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正式提出，经过数年，如今每座城市以及众多乡镇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12个词语，每一个都有丰富的内涵甚至不同的细分。

这是一套美好的表述，南都观察曾在2016年以此为基础，整理过一个书单，并且在历次互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图书作为礼物赠出。

过去的书单随着过去的账号消失了，如今我们更新了这份书单，每期学习两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更新完毕之后，将有一个全新的互动正式推出。这是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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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爱国需要行动，爱国需要实干，爱国也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

陆游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资中筠曾在《爱国的坐标》一文中写道：“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上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建康成熟的时候。”

抗战期间，钱穆在动荡中书写《国史大纲》，书成之后，以其“博大的体例、细致的考证、迭出的创见”成为当时中国各高校通用的国史讲义。书中，钱穆首先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个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在《论中国》中综述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进而以亲历者的视角聚焦中国的当代史。这位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在40余年的人生经历中接触了中国四代领导人，对比中美，他说：“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论中国》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另一种视角。

何谓“国家”？在这个概念之外，社会、政府如何区分？1776年，托马斯·潘恩匿名发表了《常识》，这本小册子“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潘恩则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划分社会与政府的思想家。他认为社会源自于人类的需求，可以通过凝聚人类的友爱，积极地增进人类的幸福。政府则相反，它是人类族群扩大之后，为了管理和相互限制而不得不为之的选项，是一种妥协，隐含着邪恶、消极。关于二者的关系和限度，他指出，“不管政府是什么样的形式，只要它看上去最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收益确保我们的安全，它就是最可取的形式”。有人说“重复就是力量”“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但是在“常识”面前，它们往往不堪一击。

关于政府的起源，大卫·休谟在《人性论》的中也有论及，他认为，只是在社会中，对于个人诚信、正义的约束力太低，于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确保这些道德的履行。“因而我们就使这些人和执行正义发生了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民政长官、国王和他的大臣、我们的长官和宪宰”。进一步，他谈到“忠顺”，指出因为对于政府忠顺的起源来自于社会中每个人与其签订的“协议”，因此对政府的忠顺是有限度的，“政府既然只是为了互利和安全而成立的一种人类的发明，所以当它一旦不再具有那种倾向的时候，它就不再对人施加任何自然的或道德的义务了”。

▍敬业：恪尽职守，乐业奉献

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之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

《论语·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朱熹：“专心致志，业事其业。”

涂尔干认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不同，不同的职业者受不同的规范约制，有的规范甚至相互对立。职业伦理必须有群体组织的保护，必须诉诸一种集体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不是来自个人的特殊意志，只能来自功能性的职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在涂尔干的道德学说中，职业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早在《社会分工论》中，他对分工的讨论就有别于功利主义的看法，将分工看作是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化过程，而非纯粹的资本竞争。

在电影《三峡好人》的开场，江面上一艘旧船，镜头里是甲板上抽烟、打牌、用方言聊天的乘客们。在这个镜头之外，导演贾樟柯在拍摄之前，先深鞠了一躬，说：“叔叔阿姨，我叫贾樟柯，想在这拍电影，打扰你们了。”船上几百人只当他是邻家孩子，没人知道他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小津安二郎是电影《东京物语》的导演，被英国《视与听》杂志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导演”之一。他的电影常有一些“偷懒”的镜头，比如很有特色的“低机位拍摄镜头”。他解释说，因为现场常常要布置很多灯光，导致地面上有很多线，转场拍摄会很麻烦。如果是低机位从下往上仰视拍摄的话，就可以避开地面。但同时，他也说：“面对摄像机时，我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过它深入思考事物，找到人类本来丰富的爱……说那东西是人性可能过于抽象，算是人的温暖吧。我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温暖完美地表现在画面上。”

无论贾樟柯的“鞠躬”，还是小津安二郎的“偷懒”，这些都是电影之外的事情了，但同时又是他们作为导演、叙事者的坚持或取舍。而常常，一些电影之所以闪着绵长又柔暖的光，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些“电影之外”的东西，这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对“手艺”的敬畏。

美国当代的发明家迪恩·卡门曾说：“工匠的本质——收集改装可利用的技术来解决问题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更是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在美国，通过对创新的投资，以及对工匠精神的实践，慢慢积累起了成熟、先进的基础设施。这个过程也正在中国上演。《工匠精神》从美国建国之初开始回顾，从立法、高速公路，到手机、游戏……书中用不同的案例揭示了美国的工匠们如何影响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和社会环境，以及在未来，他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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