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投身乡村，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前者主张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后者则认为问题出在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改造中国。

新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则将改造的期望放到商业上，希望以自身的才智、机构的支持，借助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建设乡村。但对这群尚不适应商业资本逻辑和乡村复杂秩序的青年人来说，做什么、怎么做，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邺君为自己中途退出感到歉疚。三个月前，她还是学弟学妹们听到的故事里的女英雄，故事里，她从美国的顶级高校来到湖南湘西，在“一个没有自来水的贫困村带领村民扶贫”。

感召邺君的是黑土麦田（简称黑麦）的创始人秦玥飞，人们称他为“耶鲁村官”。2016年，黑麦推出“乡村创客”计划，旨在将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输送到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黑麦进行了第二轮招募，从3000份申请中正式录取了60名成员，录取率仅2%，官方展示了他们耀眼的教育背景：剑桥、牛津、北大、清华……

邺君就是其中之一。她与另外两名名校生在湘西的一个贫困村里养鸡。不到一年，创业项目艰难维系，和大多数创客一样，邺君心灰意冷地离开。

一批意气风发的青年鼓足勇气去戳破精英教育和名校光环制造的幻象，尝试投身底层的真实时，他们中许多人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种撕裂：声称服务乡村，却一步步远离乡村。

“农村很复杂”未必能解释所有困境，在邺君们的落跑背后，是乡土社会秩序和商业资本逻辑的诸多抵牾。他们眼光高远，然而缺乏乡村经验和对资本市场规则的了解。

艾略特说，理想与现实，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一道阴影。

▲ 2017年8月，黑土麦田第一届和第二届创客合影。

▌从排吾村到耶鲁北京中心

背对着三面投影屏，明晃晃的灯光下，左右前方各四排听众座位环绕，彭书涵拿着麦克风扫了一眼，对这敞亮的会议室有种久违之感。

9个月前，他从美国一所知名文理学院休学，来到湖南花垣县石栏镇排吾村，与村民办起了茶叶合作社。这个20来岁的重庆小伙子第一次在农村住这么久，人们发现，他明显地黑了一圈，还胖了一点。

5月6日，黑麦在耶鲁北京中心举行首轮产业扶贫项目淘汰路演。

现场，13个项目依次汇报并经评委审议，左右两排坐着1位腾讯公益的代表和7位投资人，他们分别代表：红杉资本、高瓴资本、春华资本……

彭书涵还不适应这样的“排场”，但他清楚参加路演的目的就是为项目争取资金。

▲ 2018年5月6日，黑土麦田公益第一轮路演。

在美国加州的沙漠里，他学会了除草，挤牛奶，通下水道，开拖拉机、修卡车。路演前，组织方要求提交合作社财务报表，他凭借自己超强的学习能力，“现学现卖”，但是这套商业规则对他来说还是过于陌生。

去年7月，2017-2019届乡村创客们有过三周精准扶贫集中培训。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培训室里，彭书涵接受了认识乡村的第一课。课表上，公共政策、工商管理、领导力、实地考察等四类课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培训中，国家级贫困县花垣县的副县长何京林、北大法学院的副院长王锡锌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刘文奎都建议，创客应该从创立合作社入手，通过对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来提升村民的经济收益，以“造血”而非“输血”的模式进行扶贫。

培训结束后，彭书涵意气风发地来到排吾村。村庄常年云雾缭绕，不少村民种茶叶，他和同事决定成立云雾茶项目合作社，项目被定位为“卖茶脱贫”，商业模式听起来也简单易懂：社员把自家茶叶送来，创客设计产品和开拓市场销售渠道，所得与村民分红。

做项目得花钱。但除每月3500元基本工资和每季度发放的绩效工资外，黑麦没有提供其他资金支持。为推进项目，彭书涵不得不预支工资、自己垫钱，这种状况在创客中普遍存在。

1月，按每亩茶叶十袋的标准，给社员发山羊粪；3月，从浙江买来茶叶加工厂的设备……都是三名创客自掏腰包。“一是为尽可能吸引村民参与，二是为尽可能减轻村民风险”，他说。

培训时，黑麦副总裁、2016-2018届创客谭腾蛟说过，“宁可自己垫钱，也不能丧失村民信任”。

▲ 创客彭书涵向村民了解村庄土地情况。

项目PPT上的一句话引起评委的注意：合作社向其社员保证清明前的鲜叶每斤200元。

“200元一斤的收购价？”一位30岁上下的投资人提高了音量提醒。明前鲜叶收购市价是每斤四五十元，“这么高的成本怎么盈利呢？”

