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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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区调研期间，我从当地民众那里最经常听到的一些话语就是：“我们不被重视”、“领导干部们都肥了”、“他们吃得凶哦”、“有些人发财喽”……

十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我与汶川结缘。

汶川地震半月之后，我以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前往灾区实地调查，因为道路通行管制，我们一行数人难以进入汶川，只好在都江堰市下辖农村进行了短暂的走访。2008年农历十月初一，羌历年，我们一个社会调查小队正式进入汶川境内，开启了对核心灾区一部分羌族村寨的“灾后重建”研究。

十年来，我先后十次前往汶川地震灾区开展调研，调查点主要位于汶川、理县，顺便也到过茂县、都江堰等灾区，2017年羌历年期间又专门到北川进行了一次调研。基于这些调研工作，我也曾写下过一些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我应该算是一名“知情人”。

十年后，地震给灾区社会带来了什么？我想从四个方面做个总结。

▌巨大的资源投入下，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搬迁？

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了惨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与这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因为损失重大，灾后重建的资源投入量也很大，取得的成效特别明显。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国道317线、213线汶川、理县、茂县段都得到了高规格修复，据传，汶（川）马（尔康）高速今年内即可通车；基层民众的家庭居环境也获得很大改观，灾区的重建房大多比之前的老住房显得更加美观、宽敞。

▲ 2008年地震后，四川省广元市金台村在当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支持下，重建居民家庭。 ? 建筑学院

曾灾区居民告诉我说：“通往我们这个村的公路规划了近十年，现在才修好，没有这次地震，估计还要继续等下去”，还有人说到：“若不是因为有国家提供的灾后重建补贴，我们家肯定建不起这样的好房子！”更有村干部总结道：“对于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可以说，汶川地震灾区硬件设施的恢复重建，短短数年内能有此成效，十分难得。但与此同时，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隐忧，为说明忧患何在，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核心灾区近十年发生过的重大自然灾害：

2010年8月14日，汶川县映秀镇红村沟发生山石垮塌，刚刚建成的映秀镇街被淹。

2013年7月22日，汶川县草坡乡足湾村发生重大山体滑坡，大量村民被转移安置。

2016年9月５日，北川县陈家坝乡太洪村突发山体滑坡，堰塞湖威胁周边群众安全。

2017年6月24日，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发生山体高位垮塌，造成了岷江支流松坪沟河道堵塞2公里，100余人被掩埋，其他村民亟需搬迁，整个村庄相当于“消失”。

2018年4月8日，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发生山体高位垮塌，所幸村民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个重建结束仅有数年的村庄马上就要面临整体性搬迁。

▲ 4月8日19时50分许，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发生高位滑坡灾害。 ? 中国国土资源报

面对这些事件，我们除了对大自然的威力表示“无奈”之余，似乎还需要做一些反思。

有专家学者曾经指出，从科学性的角度看，像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须经过充分考察论证，不应对“期限”（政府规划为三年）做太严格的规定，有些不宜就地重建的地方应及时搬迁，以防后续次生灾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幸的是，该观点已被以上案例所“验证”。因此，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虽明显展现了“高效”，却未必充分体现了“科学”，灾区民众的安居需要尽管很快就得到了满足，但后续风险却未得到及时预测。

▌地震如何让灾区更开放？

汶川地震及其灾后重建，促进了灾区社会与外界之间的人员与信息流动，极大地加速了灾区社会的对外开放进程。

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灾区民众大量外出就业与就学，明显地增加了当地人与外界社会的接触。比如，汶川县很多中小学生当时都被转移到成都市和广东省一些地区“寄宿”读书，他们的父母也会经常或偶尔前往这些地方看望孩子。

中央政府推行的“省际对口援建”模式，使得全国很多个省市的援建工作队长期“驻扎”地震灾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比如山东援建北川、广东援建汶川），这些外来工作人员与灾区民众经常发生接触和交流，从而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了解与认识。

在灾后重建期间，某些非政府组织在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后也参与了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比如香港红十字会、乐施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参与建立了妇女羌绣就业帮扶中心）等，这使得灾区民众借此了解到很多的新鲜事物。

地震灾区还吸引了各类社会调查与科研人员前来从事调研工作，涉及建筑科学、文化历史研究、经济与管理、社会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与行业，客观上增加了当地民众与各界学者和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社会认知。

汶川地震灾区的社会状况受到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的宣传报导，这一方面增加外界社会对灾区的关注与了解，使更多的人进入灾区；另一方面，也导致灾区民众的“自我认同感”日益凸显，形成对外界人士的接纳乃至“欢迎”心态。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灾区旅游业的恢复与开发受到了高度重视，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在当地交通设施得以恢复重建以后，很多旅游景区都备受各地游客的青睐，迎来了大批的八方来客，这就从更“根本”的意义上加强了当地社会与外界的联系。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伴随灾后重建工作者、媒体记者、专家学者、普通游客等各色外界人员的大量到来，灾区民众在潜移默化中便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开放心理”，在与外来人员的互动过程中，他们逐渐习惯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过自己的生活。

