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监狱风云》剧照

里边灰暗、阴郁。监狱的味道，直到现在张丹丹也忘不掉。

服刑人员面孔多数年轻，通常在25岁以下，许多人因抢劫、绑架被收监。他们大老远看着她。直到一天，一名服刑人员鼓起勇气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啊？”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她在2013年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调查发现这些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

20岁出头的张一（化名）被判了18年，因为抢劫。

张一的父母在深圳打工，他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十几岁的时候，他跑到珠海，跟人做传销，下线发展到一百多人。他在珠海买了房和车，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过上恰似白领的生活。

直到一天，他接到消息，爷爷得癌症了。张一放弃在珠海的工作，赶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积蓄给爷爷治病，但老人半年多后就去世了。

张一赚的钱都花光了。等他回到珠海的时候，以前工作上的一百多个下线跑了，女朋友也跑了，他一无所有。“没有人能理解我。爷爷没了，工作没了，女朋友没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老家，把车卖了，成天在游戏厅游荡，结识了专门跨省抢东西的犯罪团伙。有人找张一当司机负责运输，找他的人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50万作为报酬。

张一想了三天，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忍不住拿起电话和那个人说，他愿意做，结果被抓了。

张一是张丹丹1200多名调研对象中的一位，他的自述让她印象深刻。在这所男子监狱服刑人员中，17%的人有留守儿童背景。张丹丹在调研中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机会”。

2012年在北大任教后，张丹丹一直关注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研究。2013年，她开始联系男子监狱，因为所选监狱需要一定代表性，在联系了几座监狱后，最终有监狱同意了她的调研请求。

第一次去时，她有些不安，带着二十多个男学生，在当地经过培训后一起进去。“毕竟环境特殊，就我一个女的，到后来慢慢适应也就无所谓了。”

其实一开始，她关注的是城乡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2007年，张丹丹在全国9个省15个城市里抽样了5千户城镇居民，5千户农民工，农村地区的8千户家庭。她想研究农民工犯罪及对社会影响。但到2013年，她在这座男子监狱里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有两个因素显着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群体的犯罪行为，一个是出生地的性别比，另一个是有无留守儿童的背景。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在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2个省区市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发现，2001年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12.3%，2014年该比例上升到20.11%。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所占比例由高至低分别为：“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未成年人”（36.7%）、“留守未成年人”（27.3%）、“流动未成年人”（26.9%）。

开始监狱项目调查之前，张丹丹和团队成员做了一个月左右的筹备工作。她参照美国的监狱服刑人员调查问卷，翻译设计出两套关于犯罪认识的问卷。一套有十几页，每一套问卷，张丹丹需要进行严谨的设计和考究，再带到监狱里开展调查。

针对“留守儿童”这一指标，张丹丹设计了包括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犯罪历史、心理及性格特质、认知、行为偏好等多个模块的调查问卷。“要识别他们是否有留守儿童背景，就要问他们是16岁之前还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谁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是因为父母离婚还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张丹丹说。

张丹丹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左右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在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留守或单亲家庭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留守经历与犯罪有关吗？

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5）》，其中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不良家庭结构中成长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发生犯罪冲动，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不良家庭结构体现为“松散型家庭”（如留守儿童家庭、未成年人离家打工家庭）、“流动式家庭”（如未成年人跟随打工父母到城市生活家庭）、“残缺家庭”（如父母去世、父母有在监狱服刑情况的家庭）三种形式。

“留守未成年”和“流动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中分别占到27.3%和26.9%。调查还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情形所占比例较多的是“父母在外打工，自己留在农村老家”，比例是9.1%。

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100万左右。而在2000年，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在2000万左右，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了3倍左右。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19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将极大可能继续重复父母的轨迹。

经过调查，张丹丹发现留守背景和犯罪之间确实有因果关系。“在存在父母关爱缺失的样本里有75%的孩子，他们的父母由于外出务工在其成长阶段不在身边，剩下的25%是由于父母离婚、去世原因童年缺乏父母的关爱。”

近几年，留守儿童社会事件频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张丹丹在受访时谈道：“这么多年了，留守儿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留守的规模反而正在扩大，从2000年的两千万到现在六千多万。而且这里面还有结构性的变化，过去基本上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到2010年，将近一半（48%）是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留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有3.4%的孩子没有监护人单独居住，这个群体尤其需要关注。”

“这类研究在下结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因为很容易产生对留守儿童的歧视。对这个群体我们应该是保护、宽容、改变，而不是对他们歧视。所以谈论这个群体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能再伤害这个群体了。我们是要改变政策，而不是要歧视某一个群体，不是歧视农民工或留守儿童，而是想办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2016年，国务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目标，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需要让父母跟孩子一起生活，但怎么在一起？需要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不断跟进以及父母对监护责任的认知。

· 文章来源：依据澎湃新闻、凤凰周刊和微信公众号有教无类（微信号：on_equaducation）综合整理

· 图片来源于网络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