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3天时间，100位股东众筹了100万元，开办纯素食餐馆，无分红，所有盈利用来做公益……海宁义工的一次创举，吸引了各路民间公益组织前来谋求“造血”之道。

民间公益起于青萍之末，有的已经枝繁叶茂，有的还在使劲生长，海宁的尝试能否复制和推广？

质疑声不绝于耳：如何保证盈利不挪作他用？如何避免“三分钟热度”？但海宁公益人坚信，凭借着当地的公益大环境和专业化运营，这样布局能占据“金角银边”。

南关厢素食馆现在说成败或许还太早，但以海宁义工为代表的嘉兴民间公益力量正在崛起，扶危助困、居家养老、心理干预……他们的身影正变得更清晰，他们期待和政府发生一次更为深远的“光合作用”。

同时，随着近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本在西方国家已被翻烂了的“社会公益组织使用说明书”，被政府从书架上取出，摆在了案头，用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奔跑路径。

众筹

“筹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一颗颗便于安放的公益心。”　　

上午10点半，65岁的黄大妈走进南关厢素食馆，脱去羽绒服，换上了一件印有“海宁义工”字样的夹克衫，袖口上的黄、绿、蓝三色条纹，蕴含了“付出”、“环保”、“感恩”的公益理念。

这是一个温暖的周末，冬日如春，南关厢漫步着三三两两的游客，这个昔日的硖石老街经过改造之后焕然一新。素食馆选址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很多“老海宁”的童年记忆。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先打下手吧。”黄大妈满面春风，说话间寻来一块抹布，开始擦拭桌椅。这里只有专职厨师和少数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多服务工作由义工完成。

食客中也不乏义工的身影。还没到中午11点，范女士一家三口静静地坐等开饭。范女士两年前加入了海宁义工，但因为工作忙，很少参加活动，“饭总是要吃的，吃顿饭也算做了次公益吧。”

“众筹”、“纯公益”、“全素食”……这些抢眼的词汇，仿佛在逐利的商圈里汇聚成一条暗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食客。

中午11点刚过，食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带动了整个南关厢的人气。购买餐券的队伍绕着弯排到了大门口，很多人由于找不到位子，在店门口拍照留念后悻悻离去。

在素食馆最热闹的当口，餐馆的发起人柴国荣坐在隔壁的义工服务站，给23岁的小义工朱骢“打下手”。柴国荣今年50岁，是海宁义工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熟悉的人都叫他“荣哥”。

一位大姐在素食馆用餐后来到服务站，为上大学的儿子报名参加义工。“参加西片区吧，那里有一个大学生义工组织。填完表格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你儿子联系。”柴国荣说，目前，海宁义工组织分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上千名义工。

“一顿饭就是对公益的参与和支持，谁都能为公益奉献一份力量。”柴国荣说，而服务站则是一扇面向市民的窗户。

“每天这里都在超负荷运转。”餐馆的火爆程度让柴国荣始料未及。这个海宁首家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今年元旦开业以来，60多个餐位日均要接待400多人次的顾客，日均营业额将近1万元。

红火的背后也有不少质疑声：盈利用来做公益，谁来监督？餐馆要是没特色，还不如直接捐钱呢？对此，柴国荣表示，素食馆建立了理事会，聘请了专业经营团队，主打素食文化，不断创新菜品。另外，当地慈善总会人员介入财务管理，盈余全部打进义工委在慈善总会的专门账户，需要时再申请支取。

差钱

“或许，差的不仅仅是钱，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公益环境。”

其实，海宁义工并“不差钱”。柴国荣还有一个身份是该市企业家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印刷企业。义工委领导班子中，绝大多数是实体经营者，甚至不乏有公司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家。

“我们是可以广泛发动企业家捐款的，5万元、10万元、20万元，都不成问题”，柴国荣说，“但自身不能‘造血’始终是个短板。”

像海宁义工这样，背后有企业家强力支撑的公益组织并不多见。柴国荣认为，这种模式不可复制，当失去这种强力支撑，困境也会随之而来。“培育能够生钱的公益项目，是公益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素食馆仅仅是一个开始。”

随着素食馆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差钱”的公益组织陆续来取经了。

1月23日，一位东北的张先生，原本要去广州出差，机场候机时，在微信上看到了素食馆的新闻，莫名激动，立刻改签飞到了杭州，连夜赶到海宁，寻到南关厢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素食馆已经打烊，柴国荣特地赶过来，和他聊到了深夜。

