的，是横亘在社会公众和精神残障人士之间的巨大藩篱。

即使是以包容和多元着称的深圳，也不能例外。

墙，早就建起来了。

▲  华联城市全景小区里的花园和儿童游乐设施。 ? 苏惟楚

▌裂痕是如何被制造的

7月17日中午，傅盈收到来自丈夫的一条信息，那是一份名单的截图，“这批认租保障房的，有17个精神病人。”丈夫说。

傅盈点开图片，看到名单备注栏里列着“精神残疾”，从一级到四级不等。对于一个理科生而言，这种专业表达是她所不熟悉的。她隐约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傅盈是深圳市宝安区华联城市全景的业主，此时，业主群已经沸反盈天。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图，是网上对精神残疾等级的解释。其中的表述令傅盈和邻居心惊：打砸、不分场合、不听劝说，纵火爆炸、伤害——事实上，当晚傅盈查阅专业文献时，就发现那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表述。但当时，截图直戳人心。

小区居民很快推举出6位业主和租户代表，前往宝安区住建局，向这项计划的制定者提出抗议，他们要求停止看房，分流候选的精神残障家庭。

其余的业主计划“公开表态”。二十多位居民拉开两条横幅——“保障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罔顾潜在危险，危及家园校园”。后来，一位业主称，这样的措辞已是经过斟酌，尽量避开“精神病人”这样的称谓。在她的解读里，这两个条幅指向的是安排不周全的住建局，“并非精神残疾人士”。

拉横幅的地方位于小区的物业管理中心门口，距2栋保障房不足百米。这是一栋35层的高楼，有374套保障房，其中350套已经配租给宝安区引进的人才及其他租户，剩余24套，在这次配租中大多面向残疾人士，很多家庭已经排队等候三至五年。

根据宝安区住建局发布的公告，41个家庭入围选房，排名前24位的，有12位的备注是精神残疾。24套保障房分布在6个楼层，其中19套集中在2层至4层之间，最高楼层为31层。

作为被宝安区引进的人才，彭安是2栋的租户，此次被推举的谈判代表之一。在他看来，相比小区业主，精神残疾人士的集中入住令2栋租户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

尽管同样被冠以华联城市全景的名字，但作为保障房的2栋被一堵灰墙与小区隔开。墙和楼宇之间的小路宽约5米；每一层安置着11户，全楼374户人家共用4个电梯。走出电梯间，隔着门，能听见走廊尽头邻居家的笑谈。

7月17日，看房公告发布一天后，保障房的租户们紧急写成联名信，向住建局发出停止看房的请求。

彭安是2栋为数不多的，愿意见媒体的租户。和商品房业主代表一起接受采访时，他对于小区围墙的话题非常警惕，在他看来，这是“离间租户和业主”。一位业主说：“2栋的邻居大多是高素质人才，我们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邻居为伴。我一直很羡慕高晓松的小时候，他可以随意向清华的邻居请教问题。”

“我们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另一个业主补充道。

彭安一遍遍强调，反对并非出于歧视，而是因为公共安全的考量。他将矛头指向住建局，认为对方在处置这一问题上缺乏周全的考虑，将“潜在的隐患”过度集中在一处。

他也会把自己代入那些“隐患”中，一遍遍想象那些轮候家庭的无奈和失望，“他们家里有残疾人已经很困难了，好不容易申请到一个很好的房子。”

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对其中一部分人关上门，“这是立场问题”。在2栋业主联名发出的一份公开信中，他们写下这样的理由：居住在华联2栋的引进人才较多为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从业者，如果居住环境有较大安全压力，这种压力很大可能上会传导至从业者所接触对象。

7月17日下午，彭安和其他五位代表坐在住建局的会议室里，很快，两位宝安区残联的工作人员也赶到。

彭安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残联工作人员到来之前，住建局的领导一直强调候选的租户“没有危害”。但残联的工作人员到来之后，说了一句“不排除有攻击性”，话音刚落，住建局的领导嗓门猛地高了起来。在彭安的解读中，这意味着住建局的人“也慌了”。

宝安区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并未出席那天的座谈，无法确认上述细节。据他了解，那天工作人员匆忙接到住建局的电话，没有任何准备。

