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青，公益人，评论人，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7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如果画一条贫困人口变迁的曲线，它会从陡降到趋于平缓，直到难以降低，在系列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会趋近并盘桓在某个数值附近。这也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和消除相对贫困类似，是一个几乎无法达成的目标。

当今中国最急迫的目标，大概要算“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了。

贫困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或消费低于某个标准，而相对贫困指的是收入或消费处于社会底层，再富足的社会，都会存在相对贫困的人群。中国“全面脱贫”的目标，指的是消除绝对贫困。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是各级政府部门挂在嘴边的口号，也体现了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的决心。有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

一是“脱贫意愿”。外界扶贫决心有了，但当事人呢？“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如果有些人就是不想工作，就是甘于贫困，就是穷开心，人均年收入就是达不到2016年的2855元标准，怎么办？

比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会骂他不思进取，还是赞他“贤哉回也”？再如不丹。这个人均GDP排名倒数的国家，在国民幸福度上却名列前茅。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民，真的需要外界千方百计地去扶贫吗？更现实一点，有的贫困户，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不愿去打工，随便种种地，剩下时间就玩手机，外界怎么帮他脱贫？

二是“脱贫能力”。有些人即便想脱贫，但囿于自身或区域条件所限，或无法进入收入更高的产业，或没有必需的劳动能力，比如重度残障、孤寡老人、孤儿等，他们的贫困如何改善？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六年里，每年减贫人口超千万，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40万人，不知道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户上述情况的困难家庭。我期待更详细的信息公示。

▲ 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计算，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为1.239亿，到2015年底，已经减少至5578万。

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意愿和能力的变动，会影响扶贫效果——绝对贫困人口越少，扶贫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如果画一条贫困人口变迁的曲线，它会从陡降到趋于平缓，直到难以降低，在系列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会趋近并盘桓在某个数值附近。这也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和消除相对贫困类似，是一个几乎无法达成的目标。根据之前的数据推断，绝对贫困人口的稳定值近年来不会低于两千万。所以，与其致力于全面消除贫困，不如将部分资金用来建立社保体系，给最底层的人群兜底。

但在一些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贫困人口变迁线是一条近乎直线的折线，斜率是一个常数，最终会和时间轴交汇，达到“天下无贫”的目标。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数据是按照年度统计的，而且是千万量级的，即便全部真实，也无法预测出贫困人口变迁线会一直陡降至零。尽管从数据上看，我们离“全面脱贫”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点之所以会被忽略，是因为我们对“成就”过于自信，以至于被蒙蔽了双眼。

毕竟中国的减贫成就是响当当的，改革开放30多年，7亿多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因此誓要全部脱贫，“不留锅底”。同样自信的还有联合国，也提出了203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但问题在于，之前的7亿人脱贫，不一定全得益于扶贫政策，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近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多是因为外出打工，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受益者。

如果政府在扶贫上过于自信，就会变成的“致命的自负”，迷信政府干预的力量，不可为而为之，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围墙上可见各种扶贫标语。 ? 图虫

目前扶贫工作中的浪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耗费。2016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660亿元，加上各个地方、部门的配套资金总额超过千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率却不容乐观。审计署在2013年、2016年两次公布过扶贫资金的审计结果，发现存在长期闲置、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请客送礼、损失浪费等多种问题。根据审计署2016年第七号公告，审计资金总计50多亿元，其中问题资金占到三成，数额惊人。

上述所说是显性浪费，还有一种是隐性浪费。因为经济学讲究机会成本、规模效应，在偏远农村投入巨额资金搞基础建设，上扶贫项目，哪怕资金落到了实处，但在受益人群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上，远不如投资大中城市，使之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对偏远地区的投资更多应该是在教育上，支持和鼓励他们向城镇流动。

二是土地耗费。贫困县缺钱，但不缺地。尽管国土部严控建设用地规模，但会对贫困地区网开一面，支持他们搞产业扶贫，于是贫困县市开发之风盛行。可根据媒体调研，这些开发区有的招不到企业，有的只见圈地不见开工，土地大量荒废。这还没盘点清，前不久，国土部再出政策，明确贫困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可不受指标规模限制，节余指标还可跨省流转。

三是人力耗费。“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很多地方都要求贫困干部驻村，中国有十余万贫困村，仅此一项，就意味着要有十多万名驻村干部。县里扶贫办肯定没有那么多人，就需要从其他单位抽调，被选中的这些人就要把原本的工作搁在一旁，专心扶贫，而这本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在工作内容上，“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有很多数据要记录，有很多表格要填写。