彭书涵有些窘迫。设定收购价时，三个人认定“做好了就能卖，卖出去就能赚这个数”。他们按成本、预售价和预售数，掐指一算，就向村民口头承诺了这高于市场价近4倍的数字。

“既然服务村民，当然要尽可能让村民尽可能多赚钱”。

彭书涵的回答不无道理。黑麦作为一个公益计划，其商业运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扶贫，这是其根本宗旨。

但按这个价，毛利率只有10%。“茶叶类商品应该尽可能保证50%的毛利率”，评委摇头，“需要考虑成本结构和产品定价的问题啊。”

彭书涵的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下乡后，团队一没资金、二没专业指导，“所有的路都要自己走，所有的坑都要自己踩”，他形容这种感受，“就像被放到河里游泳”。

毕业于河北农大的康亮是负责指导排村创客的项目专员。去年11月，黑麦开始通过行业委员会来统筹各类扶贫项目，项目部下设加工业、手工业、种养殖业、乡村旅游等部门，各部门的项目专员定期考察对接项目村，与创客沟通并提出建议。

说起茶叶项目的窘境，康亮有些无奈：“不可能都照顾到。每个村庄状况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尽可能提建议，关键还是要靠创客自己完成。”负责种养殖部门的康亮任务繁重，同时对接八九个项目村，“大学生下乡，第一反应都是种种植物喂喂鱼。”

黑麦副总裁谭腾蛟承认机构对项目的指导有限，他说，黑麦正在思考改革目前的指导机制，延长调研立项的时间。

彭书涵感受到，在黑麦的期望和创客的期望之间，存在落差。

“他们的假设是，辛辛苦苦招来一个高材生，怎么这点事你都做不好？”他小声抱怨道，“但我们确实没经验啊，没人教我们怎么去现实地设计一个商业模型，怎么卖，怎么营销，我都是到了路演，才知道要考虑毛利率这概念的”。

▌“那可是村民的鸡呀！”

淘汰路演，就像一次裸检。

商业模式上的缺陷暴露无疑，产品定价、销售模式、目标人群和成本结构漏洞明显，问题还不止于此。

8月初，在与《后窗》的对话里，博杨依旧老道健谈。如今他就职于某资本公司，正在合肥考察一个宠物类的创业项目。2年前，作为2016-2018届乡村创客的博杨，来到花垣县丁乙村（村庄化名），经过考察，他们团队决定养鸡。

博杨毕业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为了养鸡，他自我修炼为一个“养鸡达人”，知道“挑鸡苗时要翻鸡喙两边来看鸡皮颜色。”下乡前，“北漂”博杨曾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做手游的策划。

去年8月，美国纽约大学毕业的邺君和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的周正加入了的养鸡项目。初见丁乙村养鸡场时，他们拍手称好。“就是棚还有点小”。邺君说。博杨面显忧虑，“选址不太好。”

四个月前，博杨和团队成员精打细算，用手头仅有的1万块、12天建了这个有模有样的养鸡场，进了第一批4000只毛茸茸的小鸡苗。但建鸡棚用的是村庄多余的蔬菜大棚等材料，脆弱不堪。

▲ 丁乙村合作社的养鸡场。

8月17日，秦玥飞带着投资人来养鸡场考察。投资人很热情，表示他在长沙投资了一座mall，可以“让鸡场对接里面的高端超市”。

这个消息一度让博杨的团队充满希望。在黑麦，负责人秦玥飞主要精力放在上层管理和公关事务，很少和他们直接接触。

9月，一波强降雨从湖南北部蔓延开来，花垣地区出现大暴雨。由于养鸡场在一块篮球场面积大小的凹地里，暴雨下，场地就像个硕大的脸盆，迎面兜上瓢泼大雨。

鸡棚塌了三分之一，眼看着上涨的雨池，周正心急如焚：“那可是村民的鸡呀！”他喊了几个村民，雷电交加下，几个人趟着快1米深的水，一只一只把鸡捞到高处的网箱里。

选址是大问题，博杨反思，建养鸡场的时候，项目没起色，无处融资。村里能找到、负担得起的，只有那三块年租金600元的荒地。“再选一次也只能建那里”。

尽管有三位名校生“加持”，养鸡场项目推进得依然不顺利。

本地不同村寨之间有历史恩怨，创客希望让合作社吸纳其他村寨社员，均衡和整合资源，这个想法遭到了原合作社社员的反对。双方难以调和，创客只能在隔壁大丁乙建立新合作社。

去年11月，政府发放产业扶贫资金，本地每名贫困户分2000元。筹建新养鸡场时，周正带着丁乙村里干部和产业能人，连夜走访，挨家挨户掏心窝子，劝村民把钱投到合作社。可一听出钱，村民们就面露难色。有位四十多岁的村民，得了病常年在家呆着，村领导带周正找他，他动了心。半个月后，他找上门，局促地说，“小周啊，那2000块能不能拿回来……过年要吃猪，家里得养头猪啊。”