1月24日，平湖市民间志愿救援队负责人赵建荣慕名来到南关厢，专程向柴国荣讨教“造血”之道。

赵建荣来自汶川灾区，在平湖一家民营企业当驾驶员，感佩于当年家乡得到的八方支援，萌生了组建民间志愿救援队的想法，目前救援队的20多人中，有协警、退伍老兵和城管队员等，去年自发参加了遂昌洪灾、鲁甸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

“我们的经费大多是队员AA，但由于缺经费买器材，很多救援行动开展不了。”赵建荣说，去年有一次车祸救援，司机被卡在驾驶室，痛得大声哭叫，但由于没有专业液压扩张器，不敢施救，只能用铁棍撬，减轻司机痛苦，等消防队员来。

赵建荣所在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提供了救援车，并且报销汽油费。“自身不能‘造血’，总向企业伸手要钱，总归不是办法。”赵建荣说，他和队员目前已经凑了15万元，准备考察完素食馆，再回去继续筹钱。

“或许开一家公益餐馆很简单，但背后的公益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柴国荣指着义工服务站一台崭新的电话机说，几天前，移动公司得知这里缺一台固定电话，第二天，就把电话机送来了，既不用办手续，也不用走流程，“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信任度，公益就容易做很多。”

在柴国荣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有厚厚一叠无人认领的发票，抬头多是“爱心人士”， 最大的一笔有2.8万元，总金额近30万元。在不久前的一次义卖活动中，很多市民放下钱就要走，柴国荣让他们留下名字好开发票，大家纷纷说“我不需要发票，我们相信你们”。

“素食馆项目只是一个公益载体，除了经营和管理之外，决定成败的关键是身边的公益环境，盲目的‘造血’往往容易夭折。”柴国荣说。

　理念

“迅速壮大的背后，是有一个以人为本、人人皆可慈善的公益理念。”

短短3年，海宁义工队伍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近5000人，迅速壮大的根源在哪里？柴国荣认为，最关键的两个字还是“理念”：把慈善的门槛放低，让每个人都能“献出一点点爱”。

作为全国的公益“标杆”，常常有全国各地的公益团体来海宁交流学习。柴国荣发现，很多公益组织是“勒着裤腰带做公益”，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夫妻反目，“看着让人心疼”，柴国荣说，他很钦佩那些为了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的同行，但这难道就是现代公益的方向？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行为究竟是会让人效仿还是敬而远之？

朱晨耀是海宁义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家里经营着一家零售连锁企业。他刚开始做公益时觉得挺委屈，“钱少捐点吧，别人会说你，家里有这么多钱，至少捐个几百万元，才捐了这么点，装什么公益人？”

出去开展公益活动，也会有质疑声：“出去搞个活动，才两三天，这有什么难的，看看别人，在灾区一待就是几个月，老婆、孩子都不管，那才叫公益呢！”

“其实我内心也很敬佩那些为了公益事业舍弃家庭的人，但一掂量，自己不是那种人，没那么伟大，只想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帮别人，并不想把家庭和钱财都牺牲掉。”朱晨耀说。

渐渐地，海宁义工的发起人发现，他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愿意做一点点好事，付出一点点爱，对社会产生价值，但不愿倾其所有去帮助别人。“这个时代需要奉献精神，需要雷锋、焦裕禄、郭明义，但只有他们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微公益’。”朱晨耀说。

通过“举手之劳”的善举，付出力所能及的爱心，围拢在海宁义工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我愿意、我付出、我成长、我快乐。”海宁义工也逐渐碰撞出一套独创的公益理念。

“我愿意”、“我付出”只针对自己，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强求别人”，通过行为去感化人心，这是海宁义工开展活动的宗旨。

2013年8月18日，海宁义工来到盐官海塘开展“弯腰一秒，拾起文明”活动，有两位游客在候潮时嗑瓜子，边吃边吐，满是唾沫的瓜子壳很难捡，海宁义工委秘书长糜江丰始终面带微笑，默默地捡着，最后游客终于不好意思扔了。

柴国荣说，海宁义工的公益理念认为，义工不是执法者，要通过自身行为打动人、影响人，而不是通过指责或说理来教育人。

义工的“付出”帮助了别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成长，收获了快乐，让家庭更和谐、美满——这是海宁义工的核心理念。

