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也代表未来发展的力量。但在当下，青年因困惑和无力感正迎来一场酝酿中的“青年危机”。

80后、90后从出生就注定不太一样，携着各种标签一路狂奔。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稍有行为不合适，就会被带上“独生子女”的有色眼镜加以放大；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读书生涯中，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他们的文风、用词、文章背后的价值观像一所中学的毕业生，风格极其一致；才刚毕业，就担心起了脱发、枸杞泡水的养生问题。

不知是否是“活得太累”，青年人干脆来了一场“葛优躺”、“佛系人生”的“自暴自弃”。但其实一旦有了机会，青年人就会马上加入狼性的厮杀。相比过去，这个时代他们有着更多的选择与自由。

所谓的“青年危机”，是每一个时代的青年，在他所面临的当下、在青年时期都会碰上的各种各样问题。这是每一个时代都不可回避的。但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危机，而是每一个人会渡过、会走过的阶段。

以下内容来自“南都2017年度对话‘青年危机’”实录，每个时代都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各位青年人也是。

▲ 南都观察年度对话“青年危机”，2018年1月7日，北京中华世纪坛。

蓝方：我们之前讨论过到底多少岁算做青年，世界卫生组织给的标准是44岁，联合国大会组织一个青年议题的讨论，他给的标准是14-24岁，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好多人步入中年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文件是怎么写的呢？像国务院法制办当年发布一个文件界定什么人可以过青年节，他给的标准是14-28岁。我们还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过中国青年中长期规划文件，里面是把青年划为14-35岁。

我们的主流文化和很多文化传媒，现在一说到青年都是90后和00后，1988年出生的基本是中年妇女的状态。刚才我们跟几位嘉宾一起沟通了一下，我们最后决定今天在现场讨论青年、青年危机，把这个线划在35岁。

请35岁以下的青年们回答一个问题，你们现在面临什么危机？例如我们说到中年危机，大概是上有老，下有小，婚姻出红灯，职业发展遇到问题等等。那说到青年危机的时候在说什么呢？

观众：快毕业还没有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危机。

观众：我和刚刚那位差不多，也是快毕业了，还有两三年是博士毕业。因为可能代表农村青年、走出来这一代的青年，家是农村的，城市里面生活成本高，处于回去又不想太将就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是我未来几年内面临主要的困境。

观众：我遇到或者我同伴遇到最大危机是，我们毕业两三年之后陷入职业的迷茫，突然发现更改简历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会干什么，自己想干什么。我想这是我和我同伴遇到的最大的危机。

观众：我现在大三，所面临的危机其实就是对梦想的迷茫。因为对于我这样的青年来讲，其实爱好很多，可是我倾向于找到一个热爱且擅长的东西。现在职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样入手，找到特别适合我的职业，这是我的迷茫点。

▌到底什么是青年危机？

蓝方（C计划联合创始人）：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现在就请上我们的六位嘉宾，让他们来谈一谈，他们对当代青年的观察以及面临的困境、危机、问题到底是什么？

徐永光（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我对现代的青年怎么定义我还真说不好。我定义三个词叫“无惧、有梦、犯错”。我从这开始讲，再讲现在青年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什么危机，这样有个对照也好。

首先“无惧”对我来讲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如果当逍遥派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这个造成了无惧。现在的青年，我觉得这个词的对应词是焦虑。刚才回答问题的几位青年普遍都有一个焦虑在里面。

我看到一个医院有6000名抑郁症患者，其中17-25岁的占到40%。所以焦虑是当代青年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个压力。

关于“有梦”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青年人一定是有梦。我们那时候的梦是革命理想，现在青年人的梦那就很复杂了，或者是比特币，或者是量子计算机，或者是人工智能，或者你将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做什么的，就比较现实和复杂。

第三个关键词是“犯错”，我们那时候经常犯错，我一辈子都在犯错，不惧怕犯错，犯错的成本也不高。现在的青年人比较怕犯错，等一下我还讲一些具体的例子。

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精于计算各自的利益，精于计算自己的利益就比较功利，所以我觉得讲现代青年人的危机，如果用三个词，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有梦”，梦想也是比较务实的梦；第三个是“比较功利”。

现在这些说是关键词或者危机，但这危机里面有很多积极的元素，不一定说危机就是坏的东西，有时候是正面的东西。

▲ 南都观察年度对话“青年危机”，徐永光用“无惧、有梦、犯错”三个词形容青年人。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我们60年代在大学毕业，80年代成为社会骨干力量跟那一代交往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没有自信。粉碎四人帮以后，时代出现巨大转折，中国打开国门，迎接西方的现代化。我们这批青年人意味着现代、时尚和未来。所以我发现我们的父亲很不自信，我父亲教育不了我，我们上一代也教育不了我，我发现他们还老来巴结我。

