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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骚扰防治的问题而言，如果校方面对舆论压力仍然不为所动，或是仅仅就个案进行象征性的处理，而无意于推动防治机制的建立，作为议题推动者的学生似乎也没有更有效的手段能迫使校方有所行动。

最近，无论国内外，不时有性骚扰的事件被曝光。性骚扰受害者开始勇敢站出来揭露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多的人也有意识地加入到对性骚扰的追责和反思之中。一时间，人们惊异于性骚扰事件之众多，或许身边就有人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其实这类事件可以说从未减少过，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当事人不愿意将之展示在公众面前。这其中，发生于校园的性骚扰事件特别受关注，一群怀有希望与责任感的学生始终在努力求证、曝光，但特定事件中，一些高校的处理手段又引起了更大的讨论。

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多发，与校园中师生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有关。在当下的师生权力关系中，双方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加之性骚扰防范与救济机制不完善，使得受害者很难有勇气披露自身的遭遇，或者进行有意义的反抗。而在信息化的背景下，性骚扰的形式不仅局限于当面的语言或肢体行为，还可以表现为网络上、通讯过程中的骚扰。

性骚扰的隐蔽性强，相应法律规定不健全，证据搜集困难，社会中还普遍存在受害者污名，对受害者的关注和曝光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凡此种种都作为性骚扰事件的共性特征参与到校园性骚扰的形成过程。

▲ 7月8日，一篇题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中，5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多年来利用田野调查、指导论文等机会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目前该教授已经被校方停课，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终止与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校园行动的优势与局限

校园性骚扰事件中，推动事件发展乃至最终解决的，往往是校内的学生群体，他们具有受害者和推动者的双重身份。校园之所以会成为性骚扰议题的主要场所和集中推动的地点，一方面是因为校园中存在师生关系不平等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校园环境和人群结构与整个社会有所差异。

校园内部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所有人员都集中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面对的问题大多与所有人的利益都相关，学生以专业、班级、宿舍等形式彼此区分、关联，也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旦出现某个热点话题，很短时间内就可能被全校知晓。虽然校园里人数有限，但学生共同的身份往往能激发起很强的集体意识和讨论共鸣，身处其中的推动者也能感受到群体的力量与支持。校园因其人员的共同背景、空间的相对集中，为问题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前期条件。

学生群体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总是校园议题的推动主力。相对一般的职业工作，学生的课余时间较多，有时间精力关注课业之外的话题。他们的生活来源通常还依赖于原生家庭，自身一般不会有过大的经济压力，人际关系相对也比较简单，没有过多彼此关联的社会关系阻碍其参与议题讨论、推动。

尽管学生与校方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但在日常的学习阶段并不显着，或者说不为多数学生所感知，除非引起校方的关注和介入，学生在参与议题推动中有较大的自由。年轻化、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学生更容易适应和接受先锋、前沿的话题，并且有一定程度的策略和思考，年轻人对社会生活参与的愿望也是其积极参与和推动议题的有利因素。

但同时，环境和主体的特质也给议题推动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校园环境相对封闭，许多话题往往和校内因素紧密结合，在校外的关注度和传播力会显着下降。但性骚扰话题不同，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当校园性骚扰事件向校外传播时，校园的特殊性往往被忽略，变为对更广泛的共性问题的讨论。但校内外环境的差异，也使校内议题在向校外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失去最初的焦点。

此外，学生群体处于校园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校方往往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阻止话题传播和讨论。许多议题往往与校内曾经或正在发生的负面事件有关，校园性骚扰之所以在期初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和推动，也多是由于校内实际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以及处理结果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安全感。无论是校内性骚扰事件的发生，还是被广泛认为畸轻的当事人处理结果，又或是学校对学生的说教甚至限制，事实上也都可能有损于学校自身声誉和未来招生、上级评价。在没有合理有效的机制能约束学校内部行为的前提下，学校会以各种形式压制信息的传播。

一旦学校直接介入议题推动过程，学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便凸显出来。学校往往以学生的实际利益为要挟，例如在课程成绩和毕业资格上设置障碍、加以校内纪律处分、学生工作系统的“约谈”，或仅仅是以此为条件警告学生，从而阻止学生参与。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手段的限制学校的行为、为受到相关措施处理的学生提供申诉和救济渠道的状况下，学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实际利益和未来发展。在以学位、成绩、处分等方式介入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抛弃一切利益因素，坚持参与议题推动，是过度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此外，校方“请家长”似乎成为更有效、更频繁的措施。虽然对此不无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但就校方立场而言，这确实在阻止学生参与上有很强的效果。虽然高校学生已经成年、拥有自身的独立思维和独立愿望，但在经济上仍然普遍依赖于家庭的支持，纵然有勤工助学、兼职打工等途径，要完全做到经济独立仍然相当困难。这就使得学生在面对自身与校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外，还要面对与家庭（主要是父母）的权力关系。学校的一面之辞以及动辄以毕业、学位相警告，就足以使父母站在学校一方，对自己的子女施加压力。