邺君感到沮丧：“我们为村庄长远发展，为什么就不被接受呢？”她又转念想起暴雨下的养鸡场，“村民的担心也有道理，我们凭什么让他们信任？”

前村干部、合作社社员石路新开导周正：“新养鸡场还没建起来，你再怎么掏心掏肺，老百姓也没法信任你哪。”

创客得拿成绩来说话，可新养鸡场还没着落，哪来的鸡。三人合计，决定去周边村庄收购土鸡，先小规模预售一次，把销售流程跑一遍。

▲ 创客们包装好待发货的产品。

借助“双十一”，他们买了100只鸡，冬至时，他们又预售了138只，喊来了合作社7位社员，还从周坝村（村庄化名）和芷耳村，请来云杉、柳安和杨澄帮忙，三个帮手分别来自清华、川大和复旦。一伙人搭建工棚，劈柴烧火，宰鸡过水，创客拔毛，村民清理内脏，吭哧吭哧干到凌晨3点，然后匆匆赶往吉首，把78箱湘西土鸡寄顺丰。

每只168元，138只鸡，赚了2621.40元。

定价贵不贵？邺君算过成本：买鸡、运费、包装、油费，每只鸡才赚20元。

还不包括创客的人工费，赚的都是自己的辛苦钱。

在路演现场，评委毫不客气地指出，每只一百多元的定价，将很难以与京东、网易等大电商平台竞争。

▌“产业扶贫”怎么就变成“朋友圈扶贫”

云杉和柳安心里清楚，辛苦钱也并不好赚。

按照黑麦的时间规划，创客8月底进村，两个月走访调研后，10月底就要准备调研报告和产业计划。麻栗场镇广车水库边的周坝村是黑麦新对接的村子。开始，俩人盘算，十个山塘，可以搞特种水产养殖；森林覆盖率高，可以搞林下食用菌种植……

每个项目看着都“钱”景美好，大有作为，但经不起推敲。

初次产业立项，他们提交的项目是“苗家酸鱼”。市场调研后发现：相比淘宝同类产品，酸鱼没突出优势；发酵口感会变化并导致包装胀气；而相比“辣”和“甜”，“酸”的市场太小众了，他们没信心也没时间去培养消费者。等叫停酸鱼项目，12月已近在眼前。

按计划，新年时，黑麦会举办“年货节”，将创客扶贫项目的产品集中向公众推广。

箭在弦上。11月中旬，周边村庄的创客们自发聚集商量，出款产品，既可以提升士气，也能给村民一个交代。大家决定搞联合腊肉项目——上一届的创客们搞过。大家一拍即合，11个村的创客参与了这次活动，柳安是品控组三名成员之一，负责生猪收购到猪肉加工各环节。

12月5日，品控组创客赶往各村收生猪。

都是好猪，不喂饲料，不肥不瘦，柳安跑了4个村，山路窄，两台小车来回跑，两百斤黑猪，壮硕有力。好几个村民帮忙，一人摁耳朵，一人拉尾巴，一人捆脚，再合力翻转，倒抬过秤，还得防着活泼的猪跳车逃生。

送到屠宰场天黑了，原本打算回去休息，柳安她们决定留下：自己收的好肉，可不能跟别家弄混了。生猪一头头倒挂上流水线，在钢刀贯穿喉咙前，电锯般刺耳持续的嚎叫震动着空气。柳安裹着黑色棉外套，在古丈县屠宰场，听了一整夜。

第二天凌晨，49头猪全部拆成两半。一块块生肉在她身旁静静地自然排酸。

他们把六七千斤生猪送到松桂坊加工厂——本地能找到的最好的加工厂。老板看创客做公益，好心收了，也没抬价。10天左右，腊肉就从加工厂出来了。

创客们在花垣县农业局找了个仓库赶活儿。“北大、哥大、复旦，一屋子高材生，在那儿埋头打包、发货。”邺君打趣说，“一女生开玩笑，上哪儿找她这样不要钱高学历的包装工呢。”

