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30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总需要有人说出来，“说”是必要的。这既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女性这一共同体权益的保护，只有揪出衣冠禽兽，才能避免下一个受害者的出现；只有越来越多的衣冠禽兽被揪出，才能真正形成震慑效应，激起更多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引起更多人对性骚扰、性侵害这一议题的关注。

和好友谈起这段时间以来引爆舆论的性骚扰话题，我们都对受害者表示深切同情。她们被性骚扰（或性侵）时已经遭受了第一重伤害，如今她们鼓起勇气向舆论揭开伤口，仍旧要被公众以“完美受害人”的眼光审视，甚至被“荡妇羞辱”，这是第二重伤害。同情之余，我们对她们还有感激，感激她们的勇气，她们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也是想让更多女生免于伤害。

好友问我：“你说如果我们遇上这样的事，我们会有勇气说吗？”

“有吧。”我有些不假思索地说。

但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回答得是否太轻巧了一些？我真的有勇气吗？在中国，性骚扰是一个太复杂的议题，受害者的敌人不仅仅是施害者，还包括不对等的权力、民间社会落后陈旧的性观念、不健全的惩戒机制、鱼龙混杂的舆论生态等。她们要面对太多本不该她们去面对的，承受太多本不是她们该承受的。

如同新闻中的那些受害者，她们大都不是在被性骚扰当时向舆论公开，这是因为在高校，教师掌握着大量资源和话语权，反抗的风险太大，代价沉重；中国一向讲求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喜欢和和睦睦的表面和谐，一旦谁打破了这份和谐，反倒可能会被视为异类而被孤立；再如惩戒性骚扰的机制很不健全，当事人可能最后狐狸没逮到，反惹一身骚……这些都是“说”的压力和代价。因此，我们对沉默者应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但总需要有人说出，“说”又是必要的。这既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女性这一共同体权益的保护，只有揪出衣冠禽兽，才能避免下一个受害者的出现；只有越来越多的衣冠禽兽被揪出，才能真正形成震慑效应，激起更多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引起更多人对性骚扰、性侵害这一议题的关注。

因此，我也愿意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类似经历——我被猥亵过。这会儿发现笔名真是一个好东西，只有在它的掩护之下，我才敢于说出这些经历——我迄今仍未向人提及过。道理我都懂，但真正准备说出，还是太困难了。

我开始被猥亵，是在我四五岁，甚至更早的时候，而且不止一次。而对我进行猥亵的，是我的大伯。

自从我有记忆起，大伯就经常抱我，他平时很爱用他的胡渣扎我的脸，我很反感地哇哇叫，大伯反倒笑得更欢了。如果周边没有别的大人在时，大伯就会伸手触摸我的隐私部位。

那会儿我并没有什么自我保护意识，性教育对于一个贫困农村的贫困家庭来说，近乎天方夜谭，我仅仅懂得男女有别，以及隐私部位是“羞耻的”。但每当大伯进行侵犯时，我还是会用力挣扎，我会本能地感到不适。在我的反抗下，大伯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感到后怕的是，我虽然会反抗，但我并不知晓这个事情的恐怖，我并没有意识到大伯的举动是错误的。甚至大伯给我的感觉是，他很疼爱我，会给我糖果吃，会跟我玩。每一次猥亵完，大伯会把我放下，然后又恢复他平时和蔼可亲的模样，我依旧很乐意跟他待在一起。我根本不会想到要将这些事情告诉父母，在我的家庭教育中，隐私部位是连提都不能提的，一提到父母就会立即喝止。

大伯对我的猥亵持续了至少两年时间，我有印象的就有好几次。等我开始上小学时，我的羞耻意识愈发强烈——是的，是羞耻意识而不是自我保护意识，我开始觉得被男性搂抱亲脸颊触摸，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大伯的举动，不仅开始让我强烈地反感他，也让我强烈地反感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下贱”的，这一度让我非常非常难过。我不会再跟大伯单独在一起，他叫我时我会故意不搭理然后赶紧跑开。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会让妹妹单独跟大伯在一起，每次大伯要抱妹妹，我都会强行搂住妹妹，不让他有接触妹妹的机会。妹妹逃过一劫。