今天我在主编的位置坐了有10年了，我现在发现我也有点想巴结青年。因为意识到自己虽然心不老，可是确实在跟这个时代脱节，所以要尽量跟青年在一起，理解他们的痛苦、欢乐，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并且把他们的问题意识跟我们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尽量做到跟上时代，不掉队，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对青年的感受。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青年团队，基本上是80后、90后，大概有20多人，是一个高知识型密集型的团队。博士毕业大概70%以上，都是北大清华，才能从事我们这样的工作。我对他们的印象，一个是知识性非常好，有非常多的量，读书读的量让我吃惊，比我们同时代读得多，甚至比我这一生读得都多，很厉害。

第二个，80后、90后差不多习惯竞争。他们生下来就在竞争环境里头长大，所以对于竞争导致的差异、淘汰，习以为常。像我这样的50后，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似乎在单位中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共同体，对某些弱势的同事建构照顾的机制。我发现这样的机制80后、90后不认，他们认为不公平。他们认为竞争是天经地义的，照顾弱者是不公平的，照顾应该放到另外的地方去照顾，这是我没想到的。

第三个，这一代青年，从一开始就生长在网络时代，信息量非常丰富，见多识广，对于问题有非常多的判断，能力很强。原来我们在90年代，曾经担忧过独生子女会不会有问题，后来发现没有问题，他们有非常强的能力。

但是我也同意永光说的，这一代青年比较功利，而且焦虑是普遍的现象。我理解是，恐怕这个时代的上升通道开始收窄，我们原来以为告别计划经济，人靠自己的能力去竞争，就可以打拼出一片天地，靠自己的本事大家就可以尽显英雄本色。

这个市场竞争30年之后，发现空间好像都满了，到我这来的博士都是无奈“下嫁”于我们单位，为什么？大学教师满了，国家机关也满了，进不去，只好委屈到我这来，我把他们当宝贝，他们觉得我这是暂栖身，逼得他们不得不往新的空间走。

▲ 杨平认为这一代青年比较功利，而且焦虑是普遍的现象。

蓝方：两位老前辈给咱们总体的观察是普遍比较焦虑，听听60后的李老师是不是有其他的看法。

李春玲（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前面徐老师和杨老师说的其实我也有同感。我们这一批60后，比我更大的50后，甚至70后，都有很强感受到年轻人竞争的压力。以前我记得我们刚进入单位的时候，都是老老实实论资排辈的。但是现在新的一代起来，我个人非常钦佩年轻一代，很有能力，很有进取心，功利心也很强，有很清楚个人人生的规划。

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的话，我自己的感受第一个是“机会”，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机会要比我们以前多得多。第二是“竞争”，他们是在竞争环境里面成长的，竞争也带来压力，所以第三词是“压力”。

今天说到青年危机，我自己的感觉是，年轻人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的。这个危机感来源于什么呢？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多年轻人有很远大的抱负，很强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有长远的人生规划，都想追求事业的成功，也想实现有房、有车、有很好物质生活的中产梦想。

危机和机会是共存的。竞争压力大，加上前途有不确定性，这样就导致他们会有危机感。我对现代年轻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感受危机，承受危机，抵抗住压力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假如说你承受不了这些危机，被这些压力给压垮了，你可能就会成为失败者。所以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要说机会很多，希望很大，但是压力也非常大。

▲ 李春玲认为竞争压力大，加上前途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青年人的焦虑。

田方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我自己在北师大教书，因为我们那个学院没有本科生，所以两年以前我给全校的本科生开了一门公选课。一开始我抱很高的期望，我自己是在1998年第一次上网，到现在正好20年，他们一出生就在网络这个环境里，所以他们应该说眼界很宽的，对知识有很强的追求欲望。但是我上课以后的感觉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沉闷，也缺乏主动精神，跟您说的不一样，但是可能更具有代表性。

我主要两个印象，第一个“同质化”，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上课的时候给他们布置作业，学生交上来以后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我却感觉他们就像一个中学的老师教的。那种文风、用词，文章背后的价值观感觉像一所中学的毕业生。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多么强大，能把天南地北的人整合成一种风格。

后来我还问他们，你们十年以后想在哪里生活？当时我那个课和移民有关系的，大概有三种答案，第一我想留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第二我想去二线城市，生活环境好一点，压力小一点；还有说，我想移民去国外发达国家。