联合腊肉项目，盈利五万多元。扶贫事业看似迎来了曙光。黑麦宣传丁乙村的养鸡项目，“三天内，将合作社的生鸡销售一空”。

细究起来，这些鸡、腊肉，都卖到哪儿呢？卖给谁呢？邺君心里清楚。土鸡，自己的妈妈订购了好几次，再一一送给亲戚朋友。周正的妈妈直接买了“两千多元的鸡”，是“大客户”。推广文章阅读量600多，全是来捧场的创客或朋友。

联合腊肉项目境遇相似。有位女创客的腊肉卖得最好。她父亲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发动了一大票熟人。

▲ 创客和村民吃腊肉。（腊肉产品宣传片截图）

邺君觉得这不对头，“产业扶贫”怎么就变成“朋友圈扶贫”了呢？

“创客们是辛苦，”邺君吸了口气，“但如果我们走了，没人帮他们卖鸡卖腊肉了，一切不都回复到原样了吗？谈什么可持续发展！”

过去的四个月，创客聊得最多的两句话是：“这个项目可持续吗？”“这个项目怎么带动贫困户？”这些名校的毕业生找不到答案。

邺君对扶贫能力和效果的信心“急转直下”。

拿不出成绩就无法获得村民信任。可靠什么拿出成绩呢？不成规模的养鸡场？在村庄复杂关系中无所适从的创客？还是为出成绩在短期内杀熟挣热钱的“朋友圈扶贫”？

邺君又羞又恼。有一次，她和其他村的创客们在县城相聚。晚饭时几杯酒下肚，邺君憋了很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其实我们村根本就没有鸡啊！”她坐在县城的餐馆里嚎啕哭泣。

▌扶贫的商业化改革

今年3月，过年后返村的创客先后听到两个爆炸性消息。

先是工资。黑麦说，创客签订的不是《劳务合同》而是《服务协议》，个税起征点不是3500元而是800元，将从工资中扣除未缴税款。3月份，部分创客只拿到800元甚至200元工资。

人心浮动，有创客萌生去意。4月，邺君也离开了丁乙村。她感到“再待下去，以现在能力，也无法为村民带来实质帮助”。她曾发长邮件向黑麦管理层提建议，收到友善的回复：“我们一定认真总结，期待有所提高。”但每次决策她都失望无比。

创客们感受到危机在加深。3月25日，黑麦下发文件，启动改革升级：所有产业扶贫项目均需参加路演，第三方评委会评审，失败将被淘汰。事实上，这个想法，五个月前就已经明确了。

黑麦副总裁谭腾蛟说，改革不可避免。去年11月前后，黑麦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是规模问题，黑麦第二批创客48人，散落在25个村子，资源落地效率很低，有限的资源损耗太大。“第二个约束来自村庄”，谭腾蛟说，有创客发起和执行项目只考虑自己的行政村，“项目始终做不大，最终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他认为，创客被村庄束缚，产业项目太过分散，不同村庄间创客的合作频率不高，合作机制没建立起来。

3月28日下午，秦玥飞等黑麦管理者来到花垣县农业局。

黑麦官方组织创客“围炉谈话”，沟通答疑。有的创客对这次谈话的印象并不好，“他们有种自己永远正确的感觉，听不进创客说的话，总试图打太极或间接反驳，并没有很好解决大家的困惑。”一名在场创客说。

谭腾蛟认为，一些项目“是真的不可持续”，他说，“你至少稍微能做个五年对不对？不能自己在那儿天天干活，自己感动自己啊。”

在谭腾蛟看来，创客与黑麦的相互认知出现了错位：“黑麦是一个企业，从管理者的角度上看，我们一来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预先和每个人沟通，二来也不可能把关于这个决策的所有信息都披露给创客。”

▲ 黑土麦田在各村树立的标语。

距离淘汰路演只有一个多月。创客们像刚学会给枪上膛的士兵，就急匆匆被推向战场。根据规定，如不参加或放弃路演，创客需在一周内交接工作办理离职。路演失败，就签署终止志愿服务协议并审计财务。

改革方案指出，创客的考核基础不再以“村庄”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效果考核优胜劣汰。团队成员的薪酬和“五险”不再由黑麦直接拨付，而从项目资金支出。创客与资金拨付的机构或其它经营主体签订协议，形成自负盈亏的单位。