但恶魔永远有新的“猎物”。我大一些之后，还好几次看到大伯在逗大堂哥的女儿、他的孙女，大伯的手依旧不安分，再后来我还看到过一次，是他在逗堂姐的女儿、他的外孙女，跟对我的套路一模一样。这些猥亵发生时，地点都移到大伯的卧室，自家的孙女外孙女，抱到床上就显得“合情合理”。

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发生一些什么了，因此每次去大伯家看电视（小时候我家一直买不起电视，都是去大伯家看电视），我会格外留意大伯的举动。只是那时候我是胆怯的，对于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并没有像保护妹妹那样强烈和决绝，我只是假装在喊侄子的名字然后从大伯的卧室前跑过去，以期大伯会停止。我也从未提醒过堂嫂和堂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小女孩总会长大，她们会渐渐懂得一些什么，最终也懂得逃离。但是巨大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大伯的猥亵让我好多年一直对自己特别失望。初中时当有男生表达好感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我恐惧男生有任何想与我亲密的举动。而明明遇见大伯在猥亵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却没有当面阻止，这也让我内心总过意不去，对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始终有一种愧疚之心。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才让我渐渐明白：这是大伯的错，我是受害者，我也努力做了我能做的，该有负罪感并不是我。

如今我们都已成年，而大伯也老了。他是否意识到他自己的罪恶？他是知道哪些是可做哪些是不可做的，但环境对他太有利了，他有恃无恐是因为他吃定了小女孩不懂什么，即便懂什么也不会说，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信的。在农村性一直是一个羞耻的话题，有任何这方面的纠纷，息事宁人是最好的选择，一旦闹大，即便你是受害者，这也将成为你的丑闻，并成为村里人口中的流言。

事到如今，我并没有揭发大伯，我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如他患了重疾是将死之人了等等，但说到底我没有勇气。我可以预见到结果，大伯并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而我却要面对无穷的压力，并将我的父母推到难堪的境地。我的勇气仅限于，以匿名的形式说出这一段经历，并期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吸取一些教训，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一个经验教训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尽早给孩子必要的性教育，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但这一点大部分家长，做得远远不够。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留意甚至是警惕孩子身旁的熟人（不只是异性），认真对待孩子们的诉说。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2003年就发现，儿童性侵案件跟普通人想象不同，熟人居多，包括家庭成员、老师、熟悉的人，受害人通常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2013年，佟丽华再次为全国妇联出具统计报告，发现“作案人和受害者的基本特点都没有变化，熟人作案的比例依然在七成左右”。

而对此，很多家长依旧没有足够警觉。《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谈到，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春风网”创始人隋双戈遇到很多家长，即使收到了孩子的求助，依然选择了忽略或拒绝相信。还有高档社区的居民告诉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存在。”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性侵的发生会出现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种家庭背景之下。

我也知道，以上两点并不够，这还需要整个社会有更完善更开明的性教育——让更多人懂得保护自己、让“说出”的人得到支持而非异样的眼光，也需要有更健全更严厉的惩戒性犯罪机制——让每一个犯罪者得到严惩。包括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性骚扰，也离不开这些（高校及职场性骚扰涉及权力问题，更复杂，很抱歉我无力展开）。否则一味寄托于个体的谨慎，也只是单条腿走路，并且会让许多人陷入一种步步惊心的恐惧中，在自我保护和过度自我保护中，失去对生存环境的信任。

只是，当社会机制存在诸多漏洞时，只能更多依赖于个体或家庭内部的“自救”。在中国，无论是做一名合格的家长，还是做一个免于伤害和恐惧的人，真的很累很难，但我们身在此时此地，明知道“自救”可能过犹不及，也别无他法。我只祈愿一切尽快改善起来，我及其他受害者所经历的噩梦般的经历，一定有人此刻在经历着，他们等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