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至今，伊朗老人们仍然能够向我回忆公元1971年时纪念仪式的奢华。国王试图把庆典办成一个全球性的盛典，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伊朗曾经是宇宙的中心。为此，国王请了一大堆国际上还残存的皇帝和国王。其他的国家元首也很多，从西方主要国家，到各色的发展中国家、没发展国家，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都参加了这次巨大的庆典。

一位老人回忆时专门提到：你们中国的头头也来了。

如果从伊朗西部坐汽车前往德黑兰，下车后出了车站，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有着严格的数学曲线结构，白色的线条仿佛直插入天际，虽然人们一看就是伊斯兰风格，但与普通伊斯兰风格完全不同，它是经过改造的、现代化的伊斯兰风格，必须用复杂的计算工具才能算出。

这座纪念碑现在叫做自由塔（Azadi Tower），它曾经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国王塔（Shahyad Tower），是由伊朗的末代国王默罕穆德·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在公元1971年建造。这座塔是纪念波斯诞生2500周年的系列建筑之一，也反映了伊朗在革命之前的最高技术成就。在自由塔的表面，用正好2500块大理石将整座塔装点成白色的一体，又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直冲天际。

▲ 自由塔。曾经的名字是国王塔，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改为现名。

人们会根据这座塔讲出许多的象征意义，比如，伊斯兰风格象征着伊朗的宗教，但是火炬一样的形态则又暗合于古代的另一个宗教：拜火教。伊朗革命前的一个特征是，人们不再把自己纯粹当做穆斯林信徒，而是具有双重特征，首先是波斯帝国的继承人，其次，才是穆斯林。另外，之所以选用白色，则代表了国王所推动的一场社会革命：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

除了这座塔之外，在古代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有着国王的另一个代表作，同样是为了纪念波斯2500周年，在遗址群的前方有一大片建筑群，这里就是当年国王主持仪式时驻跸之地。

▲ 波斯波利斯遗址。当年国王建的庆典建筑就在右前方的树丛之中。

▲ 波斯波利斯近景。这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已经成了伊朗的象征。

至今，伊朗老人们仍然能够向我回忆公元1971年时纪念仪式的奢华。国王试图把这个庆典办成一个全球性的盛典，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伊朗曾经是宇宙的中心。

为此，国王请了一大堆国际上还残存的皇帝和国王，从埃塞俄比亚的独裁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到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埃米尔，从北欧的国王，到英格兰的亲王，从泰国王室，到日本王子，还有各式各样已经被推翻的亲王和公主们。其他的国家元首也很多，从西方主要国家，到各色的发展中国家、没发展国家，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都参加了这次巨大的庆典。

一位老人回忆时专门提到：你们中国的头头也来了。

我感到很吃惊，没记得中国历史上记载这样的高层出访，连忙问是谁，他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事后经过查证，我才知道，中国派出的是善于谄媚的文人郭沫若，当时的职务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伊朗之前，最善于做庆典的是苏联人，一到二战胜利日，苏联就搞壮观的大游行，邀请世界上各路酋长们站在红场上观光。小小的伊朗却把这种庆典搞得有声有色，超过了苏联人。

据说，这次庆典准备了好几年。主会场设在了波斯波利斯，现在的游客如果去往这座古城，必须从设拉子坐车去往小镇马武达什特（Marvdasht），从马武达什特再乘出租车前往。当时由于道路不方便，国王为了欢迎如此众多的君王们，只好专门修一条铁路连接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在设拉子，又修了一座机场。在波斯波利斯建了一系列的建筑，而最重要的竟然是一群帐篷，按照规划，来的客人们都必须住在帐篷里缅怀波斯帝国和它的君主大流士。

为了体现主人的友好，帐篷里都配备了电话，可以直拨回每个客人的祖国，而整个庆典更是利用了当时的高科技：卫星直播。据说，为了让人们体会到波斯的好客，所有的吃的喝的也是从欧洲空运过来。至于整个仪式，可以说是一个皇家摆谱、大吃大喝、空前舞会的大拼盘。

全伊朗的人们都通过电视观看了这次庆典，那一段时间，人们讨论的主题如果偏离了这事儿，就会被人看成是怪物。伊朗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的焦点。由于古代伊朗曾经入侵过民主的古希腊，西方一谈起波斯帝国都认为它是反西方的。

伊朗背锅已经两千多年，一直以邪恶的反派角色入戏，只有这一次，继承了波斯正统性的巴列维国王却与西方和解了。更重要的，这次的伊朗还加入了西方俱乐部，它正在进行的所谓白色革命，就是全盘西化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伊朗不再是反叛者，也不甘心成为落后的伊斯兰教国家，而是梦想做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化的崭新国家。

即便革命之后的人们已经把这次庆典当做国王的一大罪状，当人民在受穷时，国王却在大吃大喝，还邀请全世界一同铺张浪费。但老人们朝我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不免流露出艳羡的神色。