康亮认为，改革升级意味着黑麦走上明确的商业化路径。

对于这一点，谭腾蛟说，黑麦的想法一以贯之：在农村通过商业化的红利来扶贫。“改革是为了让项目在商业化上更加可行。初衷是不变的”。

他补充道：“可能之前说得还不够深入、不够详细，让创客没有做好明确的定位。”

▌改革还是变相淘汰？

创客们曾努力配合升级改革。

沉欣带领团队在务甲村（村庄化名）成立新的项目——农村互助金融。

农业生产周期长，村民常需要资金周转。但大多数农民没抵押、没担保、没学历，很难在银行或信用社借到1-5万元的小额贷款。沉欣的团队想在合作社内开展信用合作，以熟人关系为依托进行信用评估，为村民提供农作、婚嫁、建筑方面的贷款。

评委有些困惑：“农民没有抵押物、没有担保人、没有征信，风险很大吧？”

沉欣说，基于熟人社区，合作社内至少两名成员进行担保。在她的村子里，村民吃饭都不会在桌子上吃，而是端着一碗饭在寨子里走家串户。这种密切的社区关系下，“一个人的好坏都看得明明白白”。

“但他们还是可以赖账不还啊？”，评委反问。

务甲村的村长龙金发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听得犯嘀咕。他负责项目的风险控制，“这不是个问题啊”，他自觉有威望，能服众。只要和赖账人的亲戚朋友说一圈就能解决，“村里人毕竟要在村里生活”。

但评委很难相信这样一种约束机制。“我们可能确实不太了解农村情况”，一位评委承认。

团队遭遇了解释的困难。投资人思考的是收益率、坏账率、项目风险，是经济理性的个体。而沉欣想到的是自己的村子和一张张具体的面孔。“我们在项目模式上做了充分调研，但这类基于农村特色尝试的项目，所立足的根本逻辑和社会价值，和投资人熟悉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路演结束，沉欣的项目被告知未通过。不过，13个项目，只有两个项目过关。

▲ 邺君和村民在一起。

对于改革，康亮说自己曾在黑麦内部会议上提出意见。他认为，这种大范围的“赶鸭子上架”太过急躁，可以先在一两个村子做试点改革。

但黑麦等不了了。“你搞不成的。”谭腾蛟摇摇头，出于节奏把控，不可能为两三个人聚集一帮第三方评委。“最重要的是，改革并没有翻天覆地。你现在到村庄去看看，大家本质上还是在做以前在做的事儿，只是预算和核算更精准了。”

彭书涵也想继续做下去。

他积极地准备改进，想通过复活路演。“定价、销售问题后期可以慢慢改，也可以和村民再协调，我是想把这件事做好的。”5月11日，黑麦公布路演结果，首轮被淘汰的11个项目的创客收到通知，他们必须在限期内去花垣县农业局签署服务终止协议。只有签协议，才有机会参与复活路演，并在成功后与黑麦签订新的服务协议。

但面对这份终止协议，创客们迟疑了。一位创客向《后窗》透露了第一份离职协议内容：创客需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对黑麦提起仲裁、诉讼、行政处理，且对与黑麦合同关系下“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任何信息”加以保密。

“没有任何涉及项目善后和创客权利保障的内容，”彭书涵不解，“完全可以复活路演后再签离职协议，为什么这么着急和失败创客先撇清关系？”

最终，有四个项目签了服务终止协议，他们被默认通过了复活路演并留在黑麦。

其余的创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诉求，并且拒绝签署这份由黑麦单方面拟定的离职协议。5月19日早上，拒绝签署的创客收到一封邮件。机构给出三个选项：一、签协议，获得参加复活路演资格；二、声明因为不认同机构改革选择主动离职，机构提供8000元善后费；三、如不做出回复，将直接缩短创客服务期限并启动善后流程。

彭书涵代表不愿签订协议的创客给黑麦官方写了封2000多字的邮件，表达他们无法选择三个选项中任何一个，需要更多沟通的时间来达成共识。

5月22日，他收到回复邮件。机构并未直接回应创客的诉求，而是宣布：因创客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出答复，机构已默认各位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创客的服务期限将被缩短至5月31号。

▌“反攻”秦玥飞

“我们是被黑麦和秦玥飞抛弃的一群人”，接受采访时，邺君语气坚决。

她翻出一年前，黑麦纽约宣讲会上，秦玥飞给她的签名，感叹道“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是去年4月27日，纽约曼哈顿春意盎然。傍晚，她赶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黑麦纽约宣讲会。邺君依然记得，谢莫霍恩大楼614室讲桌前，身穿淡蓝色衬衣、黑色带帽外套、卡其色休闲裤的秦玥飞带着他招牌式的谦和微笑，散发着圣徒般的光芒。