但是我没有看到哪位学生说想去非洲那些国家闯荡一番，去那做个田野调查什么的，或者想去西藏这些地方，或者去南极洲，虽然人迹罕至，但是想去那做一个新时代的英雄。他们缺乏一种冒险。这就联想到我说的第二个印象，“循规蹈矩”，他们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已经开始长远设计自己的人生规划，然后按部就班去做。

我那个班上有一个女生，她从第一节课开始，就在电脑上搞自己的东西，她就没打算听。我就问她，我这个课程是选修课，你要是不想听的话，你可以选别的课，干嘛选这个？她说，我们学校有要求，某个专业的学生必须选另外其他门类的课程，比如说我是学理工科的必须选点社会科学，她说这种课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跟她专业没关系。她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以后就要成为专业里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让我很吃惊，她才大二的学生，已经开始把自己的视野收到非常窄小的一个领域去。

我觉得我的学生像一些优秀的绵羊，他们做很多事情还是完成得不错的。但是他们缺乏一种野马那种闯劲或者狮子勇猛的精神，而像一群绵羊。这是我的感受。我在年轻的时候学过朱自清的一篇散文，里面有一句话叫“青年有健壮的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我现在感觉，我一个中年人领着他们向前去。

▲ 田方萌认为“同质化”和“绵羊”是当代青年给他的两个主要印象。

方可成（政见CNPolitics发起人、前《南方周末》记者）：80后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在这里。刚才几位前辈对现代青年定义的时候，我一方面特别赞同他们的观点，有一种对他们更高的期望，期望他们像野马一样。一方面我作为这个群体里面的人，我又觉得需要一些辩护，需要为他们辩护。

我其实刚才一直在等一个词“佛系”。正好前两天我跟台湾一个朋友交流到这个词，他是刚刚留意到大陆有“佛系”这个词出现。他告诉我说，实际上在台湾，在日本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词叫做“草食系”。

这种意思指的是，日本和台湾很长时间都是经济停止的状态，新一代年轻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太高的期待，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他们就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甚至说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觉得根本不想谈恋爱，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根本不想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台湾的朋友就说大陆的“佛系”这个说法，和日本、台湾的“草食系”是不是一个概念？

我当时跟他辩论，我觉得这里面就我的理解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在口头上说“我是佛系”的这些年轻人，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口嫌体正直”（指嘴巴上说假话，身体行为倒如实的反应了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的这种观点在里面，他可能会觉得说，表面上说我佛系，我不太关心这个，但是一旦有机会了还是愿意抓住，一旦有机会就去投入竞争，还是愿意去所谓狼性的厮杀。

所以他们在骨子里面对利益物质还是有更高的爱慕在这里，并不是完全丧失欲望的状态。我看现代年轻人是非常工作狂的状态，可能一边嘴上说“佛系”，一边身体上是工作狂。

给几个关键词的话，我第一个关键词是“好奇”。如果一定要划分青年、中年、老年的话，我觉得青年人是最有好奇心的一批人。有位上海交大的新媒体重要观察者，他写一篇文章。他说年轻人的标志就是好奇，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每日活跃用户超过1亿人的算法支持的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它的平均用户年龄是30多岁，它在大学生中的普及率只有万分之八，大学生都不太喜欢用这个客户端。

他给出的解释是说，因为这种基于你的兴趣、算法推荐的客户端，实际上是收窄你的视野的，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所以年轻人会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追逐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不像中年人、老年人可能只想干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已。

我觉得第二个词就是“挑战”。刚刚前几天，单向街书店也搞一个时代对话，不过是在网上的对话，他们把我抓去跟一个00后做对话，谁都不认识对方，就在QQ上聊。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说的最满意一句话，是主持人问，我们对对方有什么样的寄语。

80后其实整个成长过程是经历了国家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我们国家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年代，经历了政治上一些跟现在不太一样的状态。但是对于00后来说，他们一出生就有网络，一出生就有智能手机，一出生就是国家相对富足的状态。

所以我最想对00后说的是，你们生长十几年里面，可能我们国家一直是这样子，但之前不是这样子，之后可能也不是这样子。所以重要的是不要把你们现在，包括之前生存的时代状态当成一个必然，不要当成一个你就要接受这个生存的状态，你应该完全可以改变他，他里面可能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行动”，青年应该有行动力，而且就算考虑不那么周全、行动可能会犯错，也应该去行动，很关键的就是要用新的方法、前人所没有实验过的去行动，这个是青年人的优势。