是啊，那时候的德黑兰突然间充斥着各国的达官贵人和漂亮年轻人，那时候电视直播上，女人们香肩裸露、珠光宝气，那时候的大街上也充满了穿短裙的漂亮女孩子，她们显得那么自信，仿佛不是生活在伊朗，而是生活在欧洲和美国。那时候人们一切的标准都是以美国为标准的，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就是伊朗上层的榜样。他们爱看好莱坞，为电影中男男女女的爱情纠葛而落泪，他们不再理解穆斯林女人的痛苦，也不理解为什么农村的父母仍然不让女儿出门。

可惜，这次巨大的庆典仅仅八年过后，巴列维国王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祖国。他的巨大财富被革命者们没收，成了德黑兰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伊朗社会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让伊朗人从彻底的欧美化气氛中突然间左转，变成了世界穆斯林的巨大堡垒？

当年的人们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自由，总是叫嚷国王给予的自由太少了，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但转瞬之间，却服从于另一种势力，将他们的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在伊朗访问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弄清一个问题：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如何从一个已经较为开化的社会发生，又如何演变成彻底的宗教保守势力？

不过我不敢这样提问，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我询问伊朗人的问题是：你们怎么评价伊斯兰革命？你们怎么评价末代国王巴列维？你们对革命后的生活满意吗？

和中国一样，年轻人只是在课本上学习这段历史，在他们的回答中充满了漠然，但在老人们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却体会到了他们心中的苦楚……

▌世界之墙与世界的十字路口

在亚洲近代史上，有两个国家显得非常独特。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南亚和西亚的近代历史：自从西方来到了亚洲，就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战，其中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从南方海洋进入的大英帝国，以及从北方陆地压境的俄罗斯帝国。

英国占领了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想乘机继续北上，而俄国占据了庞大的中亚地区，也想借道南下。但这时，他们碰到了同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一列巨大的山脉：兴都库什山。这座山将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隔开了。兴都库什山两侧，加上几个山间盆地，就构成了阿富汗的主体，所以，阿富汗可以说是一堵世界之墙，将两个野心帝国隔开。

而在阿富汗的西面，则是另一个国家波斯（现在的伊朗）。它的邻居是一堵墙，而波斯则是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丝绸之路西段的最关键区域，从不管是从中亚还是南亚，想要通过陆路与欧洲交往，必须首先经过波斯。

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则是着名的呼罗珊地区，这里拥有丝绸之路上着名的几个大城市：木鹿、赫拉特和马什哈德。如今呼罗珊地区被阿富汗、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瓜分，三座城市也分别归属了三国。

在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时代，伊朗和阿富汗由于挡住了它们扩张的去路而吃尽了苦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普什图人区域被英国人割走了一大片，由于失去了南向的沙漠地带，阿富汗还变成了内陆国家，伊朗则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丢掉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片土地。但也因为它们处于两大势力的中间地带，两个国家幸运地保持了独立，没有被并入英国的殖民地，或者俄国的加盟国。

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也让两个国家充满了危机感。从公元19世纪开始，两国的统治者就分别进行了西化改革。他们的目标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西方技术，让国家现代化，足以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存活。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土耳其激进改革的展开，伊朗和阿富汗也竞相效仿，成了彻底西化的急先锋。他们甚至互相攀比，生怕落了后。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瑞士老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走过那条着名的嬉皮士之路，这条路从土耳其经过伊朗，进入阿富汗，最后经过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对于瑞士人来说，最精华的部分是波斯和阿富汗，特别是阿富汗。这两个国家都生产上好的大麻，嬉皮士们在吞云吐雾中，享受着慵懒的氛围。就算是现在人们谈之色变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瑞士人看来也充满了温馨。

▲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全景。曾经阿富汗和伊朗是两个全力西化和世俗化的国家。

喀布尔的时髦女人们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着绚丽的裙子，戴着欧式的项链，出现在街头的酒吧里，和欧洲人调笑着。

喀布尔最繁华的街道叫鸡街，两侧商店林立，老板们快乐地挣着钱，和游客们用德语谈着荤笑话，并告诉他们哪个旅馆是背包客常去的地方，哪个酒吧里的漂亮妞儿多。

但谁也没想到，这已经是这两个急速西化的国家的尾声。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和阿富汗却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阿富汗在改革中突然向左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伊朗却向右转，变成了极端宗教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国家都放弃了更加自由的社会，转而变成与世界对抗的堡垒呢？

如果追究这段历史，阿富汗理应获得更多的同情，它的转向更多是被动的，最早的发端，与它不幸有两个恶邻有关。

阿富汗的第一个恶邻叫做巴基斯坦。在英国人时代，巴基斯坦属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一直延伸到海边，是大块的沙漠地带，英国人将所有的沙漠荒地都拿走了，使得阿富汗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当巴基斯坦独立后，阿富汗不得不依靠巴基斯坦才能与外界沟通。又由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着边界纠纷，巴基斯坦不时将道路封锁，使得阿富汗变得与世隔绝。

当南路不通时，北路的苏联却伸出了“友谊之手”，向阿富汗开辟了转运渠道。但是苏联的友谊却是有代价的：在冷战中，阿富汗被划归了东方阵营，也从此开始了噩梦之旅。

▲ 喀布尔郊区的城堡。本文作者在这里曾经遇劫。

阿富汗开始是被迫亲苏，当年轻的一代在亲苏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像老政治家一样拥有辨别能力，就变成了对苏联的崇拜。阿富汗向着左倾的泥沼中越滑越深，直到阿明发动了红色革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

