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号外之外（ID：wangjxclub）授权转载

全文50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11月25日下午1点，老马的手机终于接通了。

“谢谢你，我们已经离开北京了。”

鸟哥愣了一下，差点忘记说祝福的话。

4个小时前，鸟哥接到老马的求助电话。声音低沉，听起来有些疲惫。他说自己在北京通州马驹桥附近租住的公寓被关闭了，一家5口无家可归，已经在桥下睡了一晚，“70多岁的老母亲受不了，冻感冒了”。

▲ 老马一家睡过的桥洞 摄影：小海

通话时，鸟哥正坐在一辆拉满家当的商务车里，帮另一位求助者搬家。那天阳光刺眼，风很大，没有雾霾。车上的温度计显示，外面气温接近零摄氏度。

两天来，鸟哥已经接到几百通这样的电话。求助者分布在北京的各个方向，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在离开停水停电的公寓后，有人找不到搬家车辆，有人租不到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鸟哥在电话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他们大多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鸟哥的手机号码。

“在快节奏的北京，我们也许都习惯了自顾不暇行色匆匆，也习惯了小心翼翼坚强苦撑。但这不是全部······在你想尽一切办法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11月23日中午，北京大兴火灾事故发生后的第5天，鸟哥在城市另一头的公司里敲下这段表示愿意提供免费救援的文字，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天鹅救援队”的后台点下了“发送”键。

原本他只是想“开车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结果从第二天下午开始，他的手机铃声几乎就没有断过，来电的求助者和志愿者一样多。这个说话很慢、不擅表达的男人一一接听，有时一通电话结束，他会小声抱怨又漏接了不少。

老马也是在微信上看到的这个号码，鸟哥答复他救援很快就到。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得到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临时住所，运气好的话，新住所可能离自己干活的工地很近，这样就不会耽误上工。

可是，就像这几天众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一样，意外还是发生了。

〔 一 〕

老马一家是24日晚上搬出公寓的。

公寓关闭后，几百户人四处找房。周边小区的租金趁势上涨，一套两居室三天内从3000元涨到3800元，半年付变成了年付。

老马在附近工地轧钢筋，活多时一个月有6000多元收入。他妻子在工地食堂做饭，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两口子有个智力障碍的儿子，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父母出去时，他会把地扫干净，做饭时，他会帮忙洗菜。

几年前，因为“冬天有暖气”，他把70多岁的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还接来了5岁的外孙女帮忙照看。

四代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每月租金2300元。这几年老马的工钱不好结算，总是工程竣工后也拿不到钱，但“省着点花”，5口人也能勉强度日。时间久了，老马倒觉得“生活还挺稳定”。

可现在，稳定的生活被打破了。从公寓搬出来后，老马拿不出“押一付六”的房租，住不起那些不会被关闭的正规小区。他想找旅馆，但周围的小旅馆都贴上了封条，剩下几家大点的宾馆也都挂上了“客房已满”的牌子。

18点，天已经黑透了，因为公寓断电，老马带着一家人下了楼。外面风很大，空地上停满了搬家的车辆，有人坐在摩托三轮上，蜷着身子，把脑袋缩进衣领。

▲ 在皮村的一个群租公寓内，电从19号起就被村里的保安切断了，晚上租客们只能点蜡烛照明 摄影：路透社熊勇

车灯射出来，他看到女人的脸被照得发白，她们扛着被子，一旁的男人在电话里询问周边的房子，手里的香烟闪着火光。

老马给房屋中介打了几个电话，但很快就挂断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站在公寓大门前，他确认自己无家可归了。

在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附近甚至没有地下通道可以过夜。他打着手电筒回到“家”里，扒出工地上用的防水布，然后再下楼，带着一家老小往外走。有邻居得知他们的情况，过来塞给他们两床被子，嘱咐不要冻着老人孩子。

老马一家拖着行李走到大街上时，18公里外的大兴区晋鑫公寓，鸟哥和两名志愿者正在帮一家人把冰箱往楼下搬。

这是第二个向鸟哥求助的家庭。他赶到时，屋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柜子门都敞着，几张旧报纸胡乱散落在里面。一个女人裹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眼圈发黑，说话喘着气。

“通知说今晚必须搬走，我一夜没合眼，把家里的东西打包了一遍。”她告诉鸟哥，丈夫在外地出差，两天后才能回来，“你们要是不来，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她想过请搬家公司，但邻居请了一个，谈好的500元，过来后把价钱一直加到了1000元。

▲ 在外来务工人员搬离新建村后，原本热闹的巷子已经变得十分冷清 摄影：路透社熊勇

她不停抱怨黑心的房东，自己刚刚交了3个月的房租，现在怎么也要不回来。

“跑了。”

