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白，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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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共同利益和共同议题，一部分人眼里的政治正确成为另一部分人心中的政治不公。美国逐渐陷入不同群体之间的对峙——自由主义精英和普通工人阶级互不理解，既得利益者和受剥夺者彼此仇恨。资本家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化的加持下不断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劳工阶级不仅分不到蛋糕，还时刻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弗吉尼亚州夏罗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由右翼团体主导的示威骚乱已经过去近一个月。骚乱爆发时，美国内外的媒体都在讨论右翼团体的卷土重来，谴责特朗普的推波助澜，并重申博爱多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媒体还停留于纷纷扰扰的讨论，而民间已有以眼还眼的行动，于是又有上万人聚集波士顿。这场左翼主导的示威同样来势汹汹，最后以警方拘捕27名抗议者而告终。

▲ 8月12日，夏罗茨维尔市，一辆汽车冲进反对“右翼集会”的队列中，一名女性遇害。 ? RYAN M. KELLY

这愈演愈烈的喧嚣，究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白人至上主义死灰复燃，意识形态日趋两极，特朗普是其原因还是结果？假若去年11月特朗普败选，希拉里上台，我们还会不会看到这些冲突和对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暂时离题，回到起点，从民主的本质说起。

民主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还是经济繁荣的某种政治保障？抛开我们赋予民主的美好期待，从程序上说，民主归根结底就是集体决策。它允许普通人以不同的方式，要么直选，要么代议，参与到决策的制定当中。大到选择一国总统，小到维护街道花园，我们发表意见，做出选择，并服从集体决定，是为民主。

这种现代民主的雏形诞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早期欧洲。最初是贵族向皇室要求话语权，进而是资本主义的中产精英在街角咖啡店里坐而论道，再到劳动者，再到有色人种，最后到女性，话语权一点点蔓延，决策权一步步放开，民主在长达一二百年的历史中慢慢落地生根。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要使集体决策成为可能，民主要求参与者之间存在最大公约数。首先，人们要尊重决策的规则，既然商定了一人一票，就不能践踏他人的投票权。其次，人们要服从决策的结果。既然投票结果是A，那选择BCD的人也要服从集体决定。这两条常识太简单了，以至于往往被大家当作理所当然。

可是，越理所当然的东西，越有可能被遗忘。于是，前者有二战前的德国，纳粹党手持人民的选票踏上权力宝座，转眼即“代表民意”废除民主选举。后者有泰国的红黄斗争，凡是红衫军所拥护的，就是黄衫军要打倒的。凡被一方投票上台，另一方必拖其下马。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下，民主摇摇欲坠，社会分崩离析。

▲ 1934年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一处，约有2000人聚集于此，他们是美国纳粹组织“新德国之友”（Friends of New Germany）的成员。 ? GETTY IMAGES

那么，民主如何才能平稳运行呢？纵观发达民主政体的早期历史，在内外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共同利益、共享价值和忠诚反对(loyal opposition)对民主体制的稳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让人们愿意坐下来用投票解决问题，至少要保证人们有一点可以协商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否则投票无法解决问题。要使人们愿意接受不符合自己意愿的集体决定，至少要保证人们共同信仰一些更大的价值体系。

ABCD的选项最好只是技术细节上的差异，背后的价值追求是大体一致的。虽然民主为反对党赋予了合法性，但执政党和反对党对政治系统本身是认可的，对民主体制是不质疑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两党分坐女王两侧，共同宣誓效忠女王和帝国的福祉。反对党“以女王的名义而反对”(Her Majesty’s Opposition)，再激烈的党派斗争也无法撼动这个系统和系统背后的价值观，是为忠诚反对。

要达成以上要求绝非易事。民主并不是在真善美中降临人世的。为了确保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存在，现代民主或多或少都建立在镇压异己的血腥历史之上。

被视为古典民主之光的古希腊广场政治(Greek Polis)驱逐了穷人、奴隶和女性，因为雅典精英认为他们的物质需求和软弱性无法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参政者。而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黑暗面》一书中也充分论述了民族矛盾和种族清洗在美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 1920年一个夜晚，美国3K党在芝加哥集会。3K党是美国历史上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期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民间仇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该组织常使用恐怖主义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 Library of Congress

在跌宕而血腥的“抗议—镇压—再抗议”的历史中，人们逐步妥协并达成共识。最终，不论肤色、种族、阶层、性别，每个公民都被美国梦所容纳，共同维护山巅之城的荣光。在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得以稳固后，美国民主才成为今天的“理所当然”。

然而，理所当然的事情又开始起了变化。建国初期，美国梦向每个人许诺了自由平等和成功的可能。与此同时，政党和各类联邦形式的公民组织深耕于民间，他们登门拜访，层层递进，带动各个社区和阶层的普通人参政议政。

从托克维尔到斯考切波等学者均对这种跨阶层和跨族裔的联邦组织尤为推崇，因为他们打破了地区和族裔的分隔，将原本孤立的个体团结在一个共同身份之下——美国人，美国梦，一起努力，等待收获。虽然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依然存在，但人们首先自我认同为美国人，存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共同的目标，并相信付出必有收获。