有一位女义工在敬老院帮老人修剪灰指甲，老人指甲很厚，味道很难闻，她憋着气，剪一会，跑开透口气，往身上喷些香水，回头再剪，足足花了半小时。回家之后，她开始和两年没说话的婆婆修复关系，如今两人感情很融洽。

有一位患侏儒症的“拇指姑娘”名叫钱钰，曾经因病自暴自弃，想自杀，做了两年义工之后，心态完全改变了，现在下班后忙着去相亲，还参加电视台的“梦想秀”，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在素食馆采访时，有一位84岁的老爷爷一直在拍照，一打听，他是海宁义工的“专职摄影师”，挂在义工服务站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的。在苏州工作的子女一直希望老人家去跟他们一起住，但他眷恋着这份“职业”，始终“赖”着不肯走。

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失去了自我价值和存在感，他们通过参加义工活动，重新获得了 “成长”和“快乐”。

柴国荣告诉记者，这些公益理念来自企业管理理念的变通，从人本位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平等出发，公益人也是普通人，不能高人一等；成就他人更是成就自己，让自己变得更阳光，生活变得更美好。

对此，嘉兴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胡平深表认同，她说：“公益行为最高境界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说白了，公益要像家常便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融入日常生活，不好高骛远，要持久恒远，这样，更有利于公益精神的培养。”

“在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隐藏着一条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共赢

“在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隐藏着一条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在柴国荣的手边，有一份“政协委员柴国荣工作室方案”。不久之后，南关厢的义工服务站将挂上“政协海宁市委员会”的牌子，这里将被赋予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的新内涵。

“通过定期开展接访、座谈，将群众反映的普遍性问题，以委员提案、信息、调研报告等方式，向海宁市政协进行反映。”在柴国荣的设想中，今后开设的义工工作站，还将设置人大窗口，以此推动政府工作。

在柴国荣看来，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做好“组织身边的人”，海宁市委、市政府以义工为荣，在活动开展中全力配合，义工则要协助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相互认同和支持中追求共赢。

目前，海宁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警部门开展了“斑马线让行”、“拒绝远光”等活动。“这样的活动义工做1年，不如交警做3天，海宁义工配合交警进行劝导，刚柔并济，让城市更加文明。”柴国荣说。

从去年开始，除慈善救助之外，海宁义工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促进社会、社区进步转变。海宁义工介入了对卫生局下辖医院的考评，通过问卷、电话回访等第三方调查，衡量医院的形象、态度和服务水平；另外，海宁义工和司法局合作，成立了司法义工队，介入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干预。

当然，社会公益组织并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们的举动在政府那头响起了回声。

2013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在注册资金、会员数量等方面降低门槛，比如注册资金，公益类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了一定的下降。

登记手续也在简化，行业协会商会、科技、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这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不用主管部门，实行“直接登记”。受此利好推动，去年，嘉兴全市共有近百个社会组织实现“转正”，其中，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最多。

目前，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600多家，服务范围涉及为老、助残、扶贫、关爱失独家庭等多个领域。

在公益项目社会化运作模式下，政府的培育和支持让社会公益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嘉兴市孝慈为老服务中心于去年1月在嘉兴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该机构合作，目前已有专职工作人员60多人。另外，“孝慈”资源链接了志愿者队伍近百人，以社工服务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另外，嘉兴市各地都相继建立了社会组织的孵化器，为社会公益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场所，提供资金对接、项目扶持、能力拓展、财务托管等服务。

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草根”社会公益组织从“地下”转向“地上”，开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验证码”。

桐乡市爱心联合会去年6月份进驻该市社会组织孵化器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立了理事会，拟定了制度和章程，目前已经进入直接登记流程。该组织负责人张剑说，以前募集善款属于“合情合理不合法”，还经常遭遇开不出发票、个人账户遭质疑的尴尬，“转正”之后这一局面将得到改观。

不久前，当地政府还帮张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此前，爱心联合会募集到的爱心物资没有地方存放，只能在一些会员的家里、车库“打游击”，为此，位于桐乡市中心的杨家门社区腾出了一间闲置阅览室，专门给爱心联合会当仓库。

5天前，爱心联合会向社会捐助的20多箱衣物、书籍从杨家门社区运出，寄往贵州普安县贫困山区，帮助那里的孩子温暖过冬。

从“漫步”到“奔跑”，在政社双方共同发力下，嘉兴社会公益组织的成长有了“加速度”。

转载自《社会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