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简政放权、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管治思维的变革下，各地各级政府采购社会服务如火如荼，中央财政提供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广东省提供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财政资金数千万元，江门市、区历届公益创投支持数千多万采购社会工作服务。各种支持、政策直接激活了社会公益领域的发展，对社会服务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刺激和支持作用。

       社会工作大发展在凸显政治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单位等也回馈了不同的反应和声音，从服务采购的公正性到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有赞有弹。在冰与火之间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的交互作用，在社会服务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到了不同的影响，今天我们需要在社会服务发展欢歌中审视政府采购社会服务中的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问题。

       什么是路径依赖呢？鲁迅说，这世界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有了路。既然有了路，那么绝大部分人、车都会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习惯成自然而难以做出改变，典型路径依赖佐证是，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两千多年前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研究国家发展中看到，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从中发现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种程度上，路径依赖现象在社会服务发展中体现明显。

       早期由于社会服务的试点存在风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支持社会工作（公益）服务的部门或主政者最切实可行的路径是，寻找“可靠的熟悉人”从本部门政策范围来实践改革。

       例如北京某社会公益组织创始人借助与司法部门的人脉，在中国尚未有财政采购社会服务的意识环境下，成功注册并提供女性法律援助服务服务，在当时不仅解决了一些困难女性的困境，同时为中国妇女权益、国家形象提供了很好的展示。

       这个社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相互作用的正面示范，即机构的成立、服务依赖于机构创始人与相关部门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在该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开展活动，对社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效用。这种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组织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知名公益人士、慈善人士善用亲友同学等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石头扔进水中，从中心向外形成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亲友、同事、熟人、陌生人分布在不同的圈子上给予不同的对待，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自孔孟时代延续至今上千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非正式生活、伦理准则。

       差序格局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是改革的助推器，因为试点改革是一项有风险的，那就先“上自己人”，这种在世界各地内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屡见不鲜。

       但在另外一方面，当政府采购社会服务成为一项普遍、广泛的事务时，社会发展中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的负面影响也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凸显。特别是因应各类财政采购而诞生但又缺乏服务社会使命的组织，未能发挥社会组织的正面价值，挤压了健康的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我们要警惕“劣币驱逐良币”的蔓延！

       从社会服务传递的路径来看，专家、学者对相应人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探索，进而推动立法及行政部门制定法律和政策。依据法律、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与服务空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透过有组织的专业服务解决该项政策下相关人群的需求和困难。一般而言，政府部门长了法律政策的理解和运用，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精于具体的专业服务。

       但在局部地区存在特殊例外，小部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对服务理解、困难群体需求把握、专业服务提供等方面落后于行政系统及社区居委会等，导致政府采购服务未能达到原有目标。

       这种落差仍然是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的负面体现，即一部分机构获利于早期特殊的扶持环境，或者其被采购、延续并不是依靠一种公正的竞争机制，机构就没有足够的动力、资源投入到机构的学习、研究、提升中，而是将重点用于“关系”，并试图继续依赖原有路径。这种非正式的规矩，将机构和服务成效锁定在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随着改革与公共治理深入，社会组织发展有较多利好政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服务总体资源逐步充沛，依托于私人关系的差序格局理应逐步退出，让位于初步形成的市场竞争机制，服务从特许、授权、委托等向公开采购转移。继续依赖原有的路径前行，不仅可能形成“团团伙伙”，反过来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如何破解社会服务的路径依赖和差序格局的负面影响？可以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进行探索，进行结构改革，避免扭曲供给，提高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