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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的城市人口在增长，经济水平和财政收入在飞速提升，可是城市里的学校变得更少了，学位供给数也变少了，孩子们上学变得更难了，对于流动儿童，上学就更难了。

前些日子，北京粉笔蓝天科技有限公司CEO张小龙在微博抱怨，表示个税交400万，企业交税8000万，因为学籍问题，孩子上学难。该微博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最后以删帖、道歉收场。

撇开这件事情之中一些情绪化的争论，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次的“上学难”跟过去有哪些不一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未来会产生哪些影响？社会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自己出钱上私立学校，依然难逃上学难

过去我们讲“上学难”，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上学难”问题，因为公办学校的学位供给意味着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2016年，北京小学生人均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已达25793.55元/年（全国平均水平只有9557.89元/年）。推动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资金，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过去无论是“5证变成28证”的入学门槛，还是符合入学条件后，但是由于公办学校学位紧张，只能去读民办学校的故事，核心都是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上学难”问题。

但是，这次的“上学难”却有点不一样，因为孩子要入读的是一所私立学校，家长自己掏钱支付学费，并不需要政府承担公共服务成本，孩子也已经通过学校的入学申请，学校方面也不存在学位不足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

“学籍”。

2013年之后，中国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民办学校也需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但是执行过程中，只有通过区县政府审批，才能最终办理学籍。这个具体案例中，一共涉及到4个可能办理学籍的地点，户籍所在地(具体地址不详，总之不在北京)，居住地（居住证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工作地（社保和纳税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入学地（北京市顺义区）。在其居住地，因为海淀区出台了“一套房子只能给一个孩子办学籍”的规定，为了不占用朋友家孩子未来的学籍名额，只能尝试其它选择，结果却四处碰壁，跑到微博上抱怨几句，吐吐苦水，结果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全国统一学籍，却成了新的壁垒

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学籍，这次为什么会成为“上学难”的主要问题呢？

一切都要从2013年8月，教育部颁布出台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说起，其中规定：“学生初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学校应为其采集录入学籍信息，建立学籍档案，通过电子学籍系统申请学籍号。学籍号以学生居民身份证号为基础生成，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至此，学籍号成为了对于每个学生而言都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未来，跟教育相关的每一步都将与之相伴。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学籍应该在哪里办呢？对于一个静态的社会来说，人们居住、工作、生活、孩子上学都在同一个区域，一切自然不成问题。可是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无论是区县还是城市，甚至是省和国家，都已经越来越难以涵盖我们生活的边界。这次的“上学难”案例，家庭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孩子的上学地尽管都在北京市，但是却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区，因为各区之间政策不同，孩子的学籍又一定要在区级办理，问题陷入无解的循环。

有没有一种熟悉之感？

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此后，各种公共服务纷纷与户籍挂钩，大城市户籍壁垒高起，想必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曾经历过因为证件丢失，而不得不赶回户籍地办理的经历吧。

国务院于2014年先后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列入发展目标，才让人重新看到一丝曙光。直至最近两年，城市之间此起彼伏的“抢人大战”，才让人们看到撕开户籍壁垒的更多希望。户籍制度走过了60年，从“登记条例”，到严格的“落户审批”，1/6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流动”人口，希望这一幕未来不会在学籍管理制度上重新上演。

▌学籍问题带来的上学难，究竟影响了谁？

如果您是一个城市白领，并且居住、工作和孩子上学都在同一个区县范围内，目前的学籍政策应该不会对您带来多大影响。但伴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工作在内城，居住在外城早已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很多人会被挡在“五证”审核的门槛之外，学籍问题将会成为巨大的困扰。

并且，还有更多人，生活在城市边缘，可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未缴纳社保），但是却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早餐、外卖、快递、家政等等不同的服务，他们也毫不意外地被挡在“五证”审核的门槛之外。

他们的孩子入读公办学校的路被挡住了，可是他们依然不希望跟孩子分离，让孩子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在北京还有一百多所低收费民办学校，常被人们成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父母们每个学期支付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学费，换来孩子可以继续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的机会。

2013年之后，随着“五证”门槛日益升高，即使是在这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儿童，办理学籍也开始需要“五证”，很多家庭只能选择返回户籍地给孩子办理学籍，于是孩子们也越来越多的只能选择返回户籍地就学了。

据新公民计划的调查，2014年8月，北京一共有127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约10万人，到2018年3月，北京还有107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但是在校学生人数仅有约5万人了。近几年，在北京，因为学籍的问题，不得不返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流动儿童上学很难，学籍就不要来抢镜了

可是，真的要这么难吗？不妨来看两组数据：

先来看北京：199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1112.0万人，税收收入148.19亿，小学学校数3190所，学位供给数102.22万；到了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税收收入4452.97亿元，小学学校数984所，学位供给数 86.84万。24年来，常住人口数增长95.4%，税收收入达到30.05倍，可学校数量只剩当年的30.85%，学位供给数只有当年的84.95%。

再来看上海：1993年，上海市常住人口1381.00万，税收收入252.99亿，小学学校数 2122 所，学位供给数 116.70万人；到了2016年，上海市常住人口 2419.70万，税收收入5625.90亿，小学学校数 753所，学位供给数 78.97万人。24年来，常住人口增长75.21%，税收收入达到22.24倍，学校数量只有当年的35.49%，学位供给数只有67.67%。

事实很清楚，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的城市人口在增长，经济水平和财政收入在飞速提升，可是城市里的学校变得更少了，学位供给数也变少了，孩子们上学变得更难了，对于流动儿童，上学就更难了。

自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出台以后，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条红线，一直与北京、上海这两个超大城市的发展相伴。无论是北京的要求的“五证”还是上海与社保绑定的“居住证”，对于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流动儿童而言，入学的门槛都变得更高了。在这两个城市中，学籍办理的要求，都保持了与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一致。因此，在这两个城市中，过去为大量无法入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提供了就学缓冲空间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和纳民学校（上海），其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都在迅速缩小，大量的孩子不得不离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返回陌生的老家，成为低龄的留守儿童。

最后，还想再说一次，对于流动人口家庭而言，努力让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上学，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毕竟在全国1.03亿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之中（0-17周岁），只有不到1/3（3426万）的儿童能够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还有超过2/3（6877万）的儿童只能在老家留守。所以，关于学籍，特别是民办学校的学籍问题，期待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加灵活的政策，而不必跟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保持一致。一个学籍档案，并不消耗什么公共资源，反而能够让执政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真实的学生状况。

我们真切期待学籍不再成为城市人口管控的工具，让学籍为孩子的成长服务，而不是让家庭为了孩子的学籍愁断肠、跑断腿。

毕竟这些孩子的未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