中部某县一扶贫干部做过梳理，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填写90份表格。比如全镇健康扶贫的数据，要求一周完成。但该镇贫困人口有9000多人，如果保证质量，仅填写一户的表格就需要至少一个小时，这还不算路上翻山越岭的时间。而所有乡镇干部加起来只有六七十人，24小时连轴转都无法完成。要是填得不够细致或与农民所说不一，被暗访组查到了，扶贫干部还要被罚。

▲ 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 观察者网

四是智力耗费。一个目标注定无法实现，有些人却还要绞尽脑汁，只会空耗智力了。想要“脱贫不漏一人”，就像制造永动机一样不切实际。“精准扶贫”对精准的追求，可能会耗费更多的资源，因为任何信息的获取都有成本，也有误差。比如，如何计算一户人家的确切收入？也许他们一年都没有工资性收入，家里却有几头价值数万元的牦牛，这算不算贫困？

扶贫政策的真诚毋庸置疑，扶贫干部的努力也值得尊重，但人世间很多美好的事情，只靠真诚和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扶贫，而是减贫。扶贫侧重于政府的行动，主动为之，而减贫依赖于政府的智慧，因势利导。

一是需要梳理经验。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但关键在于找出真正的原因——是扶贫政策有效，还是减贫措施得力，需要对有效性的科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归因。

另外，很多地方都有致富样板、脱贫典范，但其实，这些经验和资源多是不能复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比如，信阳郝堂的“内置金融”搞得有声有色，但其他村庄就难以复制，因为他们很难请到李昌平这样的外部专家，也很难得到上级政府的如此支持。再者，减贫上也有不少教训需要总结，有很多政策需要评估，比如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等。

二是需要权利视角。扶贫是在“贫”字上下功夫，而减贫则要在“困”字上做文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人的贫困首先是权利上的贫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足以印证这一点。改革前农民被户籍制度困死在土地上，进城、买票都需要介绍信，而八十年代户籍制度松绑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来到沿海地区，在为经济建设提供生力军的同时，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现在要想让更多农民脱贫，鼓励他们进入城市并支持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比在农村搞什么扶贫项目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

三是需要民间参与。现在的扶贫工作由政府主导，民间的能量和活力还未被充分激发。

公益组织如扶贫基金会、乐施会、宣明会等在减贫上有诸多经验，还有一些支教机构活跃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却少见他们的身影。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购买社会服务，减贫工作其实也是可以由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我们每年有上千亿的扶贫资金，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购买民间组织的工作，既能减少政府人员的工作压力，也可以得到更为专业多元的服务。

▲ 云南丽江老君山河源村，村民召集的会议。各组村民代表加村委会干部组成评委，现场给每个提议的项目打分，不靠谱的废掉。三生（参与帮扶的NGO）、县乡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论证团不投票，但有质疑权，由此影响拥有投票权的各组代表们。

四是需要科学精神。科学的要义在于求真，在于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哪怕再不情愿。

医学上有绝症一说，与之类似，经济发展上也有死穴，一些地方的经济并不是靠外界输血、靠扶贫政策就能搞活的。追求共同富裕没有错，但共同富裕的主语应该是人，而非区域。拿美国来说，各州的经济规模差距巨大，但人均GDP却大体均等，关键就在于人是自由流动的，人往高处走，会自动形成平衡。

树挪死，人挪活。人均GDP的提升有两方面，一是做大经济蛋糕，二是减少人口数量。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大城市更热衷于“大树进城”，却不欢迎农民落户。

其实不少人明白，“全面脱贫”难以实现，但没什么人愿意捅破，因为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愿景，也是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目标。

但越是美丽的愿景，就越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60年前，正是在“赶英超美”的旗帜下，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之后数千万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扶贫大跃进虽然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但社会资源的浪费却是不可避免的。政绩高压之下，还可能会催生大面积的数据造假，不少宣布全面脱贫的贫困县，可能都经不起最初步的调查。

当然，周期式的“扶贫奇迹”并非不可能，我们已经两次实现。早在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战”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宣布“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基本解决了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呢？随着贫困标准的调整，2002年贫困人口又从3209剧增到9029万，在降至2688万后，2012年又跃升至12200万人，接下来又是一路陡降。

如此来看，“扶贫奇迹”不只取决于经济发展，更依赖于时间周期和标准界定。但即便如此，贫困人数在最低谷时仍有两三千万的规模，那么，到2020年，我们会实现“零的突破”吗？

可以肯定的有一点，中国的减贫成就已经颇为巨大，数以亿计的人口脱贫足以堪称奇迹，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全面脱贫”作为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