▲ 方可成给青年的三个关键词是“好奇”“挑战”和“行动”。

蓝方：现在全场的焦点在唯一一个90后身上。刚才李老师说到，感觉年轻人还是有非常高的欲望的，对中产阶级、对物质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和需求，也说了佛系其实是一个伪佛系，只要有机会这些佛系青年都会变成狼性青年，那你是对低欲望社会这种佛系有研究的，你对这个有什么回应和观察吗？

罗东（《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从时间上来讲，每一个时代青年都有自己的危机。从地域上来讲，也不是中国的青年、我们在座的青年才有这种危机，才有说希望成为佛系。所以我觉得危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存在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说，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危机，为什么我们担心身体的变化，我们担心职业在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是90后最基本的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危机，有的人可能担心自己，比如说男生担心自己啤酒肚起来，比如担心会脱发，这些担心非常具体，但共同的底色是一样的。

▲ 罗东认为，90的基本底色是一样的。

▌共同的底色上，有不同的焦虑

蓝方：刚才说到给当代青年贴了很多标签，说到他们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真的是这一代青年所独有的吗？

徐永光：我们那一代面对的是一种共同的问题或者是共同的苦难，有一个歌叫《我们这一辈》，他讲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麻烦、共同的问题，大家都是穷人，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吃不饱，甚至有的人还饿死了。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上山下乡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批人又没有读多少书，跌跌撞撞去拼，很少成功的。现在老了绝大多数就靠一点点退休工资来养老，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样性，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的压力大家都一样，或者有烦恼大家扛，不是一个人的烦恼。

李春玲：我是60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了青年时期。我们那个时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太多的危机感。要说青年危机，往往是成人社会或者是政府对青年人不满意。

80年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时期，阶层分化不会那么突出。人们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现在的物质欲望很大是跟社会分化有关。大家看到富人或者中产阶级过上那样生活，其他年轻人也要拼命去争取，那个时候是物质还相对匮乏的时期，虽然比改革开放前要好一些，但是跟现代还是没法比的。

那个时期大家物质生活条件都不那么丰富，年轻人很多都是没有房子的，我们刚结婚都是住集体宿舍。由于物质生活比较单调，当时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形而上的东西，关注精神方面的追求，关注讨论国家的命运这些大的东西。

80年代大量国外各种理论的思潮、文化的流派、包括时尚等等一下子扑面而来。我当时是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候同学之间讨论的问题都是理论观点的争论、社会热点问题、国家未来的走向。因为那个时候工作是分配的，不用考虑找工作就业的压力，所以大家的兴趣是在那些方面。

另外年轻人当时感觉到跟主流社会或者成年人的社会有的一些冲突，是年轻人特殊的爱好，像80年代年轻人很喜欢港台的流行音乐，还有美国过来的音乐文化，比如说迪斯科。还有一些时尚的服装，喇叭裤和蝙蝠衫。但是年轻人的这种爱好、行为等等就被主流官方媒体的舆论批评和攻击，年轻人跟主流社会之间会有文化上的冲突。

我想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但是也没有今天年轻人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选择，那么多的自由。

田方萌：我们那时候上学跟今天年轻人的很多问题、兴趣是相同的，但是层次和程度有一些区别。举两个例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用第一台手机是上研究生一年级，到了这个世纪的时候才买的。

大学四年都是在一个传呼机的状况下过的。但是那时候接触的资讯也很多，我记得我刚上学的有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资讯，你需要很谨慎鉴别，觉得去阅读哪些资讯，哪些不值得阅读。

我就记得1998年的时候，印象非常深，那一年北京大学是百周年校庆，北京大学为了庆祝这个校庆，搞了大概有三个月的庆祝活动。他们在三个月期间请了很多各界的名人、大师、学者去讲课。我经常往北大跑，接受思想上的刺激。在那个时候接受很多不同的思想，觉得变得更迷茫了。今天青年可能面对的流派就更多了，像女权主义、新儒家的一些说法，那时候这种声音还是比较小的。

第二是出路问题，刚才好几位朋友站起来发言都说，我现在快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什么样的工作，大家很为这个事情焦虑。我现在回想我们那代好像竞争的压力没有今天这么大。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一开始全班有三分之一同学可能是准备考研究生的，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好多同学就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呢？他们找到很好的工作，外企里面一个月挣一万，当时是很好的工作。