阿明的恐怖统治让苏联人都感到脸上无光，不愿承认他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苏联发动了军事行动，推翻阿明，试图扶持一个更加理性、但是也秉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执政者。不想这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式各样的圣战者在美国和沙特的扶持下，如同野草一样疯狂出现，将阿富汗变成了几十年的战场。

更麻烦的是，沙特故意培植的极端思想孕育了塔利班，以恶邻巴基斯坦为基地，将阿富汗百年来的世俗化成果完全抹去，将女人重新罩回了布袋，将孩子从学校赶进了经学院。我在阿富汗时，年长的人会向我诉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圣战者时代，经济和社会自由度都远不如苏联统治时期，推翻了国王，来了苏联，走了苏联，来了圣战者和塔利班，阿富汗每一次改变，都是朝着更深的泥沼滑去。

在外界看来，与阿富汗相比，伊朗却是更加主动地向右转的，大学生们欢呼着让霍梅尼上台，并赶走了国王。在伊朗的官方宣传中，国王就是吸血鬼的代名词。

那么，外界对伊朗的看法，和伊朗官方的宣传，都是真实的吗？

▌“魔鬼”国王向右转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探访伊朗的过程中，却发现伊朗人对末代国王巴列维的评价已经在逐渐改变。

关于这个国王的成就，他如何把伊朗带入了发展轨道，人们也已经逐渐开始怀念。即便官方不承认他，民间却早已抛弃了黑白二元观了。

公元1941年，当年仅22岁的王子默罕穆德·礼萨·巴列维取代了父亲，成为伊朗新国王时，伊朗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老国王礼萨汗一心想现代化，追逐西方的发展之路，可是苏联和英国对伊朗都虎视眈眈，远谈不上友好，老国王只好借助平衡战略，与德国交好牵制苏联和英国。

但他没有想到，最后这一招反而毁掉了他的前程。伊朗并没有参与二战中德国人的罪恶，它只是想利用德国人平衡一下国际关系，但英国和苏联却认定，为了避免伊朗投入德国的怀抱，必须把老国王废除。他们联合入侵了伊朗，把伊朗划分为南北两块各自占领，逼迫老国王退位，让位给自己的儿子默罕穆德·礼萨。

登上宝座时，这个青年国王既无权，也没有经验，如何对付本国驻扎的两国侵略军呢？这时候，国王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新的帮手：美国。

二战中的美国正处于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时期，小罗斯福总统不仅要战胜德国，还要针对盟友的殖民主义开战。他希望重新划分世界秩序，将原本的殖民地体系打碎，让一切的侵略者都退出被占领地。而伊朗就是美国式理想主义的受益者。

由于美国的倡导，年轻的国王抓住机会，斡旋在英苏两大侵略者之间，与双方签订协议，规定战争结束后半年内，两国军队都撤出伊朗。

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撤出了，但是苏联人却并不打算撤出。不仅不想撤，苏联人还故技重施，想如同在中亚和东欧一样培养傀儡，夺取伊朗的政权。

▲ 从自由塔广场看德黑兰北部的山脉。德黑兰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从市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面的山脉。

伊朗历史上不乏英雄人物，此时出现的是一位叫做卡旺的政治家。他以政治生命为代价，将苏联人骗出了国境，保持了伊朗的领土完整。

年轻国王的第一道坎就在卡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了。不过这一道坎如果没有美国的施压，是无法让苏联人撤出的。也是从这时开始，伊朗国王相信美国是一个可依赖的帮手。这个国家与其他老牌帝国是不同的，还有理想主义色彩在内。当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逼迫下左转向苏联靠拢时，伊朗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右转向美国靠拢。

不过，伊朗的困境还没有结束，处理了与苏联的问题，还有英国人的问题在等待着。与英国人最核心的争执是石油。

伊朗的石油大部分由英国人控制。由于与英国签订石油合同太早，人们还不知道石油有多大价值，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导致伊朗政府从石油收入中获得的利益一直太小。

公元1947年，伊朗政府可以从自己国家的石油开采和销售中获得1988万美元（主要是产地使用费和税金），而英国政府却可以获得5600万美元（红利和税金）。这还不是全部，由于英国控制销售，伊朗人购买石油反而要花高价，而英国海军部却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如果将这些价格进行折算，英国人获得的利益还要更多。更何况，公司管理权控制在英国人手中，石油公司的实际利润已经被远远压低了。

伊朗和英国人的纠纷拖了很多年，又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重订了合同，伊朗政府可以获得大约一半的收益。

这个协议的达成，让伊朗进一步相信美国是可以依靠的伙伴，心甘情愿加入了美国阵营。中亚的地缘格局也正式形成：伊朗和阿富汗两个原本快速现代化的国家，一个进入了东方阵营，另一个进入了西方阵营，成了冷战的排头兵。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他们的阵营选择还会骤然转向，再次影响世界的格局。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1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