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曾用名韩祺，先后服务于绿网和中国世贸网，从事发展教育、贸易与边缘人群权利、公民影像、社区戏剧等工作。2006年参与筹建北京第一个民众戏剧小组——糖葫芦剧团；2011年完成家政工社区影像作品《我们》；同年七月合作发起致力于公民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的一元公社；九月筹建雷民影像工作室，以影像为行动者和边缘社群赋权；2012年获选银杏伙伴。

 作者：郭婷

一入公益深似海

韩红梅大学毕业的时候，原本可以选择回到家乡做一个一辈子一眼望到头的体制内小爬虫，但为了逃开熟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网，毅然决定留在北京独自闯。然而找来找去，公司都要有经验的熟手，她只得想法子积攒经验，有天看到志愿者联盟“贵州人”在招信息简报编辑志愿者，便盘算着当志愿者“混”一段经验，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公益圈。

这么一撞，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和朋友们谈公益、谈理想，转眼半年，又看到另一家机构——绿网，正在招募发展教育项目的简报编辑，全职有薪水，工作也近似，红梅便跳槽去了绿网。

绿网是老资格的NGO，最早是一些关心环保的人形成的网络论坛，现任阿拉善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的高天是公认的创立者，还有一帮铁杆志愿者。2005年到2007年，红梅在绿网呆了两年多，从制作发展教育简报，很快拓展到项目参与。

发展教育那时还刚刚进入内地，正是做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候，红梅和她的伙伴们给大学生演讲、培训、做戏剧工作坊、议题讨论会，月月都往高校跑，后来一算，一年里她一口气做了14个培训，现在回想都觉得不可思议，20多岁的年轻姑娘居然就这么大胆的培训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大学生。

问题很快浮现。发展教育作为一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教育体系，有成熟的理论框架，清晰的发展脉络。但作为培训者，年轻的红梅对这些不甚了了。她接受的TOT（Training of Trainer）培训，主要由戏剧培训师主导进行分散的议题讨论，这让红梅难以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概念。她记得那时候总是讲要反思，要批判性思考，但从没想过什么是批判性思考，为什么要进行批判性思考，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和年轻人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想来，那时候做发展教育的这批人，和这一新舶来的理念一样年轻，一样有很多要思考的问题，而发展教育的培训者应当是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经验的人，否则，培训者们接受的东西没有经过消化和思考就原封不动、甚至是有遗漏的传递给了参与培训的人们。比如说，接受培训后，她明确要传递给大学生们社会要公平的意识，就跟大学生说，我们要公平，但如何实现公平？实现的路径是什么？大家的脑子其实都是一片浆糊。

那么个人如何成长？红梅认为，是要年轻人看到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并进行连接。可以强调个人的成长和完善多么重要，但更要强调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不是坐在屋子里进行心灵成长，就能发展完善，也不是坐在屋里谈社会公义，就能真正发生改变。

如何实现年轻人和社会的连接？红梅负责运营的一元公社现在还在实践，组织讲座、沙龙、讨论，让更多年轻人关心社会，建立批判性的反思社会的视角；此外，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参与到社会行动之中去，因为社会的改变只能来自于行动。为此，红梅在绿网时期就开始了进入边缘的行动。

用影像连接边缘

2006年，红梅设计了一个名为“让我走近你”社区影像活动，组织年轻人走进边缘群体拍摄纪录片。她认为，影像是一种霸权，你要去拍边缘群体，他们为什么让你拍？为什么要让你了解他们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和边缘者建立联系和互动的过程。

红梅从绿网申请到五千元的经费，这很拮据，场地费往往都要一两千。然而坐着发愁，不如起而行动，她四处寻找不要钱的资源，后来五千块都没花完。先找的是当时在天下溪工作的周宇，经后者介绍进入拍客云集的DV江湖，寻找专业或业余的摄影发烧友当志愿者；再跑咖啡馆，游说免费租借场地，她特别感激当时大力赞助的盒子咖啡馆，不但免费提供场地，还送了一批T恤作为志愿者礼物；拍摄需要机器，就找朋友们借，6个小组借了三台摄像机，有一台还是通过志愿者偷偷从某环保机构借的昂贵机器，价值十几万，她当时拿着都胆战心惊，因为月薪只有一两千，要出了点岔子砸锅卖铁也赔不起。

