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15家公益机构在上海联合推出“中国好公益平台”，力推公益产品规模化，聚焦于公益产品“小而美”与规模化的矛盾。平台一经推出在行业中掀起观点争锋，一是公益规模化是否该当真？二是公益小而美与公益规模化不冲突，小而美是规模化的必经阶段。

当时，该平台的召集人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甚至抛出观点，“公益创新不求规模化，就是花拳绣腿。”

如今，中国好公益平台尝试在产业层面探索公益项目“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同时作为公益共创模式的尝鲜者已满周岁。

2017年11月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当日，一场主题为“先锋、探索与共创 公益产品规模化的中国实践”的平行论坛在成都上演。

现场，公益项目规模化是否是小而美项目的发展阶段？规模化究竟该如何发展？一年成果如何？等问题被频频触及，现场参与者都试图在为怎样打好“公益共创”这张牌寻找着答案。

但这件“授人以渔”的事情，却在公众支持上遇阻。公众认为，公益非市场，直接捐钱给农民会更好，在这种观点支撑下当年“小母牛”项目的企业筹款数不太顺利，机构直接下调了未来5年内的助贫农户计划数量。

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公众光有善心不足以支持小母牛这样的公益体系长期发展，期待耐心资本进入公益市场。”

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是一家2011年成立于四川成都为临终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关怀的公益组织。有统计表明，中国成年智障人口数量为730万，1.6%约12万人是中国现在所有能享受到障碍服务人数的总和；而0.02%约1460人是重度人数。十方缘的目标是要服务10万人的老人心灵呵护事业，现在已经服务到95%，也仅仅是几万人。

绿色潇湘是致力于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家公益组织，同样于2011年成立，通过几年的发展机构能连接到2500人参与环保活动，整个湖南省所有的环保组织加起来可以翻10倍到25000人，但相对于要解决的环境问题仍显不足。

作为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发起方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中国慈善行业的资产还非常小，基金会总资产不高，社会组织创造的GDP仅千分之七左右，份量非常小，美国在10%以上，公益项目不应都满足小而美，其实有着非常大的社会需求等着好项目。”

2016年，徐永光在赴天津市民政局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这一年天津市计划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最终仅花出去7%左右。他觉得，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能力不够，公益项目一定得规模化。

贺永强是四川省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的创始人，该机构的公益项目“爷爷奶奶一堂课”在全国影响颇大。项目通过邀请本社区德高望重有一技之长的老人，走进校园或社区活动中心，为孩子们讲述本地文化，采取标准的10节课方式，使孩子们产生对社区的文化认同。

据贺永强介绍，最初项目推广时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文化的多元化，这给乡土教育规模化带来挑战。由于各地文化的差异性，项目用于北京与河南的教育内容不一样，不能组成边界非常清楚的产品，不加改变的直接投射进去。

各地文化的差异性给贺永强带来新的思考，是否可以统一执行流程的标准化，形成规范化操作手册？这种方式在后续推广中被一一验证了可行性，成为这一公益项目规模化的基本路径。

在与中国好公益平台结伴一年后，39个城市、24个省、150家在地方的社会组织成为合作伙伴，这也是“爷爷奶奶一堂课”公益项目规模化后的成绩。

贺永强说，“原先项目讲究小而美，在一个地方做的很精彩，但再精彩也只是一个故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且非常具有多元性，一旦规模化以后，呈现出的文化价值是五彩斑斓的更加具有内容，这夯实和增强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乡土教育和识别乡土教育的信心。”

项目的火热必定迎来了更多追随者。

田帅是宁夏昊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总干事，这个成立于2013年的机构将项目焦聚在青少年和儿童领域，经过三、四年的发展项目在本土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扩张成为当前机构的首要目标。

此时，“爷爷奶奶一堂课”在中国好公益平台通过多方孵化后已经历过多次路演，项目较为成熟，也形成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同样，田帅的机构也正在接触中国好公益平台，很快“爷爷奶奶一堂课”被复制到田帅的机构里，进行体系化、模式化的规范。

携手中国好公益平台半年后，田帅的机构较快成长，从项目落地、签约、学习、培训均得到改变，机构的项目在标准化实施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

“我们的机构在本地就相当于小卖部，没有批发商供给，通过好公益平台，有了供给方大平台，这解决了供给和服务两者间的需求。”田帅说。

贺永强觉得，这就是规模化的价值。

“规模化节点到来，再进行裂变，是之前0到1不可比拟的，这是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到了一个节点以后是爆发性的增长。这同时要求机构在产品上不断地迭代、创新，给伙伴更多价值。”贺永强说。

2016年11月23日，15家公益机构在上海联合推出“中国好公益平台”，力推公益产品规模化。

平台联合机构认为，当前注册公益组织数量快速增长，而二三线城市的新组织大部分不在传统公益圈的视野。各地成立很多枢纽组织和孵化器，但重要功能之一是吸引优秀公益项目落地本地。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大背景下，公益机构的影响力小，难以回应社会问题。而各类机构的研发能力、筹资能力、项目甄别和落地支持能力不足，也缺乏规模化的模式、资源支持和落地伙伴。

随即，中国好公益平台形成了品牌创建机构、枢纽合作基地、项目示范机构、联合共建机构、战略合作伙伴、指定服务供应商的六方共建机制，并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其实，公益项目的规模化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黄庆委是平台联合发之一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早期，他觉得公益项目规模化比较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各地找到伙伴复制。

2016年12月，中国好公益平台举行首次路演，六大机构总干事聚集路演现场，目的就是为让项目落地，即便有着如此阵势，但问题还是来了。

平台受追捧的热度远远超过管理团队预期。

据黄庆委介绍，路演后有时一个公益机构会派出30名员工前来学习项目，平台的管理团队根本顾不过来，优化管理后仍会出现1人对100名伙伴提供服务的场景，即便平台提供个性化资助资金补充管理团队人手，但新问题仍然出现，一下子聚集的200、300名机构伙伴。

“面对如此多的伙伴，怎样链接更多的资源，给予品牌和机构治理支持，除了政府购买还有无其他可操作性都是平台规模化遇到的挑战。”黄庆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