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坐火车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对什么都懂一点，很喜欢讨论和摆观点。周围的乘客听得津津有味。在这种互动中，一个偶然的日常话题，可以在不经意中变成一场公共讨论。他们感叹生活不易，也笑谈日子更加好过了。他们针砭时弊，也感谢政府的政策好。他们像是在炫耀自己的见识与经历，但又时不时显示出为他人、为当下中国建言的浓厚兴趣。当聚焦于一个话题时，有共鸣，也有争议。讨论到高峰，他们几乎是抛离了个人身份，沉浸在一个“指点江山”的自由争鸣氛围中。

但这些公共讨论最可能或只可能出现在普通列车的硬座车厢。这或许更值得理解。普通列车的硬座处于消费架构中的下层，消费者多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学生或普通工薪群体。其中又以外出务工的农民为主，是“坐火车”中公共讨论最主要的参与者。

▲ 2014年1月24日，北京，北京西开往陕西宝鸡的双层列车。 ? 李刚 / 东方IC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基于群众动员，建构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空间，城市的单位、农村的合作社及群众运动是最重要的载体。然而，从议题的提出、安排到具体的活动过程，这些公共生活都受制于国家意志的主导，缺乏自主活动的空间。到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合作社和单位制最终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的空间渐渐在艰难中成长。

但悖论的是，接下来的市场经济为了满足资本与劳动力需求，反过来却又推动了人们的个体化。当下，不计其数的实证调查都见证了这些事实，农村很难再建起集体生活，即使是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大会，召集到法定的村民也几乎没有多大的可能。吴重庆先生将这称之为“无主体”的农村。

同样面临群众动员机制解体的城市，纵然还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大众传媒、广场、公园、聚会或城市社区，仍然承担了一些公共空间的职能。

在当下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尽管在变动中，但还是居于一个不对等的状态，社会的空间仍然很狭小。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农村的底层社会更是如此。他们的话语是失声的，这催生了一批敢于建言、为民发声的知识精英。他们是记者，或是学者，被公众推崇到社会良心的高地，但他们笔下或摄像头中的农民，仍然是他们话语之下的。作为主体的农民，不在场，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

这是否意味着底层农村的政治无能或无效？

斯科特在他的《弱者的武器》中批评西方学术界在观察政治行动时，只关注外在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结果误以为那些没有这些行动的群体，就是没有政治能力的。他本人在马来西亚的调查中证实，那里的农民没有社会运动，但通过偷懒、开小差、装疯卖傻等更隐蔽的方式表达了抗议。这一观点，成就了斯科特，但也将他本人推向了争议的中心。但在这里，斯科特至少可以帮助认识到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即纵然缺乏有效的政治表达渠道，底层农民仍然在各种夹缝中，一次又一次地营造他们的话语空间。

当下的他们，面临的是旧的群众动员机制解体，资本、户籍和劳工制度又将他们置于这样一副画面里：为了生计，背井离乡，一年近12个月漂泊在外，春节回到家乡，但又面临集体生活伦理与道德滑坡，短暂的几天把他们困于这样或那样的走亲访友或婚嫁庆寿中。不过，就在他们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注定会遇到他们的同类。陌生人的情景给了他们表达的机会，不会遭遇在熟人面前谈政治、谈时事时的尴尬和不理解。

工作的不稳定，增加了流动，一年中的“坐火车”也多了。尽管挣扎于生计，但他们不全然是政治冷漠的。谈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将有助于解读中国基层政治的状况，既可能证实也可能会挑战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最终没有走向公共讨论的个人炫耀，依然可以表明一个事实：不同于精英群体可以通过传媒、演讲或成功学来传达自身的生活经验，他们缺乏这些渠道，而“坐火车”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表达的空间。就这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铁轨上的车厢中，实践着他们的日常政治，以一道暗淡却有力的光刮过城市、山川和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