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往往比来自学校的压力更强大，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直接控制，而且还有家庭本身对于个人社会生活和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一个人也许对自身的学校、单位可以置之不理、施加反抗、直至切断关系，但要一个人也以同样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家庭，显然不切实际。面对着双重限制的学生群体，在参与社会议题的推动时，不得不面对这自身的局限。

▲ 北京大学2014级本科生岳昕依照校规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女学生”资料，校方后联系学生家长。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

更进一步说，学生群体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以推动议题的实质进展。要完成实际层面，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改变，往往依赖于权力关系强势方的主动，学生并没有实际的筹码可以参与到行动中，至多也只是通过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影响施加压力。就性骚扰防治的问题而言，如果校方面对舆论压力仍然不为所动，或是仅仅就个案进行象征性的处理，而无意于推动防治机制的建立，作为议题推动者的学生似乎也没有更有效的手段能迫使校方有所行动。

例如笔者掌握的实例是，在之前各校共同发声要求高校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时，某些学校直接给事件扣上“各校串联、可能与境外组织有联系”的帽子，还有的则是选择不予回应，还有的表示“你们的意见很好，但学校在这类问题上始终要保持主动地位，不能被动的根据学生的要求行动”。当校方的权力不受制约，学生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弱势、社会资源占有层面的弱者，似乎也无可奈何。

▌校园性骚扰的解决之途

虽然有时候“发声”显得无力，但舆论传播的效果仍然存在。毕竟学校也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当中，当事件传播达到足够大的范围，就足以对学校本身的利益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尽管在许多案例中，参与发声、推动议题并未能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但这不是放弃发声和推动的理由。

单个个体的力量或许微小，或许有许多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因素限制着个体的行动，但将许多个体的力量和意见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的诉求与舆论，微小的力量就能聚集成为推动改变的因素。

就校园性骚扰的议题而言，首先是要将目光投向校园之外的社会空间，打破校内议题天然的局限，让更多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和解决的方案，让校园之外、学生之外的人群参与到校园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中，从而打破校园的壁垒、缓解学生面对学校的弱势。

此外，校园性骚扰作为性骚扰问题的一个特殊面向，必须被置于性骚扰防治的整体结构下被讨论。性骚扰之所以会发生，浅层的因素固然有实际案例中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存在、系统化救济和预防制度的缺失，但在这些原因的背后，还有着不仅限于性骚扰问题的受害者污名，以及父权结构和父权思维、文化背景中对性议题的羞耻和恐惧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朝夕之功，因此更需要克服信息化时代中议题更迭的频繁，对性骚扰和相关的问题加以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 2017年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说：“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的状态，那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Me too”成了一个反性骚扰的标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的行动。中国的青年女权活动家肖美丽认为，欧美的“Me Too”很多是来自娱乐圈的明星和政界名人的新闻，这部分人群在国内发声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我们的娱乐圈，可能不会有明星能做到这样出来自曝。 ? ft.com

最重要的，当然是化一时一地、个案化的关注为可持续的防治体系的建立，从法律、教育、组织机构、救济渠道等多个方面共同切入。

首先是保障已有受害者能够及时得到救助、拥有有效的手段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其次是有一套完善的防治体系能够提升公众对性骚扰的知晓程度、减少潜在的施暴者和受害者数量、普及遭遇性骚扰后的救济途径，并且进一步将防治体系深入校园、社区、工作场所，由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每一个个人共同组成相对完善的性骚扰监测防治网络。其后才可能潜移默化地推动整个社会对性骚扰乃至性的认知，从意识的层面根除性骚扰得以滋长的环境。

性骚扰既然可以上溯到社会结构的问题，也就能够通过结构的改变、机制的建立来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学生群体面对着权力关系所施予的特殊困境，以校园作为性骚扰防治的突破口也未尝不可，只是不应将议题局限于校园和个案，而是需要有持续性的推动和防治机制的建立。学生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在历史上多有其例，在性骚扰的议题上，学生群体的作为也的确让大众看到了年轻一代超出自身弱势地位的能力与勇气。校园也许能成为性骚扰的突破口，也许不能，但只要有这种全局性的关注和思考、持续性的努力和推动，以何种场所为突破口，似乎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