看房还是被取消了，理由是台风天。关于这一细节，双方各执一词。业主坚称取消看房的通告是在他们寻找住建局之前就已张贴在小区，而轮候家庭则坚称，7月18日当天并未有台风来袭，取消看房是因为业主们的抗议。

不论原因如何，看房计划搁浅至今。作为此次候选家庭之一，洪霞不得不跟房东暂缓退租。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数天，巨大的舆论声浪将会拍向她和她的孩子。

直到7月19日，华联城市全景的业主和租户通过一则电视新闻才知道，17位精神残疾人士中，有15位是自闭症，他们大多是未成年人。

“我觉得自己被耍了。”一些业主觉得遭到了愚弄，此前两天的交流中，他们从未被告知有自闭症儿童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舆论中驱逐十几个自闭症儿童的人，被放置在另一个群体的对面。

他们至今仍对“15个自闭症儿童”的表述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住建局为自己开脱的手段。

▲  宝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发出的“取消看房紧急通知”。 ? 苏惟楚

▌他们隔着墙，彼此看不见

看房取消后，高珍意外地在一个本地论坛里，看到女儿身份证前14位、姓名还有残疾类别。这些信息来自住建局发布的选房公示名单。论坛里关于精神病、伤害、疯子的讨论比比皆是，业主们打横幅的照片更让她感到愤怒。

长女的异常随着长大渐渐凸显，在公共场合，高珍数不清自己低头道歉有多少回。但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坦白地告诉她：你和你的孩子不属于这里，你们不被欢迎。

来深圳十几年，高珍和丈夫渐渐落地生根。这座城市有着极高的办事效率，知道她带孩子不方便，还有人会上门提供服务。她热爱这座城市的一切，也感激这座城市曾予她的包容和体贴。

高珍租住在深圳西北部，那里地处偏僻，优质的康复机构极少，前往市中心需一个多小时车程。搬去华联城市全景之后，5公里内至少有六七家康复机构可以供她选择。而且，对于刚出生的小女儿来说，那里有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我们正想尽办法变强，让妹妹也变得更强，这样就不会畏惧社会的指指点点。”高珍说。

作为华联城市全景的业主，李昕也是资深“深漂”。首付掏空了两家老人的积蓄，背负房贷被夫妇二人戏谑为“给银行打工”。怀孕已有8月的她如今还在上班，每天花费一个多小时往返于宝安和罗湖之间。月份大了，丈夫考虑到她已不适合挤地铁，决定每天打车，“算奢侈一把。”

在外打拼数年，李昕深知阶层跃升的重要性，两年前和丈夫择房时，他们一眼看中了华联城市全景，这里是深圳宝安中学的学区房，挨着一所重点高中，附近小学林立。

李昕和丈夫费尽心思装修，每块砖都是她心仪的纹样。一个多月前，他们住进了小区，这里树木郁郁葱葱，房间朝向极好，“每天早起，心情都很好”。

这场变故令她猝不及防。一夜之间，李昕和她的邻居们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她试图在知乎上解释自己的顾虑，但很快，就被更大的声音吞没了：“你最好祈祷你孩子没病，”“你们知道他们有多困难吗？”“你对自闭症了解吗？”

李昕很想对网络那头的人说：我不知道，我承认我无知。

一直以来，李昕理解的“精神残疾”是一种“失去控制”的状态，这种状态将会引发无序。念中学的时候，李昕有位同学的弟弟，智力发育迟缓。一次，男孩歪着头痴痴地看着李昕，口水从嘴角溢出，李昕至今记得这令她“非常不舒服”的一幕。

去年，宝安区发生的精神病人袭击女童的事件，让“不舒服”升级为“不安”。走在路上，她留意着前后的风吹草动，不敢分神。

业主从学术网站中找到的研究报告和数据，进一步强化了邻居们的认知：“精神残疾人士具有很强攻击性”“自闭症也会伤害别人”。

李昕的“不安”升级成“恐惧”。早前爆发的问题疫苗事件与小区的安全疑云交织在一起，她整夜睡不着，一遍遍问自己：“把孩子带到这个不安全的世界，是不是太草率了？”她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无法接受任何可能伤害孩子的隐忧。