▌地震推动了灾区的现代化进程？

而伴随灾区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现代旅游业的大发展，当地社会文化出现了“深度变迁”的趋势。本次地震的几个主要灾区汶川、北川、茂县、理县都是中国羌族聚居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该少数民族一直对中原文明“保持距离”，直到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发生一些改变，羌族社会文化开始朝着现代化方向演变，而汶川地震的发生则急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很多羌族同胞开始更加主动地融入到现代国家文明的怀抱之中，关于此，我在《羌族下山》一文中已经给予了详细分析。

汶川地震后，羌族社会文化的“快速”（相对而言）变迁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有些灾区民众的“生命观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这场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他们认识到“人只有依靠双手才能挽救自己的性命，改善自己的生活”，“人的生命很脆弱，自己劳动得来的成果要及早享受，不然就是白奋斗”。在这些“思考”的影响下，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和家庭生计问题，更加怀疑传统文化中的诸如“宿命论”“神赐说”等观念；同时，因对物质生活的重视，他们也对现代科技表现出了更浓烈的兴趣。

▲ 2013年5月12日，汶川地震5周年时拍摄的羌寨。 ? dcbbs.zol.com.cn

再比如，地震发生之后，很多灾区民众的生活物品损失殆尽，只好依靠来自外界的救灾物质维持生活，各种现代食品、衣物、家用电器等随之成为了他们的日常用品。而伴随现代建筑材料和工艺在灾后重建中的广泛运用，人们的住房结构和装饰设施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再加上当地人的出行变得更加依赖汽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这得益于当地道路条件的改善），我们可以发现，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灾区羌族民众的生活方式都发生着深刻的现代转型，而且，这种“全方位”的生活方式转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表现得格外明显。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羌族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特别是一些文化学者更不断强调对羌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保留”。然而，很多的灾区民众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才是要务，传统文化应借助旅游业转化为社会发展所急需的“经济资源”，而不应该太过强调其“原生”特征。很显然，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生活态”的羌族传统文化不断萎缩，而被保留下来的，则只能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的“表象性”文化，这充分展现了羌族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作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现代化有着很强的“不可逆性”。随着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完成，现代性的幽灵似乎更加“深入”到了灾区羌族社会文化的“灵魂”深处，渗透到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思维习惯之中；可以肯定地说，汶川地震及其灾后重建极大地加速了灾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地震带来了信任危机？

但是在短时间内，大量重建资源的集中投入，导致资源的“分配”方式备受广大灾区民众的关注；而由于中国社会“信任机制”的不健全及“大众参与”的不足，人们几乎是“本能性”地对政府主导型灾后重建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不利后果，即，灾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干群矛盾的尖锐化。

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的投入数额，《中国新闻网》曾有报道说：中央下达四川省恢复重建包干基金2203亿元；18个援建省市的援建资金约780亿元；香港、澳门特区援助资金约130亿元人民币；特殊党费捐赠80亿元；四川省接收的社会捐赠资金201亿元；由财政部提供的国外优惠紧急贷款80亿元，各种外来重建资金共计3400多亿元。四川省人民政府在2012年2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已胜利完成，全省灾区三年来用于恢复和发展重建的资金达1.7万亿元。

数额如此庞大的重建资金到底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任何组织与个人都难以详细说明，而最多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统计数字，这就为灾区民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灾区调研期间，我从当地民众那里最经常听到的一些话语就是：“我们不被重视”、“领导干部们都肥了”、“他们吃得凶哦”、“有些人发财喽”……显然，他们大都认定重建资源的分配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问题，而且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干部的“私心”造成的。所以，灾区民众虽然对中央政府和外界社会人士表示感激，却对当地基层政府表示出了强烈不满。

另外，当地民众还向我反映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消息：在地震发生后的这几年时间里，村干部换届选举时，很多村寨都出现了空前激烈的“竞争”（与震前时期相比），甚至有多年不回家乡的“社会混混”，也突然加入到了村干部的竞争者之列。他们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村干部在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获得了这个“位置”，就可以收获数量可观的经济利益。灾区社会关系的复杂与利益争夺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在灾区调研期间，我还了解到一些更加令人忧心的消息。比如，在对口援建即将结束时，有援建省份的某位领导前往被援建灾区进行走访，一批村民集体跪在道路中央，请求他主持公道，令当地的陪同官员十分尴尬。而在另一个村寨，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一位女性村民躺在交通要道上阻拦县政府领导的车辆通行。此外，在有的村寨，还出现了一部分村民长期到省城和北京“上访”的现象。可以想见，灾区干群矛盾已发展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

总而言之，汶川地震给灾区社会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更新，带来了更高程度的社会开放，也带来了地方文化的深度变迁，同时还带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争斗。至于如何给予一个“整体性”评价，我只能用“喜忧参半”来进行概括。末了，似乎还需要做出这样一个声明：以上所述、所论，基本都是我对2008-2018年汶川地震灾区的最深刻印象，但这也仅仅是个人的一种整体感受，难免挂一漏万，谨以此文纪念汶川5.12地震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