但是，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体现为联邦公民组织的衰落和身份政治的崛起。斯考切波[1]将新兴的公民团体称为“邮件群组织”(mailing-list organizations)，因为这些团体不再保持深入社区的传统，而是集中在华盛顿等游说重地，平时通过群发邮件向成员募捐；成员也不必参与见面会，座谈会，更不必亲自行动，只需要阅读邮件，按时交钱，就可以买到“参政服务”。这样的团体显然更受中产阶级的欢迎——我们没时间，但有钱。而对于不富裕，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的底层大众来说，他们离真正的政治参与却越来越远。

于是，越来越多迎合中产阶级审美的政治团体日益活跃，他们关心动物权益，海洋安全，温室效应，也关心人权，自由，同性恋婚姻等命题。毋庸置疑，这些命题都是相当重要且迫切的命题。然而，人们没注意到的是，还有一些想发声却没有渠道发声的群体，正淹没在百花齐放的盛景里。例如，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美国白人劳工的死亡率正在上升——死于吸毒、犯罪和自杀。这是近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的所有族裔里，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人群。而他们没有代言人。

▲ 美国俚语中，将贫穷的白人称为“White Trash（白色垃圾）”，暗示较低的社会阶层和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往往特指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被主流社会视为危险分子的人。他们常和犯罪沾边，行为不可预测，对权威、法律和道德缺乏尊重。图为一俄亥俄州一白人家庭正在将他们的家当往拖车里搬运。 ? Matt Eich / the Atlantic

除了参政渠道被堵塞之外，身份政治的兴盛也对局面推波助澜。在身份政治主导的语境中，女性、少数群体、移民是政治动员的核心。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让位于政治正确、社会多元和身份认同。事实上这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先后之分。

自由主义者为少数群体争取到的公正和社会进步大家有目共睹。然而，过度强调少数群体的身份标签使新自由主义者蜕变为学者马克·里拉所批评的“身份自由主义”[2]。他们将特殊性的身份至于最前，放弃了总体性的共同身份和共同议题。

于是，在政治动员中，民主党明确面向黑人、穆斯林、女性、LBGT和移民。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多为白人、福音教徒、保守人士和本土劳工，近来自认为利益受损的华人也开始大力支持共和党。这泾渭分明的站队已经预兆着矛盾的累积。

事实上，政治家应该以国家整体为分析单位，以全体公民的福祉为奋斗目标。如果在政治修辞中刻意将人群分为几类，加大甚至制造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和利益矛盾，并明确表态只为某类人群代言——那其他群体怎么办？是不是几乎丧失了共同话题？是否还存在共同利益？如果被一方选上台的政党只服务于这一方，那另一方如何做到“忠诚反对”？如何甘愿服从集体决定？

在这种恐慌和愤恨下，走下坡路的白人劳工认为，民主党不仅不会对他们施以援手，还会主张大赦非法移民，让工作机会向少数群体倾斜，从而使白人劳工的困境愈加艰难。对福音教徒来说，当性少数群体可以探讨“厕所该不该跨性别”时，而因信仰反对LGBT的保守派则会被大众唾弃。对华人来说，他们曾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这次支持特朗普的华人选民大涨11个百分点。虽然同为“少数族裔”(minority group)，但华人向来被划归为优势群体，民主党的政策有时便以牺牲华裔为代价来向黑人和拉美裔倾斜——从平权法案的实施效果来看，华人与黑人的SAT录取分数可相差270分。近年民主党提出的亚裔细分法案更让华裔产生了巨大的不公正感。

▲ 2016年8月，集会者反对“亚裔细分法案”。 ? SVCA

于是，由于缺少共同利益和共同议题，一部分人眼里的政治正确成为另一部分人心中的政治不公。美国逐渐陷入不同群体之间的对峙——自由主义精英和普通工人阶级互不理解，既得利益者和受剥夺者彼此仇恨。资本家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化的加持下不断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劳工阶级不仅分不到蛋糕，还时刻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与此同时，身份自由主义者抛弃了作为公民的整体认同，将黑人、华人、移民、教徒的身份放在最前。而决策者不是化解矛盾和培养认同，却是通过政策制造零和博弈，不断扩大群体对立，最终，你输我赢，不同群体间失去了身为美国公民的共同议题，也失去了统一的美国梦。利益矛盾和身份认同的矛盾趁着2016年大选的时机彻底爆发，将特朗普送上总统之位，也将暗流汹涌的群体矛盾放到台前。

▲ “弗州骚乱”后，特朗普在公开发言中称“两方都有责任”。随后的《纽约客》、《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中，将特朗普和3K党元素置于一起；《时代》则回顾了美国的“仇恨史”，封面为星条旗包裹着一个纳粹手势的人。

事到如今，我回想起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曾经强调过，公共空间中最重要的是共同议题和共同利益，这是维持对话、形成共识的基础；回想起“我没有敌人”的绅士和克制，这是好好说话、理性交流的前提和保障；也回想起美国建国之初人民对美国梦的向往，那是同一个身份之下的共同追求。因此，当我们谈论左右冲突时，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两极化时，我们不仅在讲微观的群体矛盾，我们也在讲民主嵌入的社会结构，讲公众参与背后的价值基础和政治信仰。

培养共同议题，创造共同利益，学习好好说话，形成价值共识。这是美国，也是很多国家正在面临的挑战。

原标题《弗州骚乱：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  参阅ThedaSkocpol. 2004. “Voice and Inequa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American civic democracy.” Perspectiveson Politics 2(1): 3-20.

[2]  详见马克·里拉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社评：http://t.cn/RNnzl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