他毕业于耶鲁，回国服务农村六年，2个月前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村官任期结束后，他与耶鲁、哈佛校友联合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号召更多大学生像他一样到乡村去。

▲ 秦玥飞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称号。 图源网络

“乡村是需要年轻人的”，秦玥飞笑着说起他适应乡村的过程，刚下村时，他早上洗了个澡，竟在村里引起了不小风波，“这新来的大学生是不是嫌我们村不干净？”后来，他早上不再洗澡，还把印了英文字母的T恤翻面穿，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耶鲁高材生和月薪1450元的村官，现代大城市和沉默的乡村，干净的小皮靴和泥泞的解放鞋。对邺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个充满牺牲和反差意味故事有巨大的号召力。秦玥飞提到了乡村的种种困难，“没水没电”，这反让她更加斗志昂扬。

“秦玥飞、黑麦都是有光环的。”那场宣讲会更像一场粉丝见面会。结束后，一群“迷妹迷弟”包围了秦玥飞，邺君也在其中。但现在，邺君用“不堪回首”形容这段经历。

在她心中，秦玥飞从理想的感召人，成为一名谎言的制造者。乡村扶贫的困难远不止没水没电，“帮不到村民”的愧疚与迷茫，同时转化为对黑麦的冷峻愤怒：在公益这个严肃事业前，怎么可以光用名校、情怀、故事，来掩盖模式偏失、管理混乱和项目效果不力的事实？

一场“反攻”开始酝酿。创客想要戳破黑麦和秦玥飞的“公益泡沫”。

8月18日，2017-2019届乡村创客们入村一周年之际，微信公众号“陈胜吴广联盟”发表文章《七问秦玥飞》，以创客身份，对秦玥飞及黑麦提出质疑。文章列出了秦的“七个问题”，包括个人作风、涉嫌履历造假、对离职创客赶尽杀绝等，其中黑麦的财务混乱问题最为挑动神经。

三天后，“陈胜吴广联盟”继续发文《追问秦玥飞的公益底线》，将质疑归纳为“三问”：财务透明问题，秦玥飞的基本诚信问题，黑麦扶贫项目管理专业问题。

8月23日，秦玥飞就离职创客们的质疑发布公开回应，他承认黑麦在组织凝聚力、项目指导和效果考核上存在缺陷，秦玥飞同时公布了黑麦的年检报告，否认自己存在“奢侈消费”“挪用善款”“职务侵占”的个人作风问题。

对创客“没有资金支持”的困境，秦玥飞回应：“黑土麦田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下属的非营利项目，所得善款只能用于黑土麦田自身的运营和创客津贴的发放等，不能赠予村民的营利性经营主体，比如合作社。”

“改革也出于这方面考虑，为了让投资人直接把钱投到项目里。”谭腾蛟表示，2016年，黑麦还“入不敷出”，筹集的资金还不够开工资，以至于不得不挪用100万的开办资金；诡谲的是，谭腾蛟承认，2017年黑麦实际到账收入1201.25万元，其中不少来自投资机构和个人的资助。

黑麦的答复并未让创客完全满意：在公开财务报表和项目效果上，官方仍未及时做出回复。倒是对创客的劝阻蜂拥而至，“比这更坑的公益组织多了去了。”“你们这么做会毁掉一个组织和许多项目的知道吗？”

“我们反黑麦吗？我们不反啊。”邺君说，“我们和秦玥飞的初心都是一样的，经历过的困难也是一样的，所以才要认真追问。”

▲ 彭书涵和村民在茶田。

▌等待回去的那一刻

5月31日，创客签约服务期指标。

离开时，彭书涵带走了一封信，那是村里孩子给他的。刚到村庄，每周，他都会抽时间去村里小学支教。

信从家中门缝里塞进来，B5大小的一页作业纸，对折起来，用塑料胶带封住，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里面有信黑夜使者·亚索”。信里还有另一封信，同样是作业纸折叠，写着“里面有信”。

彭书涵就像拆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层拆信。最后，他得到了一片两个指甲盖大小的纸，稚嫩的字挤占了小纸片的整个空间：“今天你要来吗？”

他在等待回去的那一刻。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者和黑麦官方。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正、邺君、博扬、柳安、云杉、沉欣、杨澄、康亮、石路新、龙金发、阿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