几个月过去，各个小组都出了片子，主角有修车行的小弟，还有那时候在地下通道卖唱的王旭，他后来大红大紫，成立个组合叫旭日阳刚。片子完成后去国贸放映，王旭大冬天的跑到现场支持，项目没有钱给交通费，红梅自己掏了一百块给他，后来王旭一直记着这事，成名后还打电话给红梅回忆往事。拍摄的内容还包括那一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人们去金五星市场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探讨流动儿童的出路，身为打工者的父母们的愿望。片子原本有机会在电视台放映，但因为技术质量不适合电视台播放要求而作罢，不过却引来公民杂志《民间》的采访，为此在2006年的《民间》刊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项目对红梅意义深远，她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年轻人如何参与社会发展的行动。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特别有正义感、热情和行动力，会因为社会问题聚在一起，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但那时候，发展教育遇到许多困难，外界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发展教育做成了戏剧工作坊。红梅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实践，但是她还太年轻，想的也不够清楚，也就没有做出更多的争取。

扩大的视野

发展教育项目遇到挫折的时候，红梅也有挫败感，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有信心的做发展教育的人，但是却做不下去了。那时候，她也曾尝试向资助方继续申请项目。项目官员说，你来解释，我为什么要把资助款给你？说服了我，才可能给你。红梅更觉得受挫，她觉得，资助方应当是在和合作伙伴做一件共同认可的事情，双方平等的坐下来谈，寻找共识，而不是合作伙伴有一个想法，再想法设法照着资助方的思路，去说服对方。这其中有权力平等的问题，也有双方的认识是否处于同一出发点的问题。

2007年底，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议题的NGO网络——中国世贸网招人，红梅跳槽过去成为协调人。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2012年年中，对她有多方面的影响，部分解决了红梅在发展教育项目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为后来成立拓展公共空间的一元公社打下多方面的基础。作为一家旨在为入世之后的内地NGO提供全球化背景中贸易公平视角和意识、能力提升的NGO网络，世贸网的工作视野厘清了红梅从事发展教育工作时的困惑，让她得以学会看到社会问题发生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举个例子来说，知识产权有时候是对创新的保护，有时候背后却隐藏着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涉及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时候中草药方剂的专利化，实际是将传统社区无数人历经多少辈积累的经验据为己有，之后对社区缺乏反哺，甚至对社区带来害处，如中草药专利化后的昂贵价格反而让社区的人难以承受。

但是，世贸网也有局限，由于发起人的国际背景和高端视野，跟进、讨论的议题往往来自国际层面，而非从本土的社区中自下而上的产生，加之贸易议题的包罗万象，单凭红梅一己之力，很难做深做精，因此有些议题很难在内地的社区层面得到呼应。

世贸网的几年，红梅也在业余时间继续社区戏剧的演出、社区影像的尝试，她总觉得，自己内在的情感还是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到了2010年前后，她再度谋求转变。

边缘群体的力量

2010年底，由于旭日阳刚的走红，红梅和一些劳工组织联系增多，在打工妹之家的支持下，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家政工影像项目。

起初，红梅的设想还和做发展教育时一样，请年轻人来拍摄边缘群体，以促使他们发生改变。但是2011年初，红梅在一次培训上看到台湾劳工组织南洋姐妹会拍 摄的纪录片——《姐妹卖冬瓜》，顿时明白了影像发声的真正脉络是什么：工作者要做的是介入社区群体本身，促使她们发现自己的力量，让她们自己为自己发声。

红梅改进了项目策略，她把机器给了家政工姐妹们，让她们自己拍。这起初很艰难，她发现，虽然有些姐妹在一个社区里，平时见了面也认识，但没人会为了拍摄去联系另一个人。两周后小组再集合的时候，大家什么都没拍。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培力的。在破冰阶段，必须要有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红梅没学过社工，但是她意识到问题后，自学社工。之后尝试小组活动，让姐妹们先为了一个好玩的事情如唱歌跳舞聚起来，彼此看见，再在相处的过程发现共同的需求，如工资、保障的需求，还有家庭暴力、子女相处、与雇主相处时的种种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再将社区戏剧融进去，让姐妹们讲述自己与这个问题之间的故事，并找出大家问题中的共性，从而演化成一个集体的故事，成就为一出社区戏剧。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每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策略，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生存技巧。

从这个角度上说，社区影像并非诉说悲情的故事，而是发现边缘者的力量、边缘者的价值。经过六个月的培育，姐妹们真的成立了合同小组、维权小组，并开始解决问题。红梅觉得，如果只是为姐妹们提供法律培训，由上而下，无法对接家政工自身的经验，而从社区得出的朴素经验，往往比法律上规定的条文更适应她们的生存。

