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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对救助对象的信息甄别，在这个环节一定要有提升，要有大大的突破，这个突破不光是筹款平台自己在做信息甄别，实际上应该动用公益的力量，动用志愿者的力量，动用第三方的力量，一起做信息甄别。”

河南太康县的杨美芹为患病的女儿雅雅在网络平台上筹款，过程中被部分网友质疑数额远超于此、挪用善款、未专款专用。后来经过记者采访和当地公安的证实，澄清了善款只有3万余元，而非“总共15万元”，钱也用在了雅雅的治疗上。

关于网络筹款平台的规范和监督也再次被提起。5月3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其对三个网络筹款平台的测试，发现“用伪造的诊断证明及住院证明可轻松通过三家平台的审核，并最终成功提现”。

很快，几家平台发表致歉声明，并称会作出整改措施，包括加强和医院的直接沟通、加强材料审核、增加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现场真人视频验证”等方式。

但同时，北理工珠海学院科技处处长齐延信告诉南都记者，无法保证能长期有效解决问题。“只用人工审核的话，不用技术层面的操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齐延信表示，按照平台过去的模式和方法，付出巨大的成本都很难解决信任问题。

另有业内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平台目前与医院对接医疗数据的可操作性不强，能够调用医疗数据的机构很少。“在审核方面，全靠人工审核，而没有平台一套内部的审核机制，比如对假病历格式或文本的技术层面筛选，是无法有效完成工作的。”

在发布致歉声明的同一天，水滴筹获得2018创未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奖的“年度社会企业奖”，该奖项的评选面向所有社会企业，包括有社会属性的商业企业、具备商业模式的社会服务机构以及致力于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社会投资机构。

在颁奖仪式上，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发言，指出水滴筹等筹款平台在“个人求助”上的社会意义、在信息甄别上的问题和方向。以下为发言全文——

水滴筹是什么模式？这次大奖颁出的是在《慈善法》不规制的领域，是在“个人求助”上，即个人有困难，特别是有病痛，进行社会求助。《慈善法》并不规制“个人求助”，但“个人求助”是属于慈善，它可以叫做传统的慈善。

传统慈善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互助，过去的慈善只是在熟人、亲友之间，在一个面对面的人之间互助，这是我们的传统。《慈善法》现在不规制这块。在《慈善法》立法之前，我就特别纠结，因为这块特别重要。中国人最愿意说他的钱帮了谁，如果知道钱都帮了谁，我们的整个慈善就不是现在的小众公益，就会变成大众参与。

水滴筹做的个人求助，捐款人在一两年之内超过了1.5亿，说明我们中国人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捐款不多，但是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这个领域特别重要。如果能够让“个人求助”健康发展，通过水滴筹等平台和更多的机构一起，我希望一年起码是1000个亿，能够帮助到那些急需帮助的困难家庭。

如有实现了这样一个模式，好多社会矛盾就能够消减，很多需要帮助的家庭会得到帮助，减少很多社会矛盾，也减少很多政府的麻烦。

但是，我今天对水滴筹要说的：“你们的工作还要进步，还要做得更好。”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对救助对象的信息甄别，在这个环节一定要有提升，要有大大的突破，这个突破不光是你们自己在做信息甄别，实际上应该动用公益的力量，动用志愿者的力量，动用第三方的力量，一起做信息甄别。如果这个模式建立好了，那么这个事情会做得更大，水滴筹的规模应该增加10倍，全社会的个人求助的规模应该增加几10倍。我已经在推动一些公益机构，希望志愿者能进入个人求助的领域开展信息甄别，也就是由第三方给你证实——这个人是不是应该去帮助。希望会后这些机构能够坐下来，一起讨论如何激发志愿者的力量。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的个人求助出现了什么模式呢？叫互联网激活慈善传统，但是缺少一条，就是社会的信任痛点，如果可以通过志愿者来化解信任的痛点，做到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人有急难，天下施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