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全文23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编者按 ：高考结束后，又一批孩子毕业了。他们开始面临新的选择，不同的城市、学校、专业，或者直接闯入社会，有的甚至早已进入社会。我们想象中的选择似乎有无穷多个，但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机会常常又是如此渺小。有的人站在命运的岔口，有的人却一直在唯一的道路上前进，道路又是那样曲折。

学者熊易寒出生于农村，当他走出农村，再一次回身去做农民工子女身份的研究时，也看到了命运的身影。他说：“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

2.47亿流动人口，受影响的孩子有1.03亿，这些孩子留守在农村，或是流动到城镇，面临着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挑战。他们都留守在何处？或者流向了哪里？为什么随父母离乡后又要被迫返乡？是什么因素真正影响了他们的命运？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去他们面前的重重阻碍？

魏佳羽来自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一直关注并服务城市流动儿童，他追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规模变化和去向，他熟悉影响着这1.03亿孩子的各种因素，看见了他们内部的差异，也看到了对比其他孩子而言更大的差异及原因——

其实不管从全球来讲，还是单从中国来讲，我们都是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即使我们自己不是流动人口，流动群体离我们也特别近，其规模数量非常庞大。比如在北京，小学在校生中有87万，其中流动儿童（非本市户籍学生）有33万。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流动儿童的问题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一些片段，难以找到其中的关键点。

大概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巨大变化的发展阶段，一开始，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农村，到现在，已经有过半数的国民在城市里生活了。中国在2015年的城市化率是56%，但其中有2.47亿人的户籍与居住地分离，成了流动人口。在当下的中国，大概有1/6的人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则差不多1/3的人是流动人口。

2.47亿流动人口，受影响的儿童数量是1.03亿。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里，有的是流动儿童，有的是留守儿童，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在所有儿童中，这些孩子大约占38%，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流动儿童中的绝大部分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等。四川、河南等地的留守儿童最多。

对于这一亿多个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大都生活在城市里，有的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有的则是和父母分开的，不管在城镇还是乡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毫疑问是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他们成年之后相比于由父母亲自抚养的孩子，可能在安全感、社会性发展和习惯养成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从1978年至2015年，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但是因为外部或者家庭自身的原因，他们的孩子却没能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都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长大，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不能为6877万留守儿童解决父母陪伴这一根本问题，其他的努力都是不过是在缓解疼痛而已。

在我看来，城市的教育政策对于这些孩子能否跟孩子在一起，影响是最大的，不同的政策会决定他们是否有机会在城市进入公办学校，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然后有机会在父母的身边长大。但是他们在城市的成长过程中，从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阻碍。

前段时间北京的一个CEO，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读书，但他的孩子因为没有学籍，也遭遇到入学难的问题。其实很多中产家庭的孩子会被卡在中考和高考上，例如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开放高考。

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们在城市里无法入读公办学校，但是父母也不希望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只能选择自己承担学费，去低收费的民办学校（我们一般称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里面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校也主要分布在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

这些学校，首先在投入方面与城市公办学校有着巨大的差距，以北京为例，公办小学生均成本超过25000元/年，但是对于这些民办学校来说，学生每年的学费一般只有6000元-8000元/年，最终能够用在学生身上的可能不到5000元/年。

从我们过去十年与这些学打交道的经验来看，教育的事情确实没有捷径可走，一分投入、一分收获，一节课也只能解决一节课的问题，哪怕我们花了再多的信息，做了再巧妙地设计。

▲ 2016年6月25日，NBA球星林书豪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图为林书豪在地图上画自己的“流动轨迹”。 ? 新公民计划

另一方面，从教育的需求来看，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其实都是普通儿童，尽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教育可能在细节上有差异，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好的教育产品，对于普通儿童是教育产品，对于流动、留守儿童也是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寻找到更多的资源，把这些好的教育带给这些孩子。

流动人口的子女中，在义务教育阶段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大概有32%，至少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教育是有保障的。还有8%的孩子没有办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但还是留在了城市里，去了所谓的打工子弟学校。全国有3000-4000所打工子弟学校，吸收了200多万学生。还有将近60%的孩子生活在农村，没能和父母在一起，只能成为留守儿童。

过去十年，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迁移路径差不多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六环，一层层往外挪动。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新公民计划”对这些学校做过一个小调查，目前北京大约还剩了107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还有约5万人。看起来流动儿童是减少了，其实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大多都回农村，成了留守儿童。

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他们的户籍和居住地不一样，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我出生在东北的四平，户籍上，我是四平人，但我在北京工作。我的女儿在北京出生和长大，她算是北京人吗？对一个家庭来说，特别是对农村人口来说，要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的时候，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工作居住环境、学校社区等公共服务……相对城市居民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

最大的一点就是政策层面的东西。

*本文为魏佳羽在“流动儿童的未来”沙龙上的分享，经魏佳羽确认。南都观察将于明日（6月27日）推出沙龙的对话环节，除了魏佳羽外，还有来自“四环游戏小组”的李远香、“音画梦想”的刘济榕，三位均是在教育类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索流动留守儿童的教育服务和创新，对于流动留守儿童的现状和未来，以及相应的政策变化有不同的观察和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