从边缘拓展出的公共空间

家政工影像项目转变方向的时候，红梅希望给每个小组找一个督导，联系到社工专家曲平和性别专家吕频。但项目没有督导的预算，找来后，红梅说：“我这里只有一百块，你俩分了当路费呢，还是大家一起吃顿饭？”不出红梅所料，大家凑一起吃了顿饭，就是这顿饭，三人敲定了合作发起一元公社的计划。

建公社的想法起源于为家政工姐妹提供周末活动空间的愿望。当时，红梅的世贸网和吕频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正好都在寻找办公室，两家预算凑一凑，能合起来租套不大的办公室，会议室空出来，就可以当作活动场地。很快，她们在城铁柳芳站附近找到合适的办公室，房租超出预算，她们又向一些朋友募捐，凑到第一年的房租，2011年7月，一元公社开张了。

开张之后，姐妹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她们只有周末有空的时候才会来。NGO没有浪费的习惯，红梅、吕频们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关注权利和社会发展议题的彩色放映室、发展悦月谈、女行论坛、倡导沙龙，到关注青年人发展与培养的青年社会性别读书会与重视人文关怀的小泥屋青年读书会，以及为NGO提供能力建设的培训、为缺乏资源的NGO提供免费活动场地……一年多下来，一元公社发展出许多在公民社会的多个领域中小有名气甚至形成品牌的公共活动。这些活动让不同阶层和领域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彼此看见，不仅提升了公众对社会议题和公益组织的了解，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发展思想的辩论与传播，也促进NGO之间的交流，促进对社会议题的反思。

一元公社开张一年多，常常组织关于权利和倡导的讲座、沙龙，很多人会觉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红梅却认为，在从集体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丧失的很多东西之中，就有进行公共生活的空间。当前的我们处在一个极度缺乏公共空间的时代，很多人丧失了作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空间鼓励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让更多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更多关心社会问题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然后再去做公益。公共空间对于当前这个缺乏弹性与润滑剂的社会来说，不是反对派集结的场所，而是寻求社会向更美好的方向转变的途径。

误解起于隔膜，一元公社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误解者，但和误解者坐下来坦诚以待，双方都会发现这只是一种相互了解的过程。做事如此，申请资金也是如此，有时候国内基金会的开放度也会超出倡导类NGO原有的预计，比如红梅这次银杏伙伴的申请。

身为倡导者的银杏伙伴

2012年8月份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在活动结束后上来问红梅：“你这里缺钱不？”几个活动间忙的团团转的红梅说:“我们不缺钱，缺人。”小伙子很意外，和红梅聊了起来，最后下结论，你这里还是缺钱。他亮出自己的名片，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传播部的李玉生，建议红梅申请银杏伙伴计划。红梅确实缺钱，之后的一个多月，她寻找推荐人、写申请材料，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她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反思机会，沉淀下来完整梳理了一遍从贵州人以来的公益发展轨迹。

由于往届银杏伙伴绝大多数都是服务型机构的领导人，红梅原本以为自己机会不大，认真走完申请流程后也就慢慢淡忘了，因此获选后，她相当意外。现在想来，一些国内基金会应当是超出很多人原本估计的开放，红梅曾经听徐永光谈及维权组织的作用，指出维权组织的另一种功能是维稳，这当然是一种辩证的说法，在红梅看来，这也反映出徐永光是个有胸怀的公益领袖，并且有足够高的眼光，有策略的将国内基金会资源与维权类草根组织的需求相对接。

获选银杏伙伴之后，红梅可能会听从评委的建议，去读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课程，也会继续参与一元公社的管理运营，但随着中国世贸网的结束，一元公社的租金已有半年只靠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租金预算独立支撑，原本就有的预算缺口越来越大。随着北京的房租猛涨，租金更难筹集，她们甚至萌生过关张的念头。但一念及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的意义和价值绝不限定在那小小的几十平米，在那里碰撞过的边缘观点和草根智慧，激荡过的社会批判和行业反思，在主流观点近乎占据所有讨论空间的当前社会是如此珍贵，而它的存在和延续，也让更多人看到，这样一个场所也有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因此，她们依靠着朋友们的捐款，支撑至今。为此，红梅还在努力为新成立的机构——“雷民影像工作室”筹款，从而继续以机构租金合作的方式，让这一空间继续生存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