我们那时候跟今天一样也有一个留学潮，校园里面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生不能没有“G托”，G指GRE，托是指托福。我是在人民大学毕业的，我们那个班里面本科出国只有一个同学，研究生还有几个同学出去，今天有三分之一同学都在国外，当时出国的风潮还远不像今天这么盛。今天北大清华毕业生在职场上都会有很强的危机感，因为一大堆海归每年都回来。

所以我想这种焦虑感是为了社会流动、向上流动这样的焦虑感，那时候也有，但是层次跟今天不一样。

方可成：当你的信息非常多、非常过量的时候，实际上那些最优质的、最好的信息去到达用户会变得更加困难。这里面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分化非常明显，在这么多信息里面有着大量的垃圾，也有大量的宝贝，实际上这就越来越取决于这些个体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把宝贝挖出来。

所以就我的观察，这种信息过量的环境给很多人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但同时也使大量的人陷入了迷茫。因为有大量的垃圾在围绕着你，消耗你的注意力和时间，所以我想我们那个年代青年人面临的虽然是一种恩赐，但也是一种诅咒。

第二点，刚才听李老师描述80年代北大学生讨论国家大事，非常令人神往。我是北大毕业的，想提供一个故事作为注脚。我大一的时候上了一门叫思想道德修养的课，老师给出的题目是你们如何看待精英和精英主义。发言的同学里，一个说我们不是精英，我们坚决摒弃精英主义，虽然我们是北大的学生，但是我们跟人民民众是站在一起。一个上去这样，两个上去这样，基本全都是这样一种想法。但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原来我的同学都不认为自己是精英。

我其实蛮困惑的，因为国家在一个北大学生身上的投入是比在一个普通大学身体的投入要多几千几万倍的。如果你获得这么优厚的资源不是精英的话，谁是精英呢？如果你不是精英的话，我想潜台词就是说我不需要承担精英责任。我觉得实际上这样一种逃避精英身份，逃避社会责任，是我当时在北大里看到一种比较不喜欢的氛围。

▌这代青年，怎样渡过危机

蓝方：但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为我们这些青年，给他们带来或者说构筑更多的安全感，让他们不要那么焦虑，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时间谈论形而上的问题，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可能的出路会是什么？

徐永光：很奇怪我们所处的过去那个社会是一统天下的社会，政治上是这样，但是其他方面非常自由。但是现在反倒感觉自由不够，我觉得怎么解决就是应该给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自由，给青年的更多的自由。

包括读书，这个是共谋的体制，就是大家一起来残害儿童。从教育体制，到家长，到社会整个都在残害儿童。这个不是青年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也包括家庭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讨论青年怎么办，也是在讨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麻烦在哪里，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李春玲：目前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市场对青年影响太大了。现在年轻人，他说我不追求房子，我不追求物质的东西，但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变成消费，变成娱乐了，而对于社会的贡献、社会的参与性这方面我们引导会比较弱，我觉得还不够，这个还需要社会、也需要包括媒体这方面更多的引导，而不要把现在的年轻人完全变成市场化，受市场化的引导。

田方萌：我们这个时代，你在什么年龄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好像有一些很有形或者无形的规矩。如果你想做一点跟你的年龄或者身份可能有点另类的事情，你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你还想做一点跟自己兴趣有关的、可能还有点另类的事情，怎么寻找那种支撑或者力量呢？

我想给青年朋友两个建议，一个就是多阅读历史。我们今天做很多事，你觉得压力很大，是因为时代有主流价值观，但这个主流价值观并不是永恒的，如果你读历史多的话，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价值观其实在历史上有很特殊的时期。以前的人会有不同各种各样的追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精神。还有多看一些名人传记。因为很多名人他们在青年时代显得很另类，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追求做一些妥协。

方可成：关于青年人为什么不太愿意参加公共事务、关心公共事务，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一种无力感，自己参与了也不会改变什么。这样让我联想到一个词叫延迟满足。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多都是即刻满足的，你想干什么马上就可以。以前我告诉别人一个事情，我给他写信可能要一个星期，一个月才能收到，从前慢。现在我给他发一个微信他就收到了，我想吃什么点个外卖马上就到了，打个车马上就到了，这种非常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无法接受延迟满足这件事情，如果晚一秒钟获得都会大发雷霆。

但是我们对社会的参与、为社会带来改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这跟我们去追求物质是不一样的，今天加班了，你的加班费马上就会到账，但是社会的变化也许在50年之后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培养大家的延迟满足感。这个确实是逆潮流的，我们所有的科技都在纵容我们即刻满足。

第二点就是非常简单，我觉得需要看见彼此，还是有很多人在行动的，可能并没有看见而已。如果看见有一些人跟自己有同样理念、同样行动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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