同样夜不成寐的，还有高珍们。

因为家庭信息在住建局的公告中被公开，一位自闭症孩子的双亲发生了剧烈争吵，父亲怨怪母亲为什么要申请公租房，让孩子的情况被暴露，现在同事都好奇地向他探询。一位母亲清空了自己的购物清单，里面是她准备为新居添置的物品。

7月20日，8位家长和自闭症机构的社工们坐在一起。社工郑依玲至今记得那些憔悴惊惶的面孔，这些母亲不敢再留下任何影像，即使打马赛克之后，“这种伤害是不能被小看的，”一位母亲告诉郑依玲。

母亲们拒绝了社工提出的“跟业主面对面交流”的提议，她们无法预料，那是一场审问，还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  2016年3月30日，山东省泰安市，在康复中心，一名赤脚的自闭症患儿趴在木地板上玩手中的碎木屑。 ? CFP

▌高墙两侧的迂回和试探

隔阂，已经产生了——这是被卷入事件各方的共同认知。但高墙两侧，不同的声音也渐渐释放出来。

同样作为2栋的租户，周鑫的态度逐渐松动：“我住的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感觉占了便宜。反对别人入住，觉得底气没有那么足，毕竟人家也是通过法定程序申请的。”

她用一句“吃人嘴短”作为总结，一如去年刚入住时，大多2栋住户对待楼下那道围墙的态度。

保障房的租户和商品房的业主们缴纳了同等的物业费，深圳市相关条例早已明确规定，保障房和商品房之间不允许设置围墙。但华联城市全景不是深圳唯一一个设置围墙的小区。

公共活动空间太小，使用小区花园太费周折，大多时候，女儿只能在围墙和楼宇之间的砖道上骑车。周鑫同丈夫不只嘀咕了一次，但更多时候，他们和邻居彼此安慰，“人家付出的代价比我们要大” “咱们有的住就知足了”。

宝安区住建局办公室副主任蒋碧君再次确认了“15个自闭症家庭”的信息，她表示，一些业主和租户已经松软了态度，但依然有人反对：“即使是自闭症，他们会不会突然情绪失控，把小孩子和老人弄伤？万一我们的小孩子不知道分寸，激怒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一个孩子哭引发一层楼都在哭？我们和他们共同生活需要注意哪些？”

除了对精神残疾缺乏了解，反对者的担忧背后，是对基层精神疾病管理的不信任。“新闻总说这些人失控杀人和伤人，之前宝安那个袭击小孩的就是精神病人。”

宝安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就此回应称，深圳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建成已有10年，每个社区都有专门医护人员和社工都密切关注着患者的服药和治疗，病情严重的将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结束后，也有机构帮助他们进行过渡。然而，部分家庭因担心隐私泄露抗拒备案登记，“那件事的当事人就不在管理系统里。”

林宇和父母是去年年末入住华联城市全景的，过去一周里，母亲一直为小区即将出现的“变故”忧心。但在这个年轻的姑娘看来，母亲和邻居们所面对的那个敌人，更多是一团混沌的想象，被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传闻渲染。他们陷入了对未知和失控的恐慌。

“我们讨论和关注的，不应该是那十几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吗？”她说。

在社工的描述中，这些自闭症孩子虽然普遍在反应和交流方面存在问题，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和社会交往的经历，有的孩子已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同学和老师大多不知道他们是自闭症。

“一个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自闭症，学校组织自闭症的宣讲，他回到家跟妈妈说，‘里面有几条跟我挺像。’他妈妈带他来机构参加活动，他问为什么总来，妈妈只能跟他解释，‘我们要关爱他们啊’”。

高珍的大女儿阿雅，便是那些曾被笼统归纳的孩子之一。

这个尚不及学龄的女孩每天往返自闭症康复中心。她曾有随便开商店冰柜拿雪糕的习惯，高珍一遍遍纠正，效果很好。女儿几乎每天都比前一天进步一些。

社工郑依玲说，第一次与轮候的自闭症家庭接触时，有人已心灰意冷，打算放弃，但社会组织和残联介入后，他们打算等待残联和住建局发布的方案。“一些家长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权利，不能退，退第一步就要退第二步。”

