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基金会中心网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嘉宾做客新华访谈。

　　收入偏低、保障不足是中国公益人面临的突出问题。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为帮助他人而奔忙，但是他们的生存困境如何改变？7月6日，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新华人寿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家谕，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益人义助联合劝募基金益宝计划创始人、项目办主任周玲做客新华访谈，就中国公益人保障状况与网友交流。

　　主持人：中国公益组织从业者目前的生存与保障状况如何？请谈谈您的看法。

　　徐永光：大家普遍感觉这个行业工作人员收入和福利方面都比较差。南都基金会联合国内的一些基金会和公益机构从2010到2014年做了两次人才调查。北京、上海、广州、四川、陕西、江苏6个省市，有5个省市收入大大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的水平总体上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公益行业平均收入水平那么低，是不是就业人群的素质低导致的？并不是。我看到去年的调查，整个公益行业，大学本科以上的占71%。我看了一下平均水平，在国内城镇就业人群当中大专以上只占12%，但是公益界本科占了70%多，应该说收入要高于平均水平，但是明显的低于平均水平。

　　还有，他们的社会保险缴纳五险一金的情况很不乐观，去年和今年的调查情况差不多。大约三分之一的机构，或者三分之一的公益行业的就业人员，完全没有缴社保。这是什么概念呢？都在非法用工，按照合同法你只要用工就要缴社会保险的。三分之一的公益从业人员没有入保险，这个对机构来说是非法用工。说的更严重的一点，你是做公益的，你把自己的工作人员搞成需要别人为他们维权的对象。你本来要维护广大公众的权益，解决社会问题，结果你不是在社会问题，而是自己制造了社会问题。这需要很好的反思的。

　　主持人：对于改善中国公益人生存与保障状况，您有怎样的建议？

　　徐永光：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分析一下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状况。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的公益事业还没有完全走向现代化，它还是一个传统体制束缚比较严重的行业。过去做公益登记很难，有的只能在工商登记，不能在民政登记，本来是行善做好事，但是很多行善做好事是在非法状态，法律没有保障。这个问题正在改变，十八大以后对四类公益组织可以直接登记，在登记注册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总体上，由于长期以来发展处于低水平，所以不可能短时间会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整个社会还存在着对公益认识的偏差。觉得做公益就是要奉献，就要喝西北风。很多做公益的是年轻人，他也需要吃饭的。公益也是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在其他国家和别的职业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能够过体面的生活。不能让中国的公益人过乞丐一样的生活，他自己都像乞丐，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服务。有人觉得做公益拿工资就是不讲道理，有的人觉得我捐款怎么还给你发工资呢？你的捐款不发工资，他也没有办法做事情。实际上，你的捐款通过公益人去落实，实际上大大的提高了效率。比如我以前做“希望工程”，你捐300元可以帮助一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如果你自己搞，不经过一个机构去做，3千元也做不下来。虽然花掉一些管理费用，但是资源的效率还是提高的。

　　第三个原因，法律法规有限制。比如基金会的支出，管理费用、行政费用不得超过10%。基金会10%可能坚持，到了一些做项目的草根组织，他们是在做服务，帮助人，他们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一个公益的目的，有人力成本支出，10%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种限制让那些机构拿不到应该有的费用。一些资助者，包括公众，包括基金会和企业，我愿意捐款，但是对你的行政经费卡的很死，甚至有的说政府购买服务，没有管理费用，这个导向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做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作为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有理想很好，但是也要有能力，有爱心也要有能力，结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自己收入低一点，但是让员工跟着受苦，我就批评他们，“领导总有理想，员工跟着喝汤”，这就是你的能力有问题，你的理念有问题。你是帮助弱视群体，但是你恰恰在制造社会问题，你还做什么公益，道德绑架不对，但是你这种道德优越感原谅自己的低效率也不对，这些问题都需要克服。我相信这样一种局面的变化也需要若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