▲  小区和保障房之间的围墙。 ? 苏惟楚摄

▌社会的藩篱

华联城市全景的一位业主很坦率地承认：“我不是歧视，对于那些跟我不一样，我不了解的群体，我好像是天生的惧怕。”

她的不自在是这个社会的一道缩影。社会公众与残障人士之间的藩篱横亘已久。那些身患残疾，行为异常的群体在社会中是隐形的，他们不被看见，也难以接近一般人的生活。于是，当他们突然走近时，就已被贴上了“异类”的标签。

廖艳晖对此深有感触。她是一位成年自闭症人士的母亲，过去十数年里，她各方奔走，搭建平台，健全自闭症社会支持系统。陪伴儿子的二十多年里，她早已习惯了那些不自然的注视和指点。

对她而言，这次的事件也许是一个探讨社会融合的契机，“换个角度看，这不是揭露深圳的不好。只是很少有人这么公开地表达自己不欢迎的态度，大多时候，小区的人为了逼走一个家庭，都是阴着来。”

邓兰有一个37岁的自闭症儿子，去年年初，她经历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逼迁拉锯。

前年年末，因治疗失当，儿子阿源的情况迅速恶化，情绪失控，常会哭叫，也会踹门。邓兰挨家道歉。房东还是很快带着保安上门，要求她立刻搬离住处。

按照协议，邓兰还有7个月才到租期。搬家对一位60多岁的老人而言并不容易。她拒绝了，房东随后断了水电。她只能每天步行15分钟前往附近的医院接水，无法在家做饭，每夜摸黑生活。

赶人未果，房东报了警，警察对邓兰颇为同情，给出的调解方案是，不搬走，但阿源不能回家，只能待在康复机构。

阿源本来已有好转，搬去康复机构后又变得焦躁不安。四个月后，机构的老师找到了原因：他想回家。康复机构对他而言，仅仅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地方，但不能给他带来十足的安全感。

“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应该被隔绝，最好再找医生进行观察，”廖艳晖说，“但很多人忽视了，这不是一种疾病状态，是一种生命状态。他们回归社区的渴望，不是所谓‘弱者的特权’，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跟所有人一样的权利。”

廖艳晖成立的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位于罗湖区一处裙楼里，两名志愿者正陪着一位成年自闭症人士，听到喜欢的旋律，他兴奋地耸起肩。

和很多成年自闭症的家长一样，过去两年里，廖艳晖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孩子成年后，社会没有太多合适的机构可以帮助他们康复，很多成年自闭症不得不回归家庭。这意味着，家人将花费更多时间调和与社区邻里的关系。

2017年之前，廖艳晖的儿子凯文大多生活在康复机构。在社区中，廖艳晖一直试图保持低调和隐形，避免给人带来更多麻烦。

凯文是一个敏感的男生。一次，廖艳晖带凯文观看了一场探讨死亡的剧目，演出几近尾声，凯文哭着喊：“妈妈，不要！” 也正因此，廖艳晖不希望将儿子置于可能被指点或者讨论的境地，“他能察觉到那些不友好”。

近两年，凯文更多是生活在家中，他像很多自闭症孩子一样，高兴或者不高兴，都不可避免地发出声音，吵到邻居。

楼下的邻居为此在业主群里发了公开信，投诉男孩打扰他休息。廖艳晖也回了一封公开信，详细地讲述了孩子的情况，并致以歉意。过去十数年里，尽管社区的人都知道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但这是她第一次以如此正式的方式向他们介绍儿子。

业主们不可避免地，各自站在廖艳晖和邻居身后。就如同，这一次事件中高墙两端的舆论声浪。

廖艳晖不希望讨论止于一场口水战。她邀请了业主委员会和几位邻居来家里吃下午茶，请他们来看一看这个男孩。“他们讨论的资料、电影都是别人，不是凯文，我邀请他们上门，有了比较直观的认知，而不是仅凭想象。”

与宝安区住建局的最新沟通中，华联城市全景的业主被告知，深圳市康宁医院的专家将会进行科普宣讲，帮助他们了解自闭症人士。

遗憾的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截至8月1日），这些可能成为邻居的人，仍在那堵“墙”的两侧。

*文中小区居民和自闭症父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