她拿出手机，翻出和房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没有发送出去，她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没发出去的那句话是：“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3个月房租一共是4500元，几天前她交这笔房租时，房东还在向她保证“住到2019年没问题”。

她对这个小家也很满意，“层高高，客厅朝南，卧室也敞亮。”

在这个由厂房改建的公寓里，她家刚好处在建筑的东把边，厂房留下的巨大窗户，成了客厅的“落地窗”。卧室南墙和东墙上，是原本连在一起的高窗，他们用报纸和海报遮住一半，留下一半，“采光很好”。

这一年来，她也听到过公寓可能要关闭的风声，“好像是消防问题”。但她指着天花板的烟雾报警器和喷淋设备说，听说年初房东为此花了“一百万元”。这让她相信，就像之前很多次关闭公寓的传闻一样，到最后生活总会一如往常。

“太突然了。”她把桌子上的塑料花拿下来放进袋里，“房东也赔了钱啊。”

窗边那个看不清原本颜色的破柜子她没搬走。柜子一面贴满了女儿的奖状，有学期“优等生”，也有书法大赛“最佳作品”。女儿去年已经回老家读高中，把在北京上学时得过的奖状留了下来。柜子另一面是密密麻麻的照片，很多已经褪色，记录着她在北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以及她怎样从年轻一点点变得衰老。

▲ 柜子与奖状 摄影：小海

她试过把这些奖状和照片揭下来，但是一使劲儿就烂了。她想把柜子带走，但新家放不下，最后只能把它和那个当初花2000元买的沙发一起，留在一片狼藉的房子里。

她在晋鑫公寓对面的“泰中花园”小区租了套新房，只剩下两居室了，月租3000元。

10年前刚到北京时，她就和丈夫住进了晋鑫公寓。丈夫在附近的服装厂上班，她在幼儿园当看护，每天早上出门，就会看到对面的小区，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在她的认知中，“里面都是当地人和有钱人。”

现在，她终于搬进了这个“高端”小区。

“房租押一付三，加上中介费，一共一万五。”女人伸出手盘算着这笔账，“最多坚持半年。”

她说，如果半年后情况还没改变，一家人就只能回老家了。

〔 二 〕

老马带着一家人走到了通惠河灌渠的一座桥下。沿着河堤，是砖头铺成的人行步道，看起来平坦整齐。对老马一家5口人来说，这是当晚不错的栖身处了。

他把防水布摊在地上，上面铺层褥子。妻子搂住外孙女，把被子卷在身上。邻居送的两床被子用在他母亲和他儿子身上。最后，这家人再拿出所有的厚衣服搭在上面。

那里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经过。气温逐渐下降，最后直到零下5摄氏度，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裹了一层厚被子的老马蜷紧身子，不敢动一下。

他记得那晚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枯草发出的“呲啦”声，和偶尔驶过的汽车，轮胎轧过桥面的声音。

他说自己整晚没睡着，屈辱和担心比寒冷更折磨他。“一家人跟着我受罪，老人7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

母亲还是冻感冒了。一大早，老马就跑出去，到药店给母亲买了感冒药。回来的路上，他买了两杯热豆浆，花了20元。一杯豆浆给老人吃药，另一杯给了外孙女。

▲ “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现在已经12岁了，那天给他说要搬家他都哭了，把这些奖状撕下来带回老家给他留个纪念吧。”夫妻俩小心翼翼地把墙上孩子的奖状也撕下来带走了。 摄影：路透社熊勇

他在这天上午9点看到了“天鹅救援队”的援助信息。电话拨通后，他向鸟哥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希望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接到电话时，鸟哥正在东五环旁的东小井村帮一个求助者搬家，他让老马把自己的位置和需求用短信发过来，“马上去帮你”。

两个小时后，鸟哥来到马驹桥附近，回拨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老马收拾被褥时，不小心摔坏了手机。那时他不会知道，就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内，自己错过了留在北京的最后机会。

他到工地，找工头预支了1000多元，刚够5个人回四川的硬座火车票。下午两点，他在火车上给鸟哥发了条信息，表达了感谢。30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家。

收到短信时，鸟哥已经从东南六环赶到了西五环，那里正在清理一个城中村。

和其他正在关闭的公寓或者民房一样，这个村子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穿着搬家公司工作服的人从货车上走下来，笑着说：“过年都没这么热闹。”

十几个人拿着押金单子在管理室门口排队等待退回押金，一旁几个房屋中介业者提着公文包站着，等着上门的生意。

▲ 满满的仓库总共搬了3天，根本没合眼，把工人都累坏了。 摄影：路透社熊勇

“晚5分钟别人就把定金付了。”一个中介提高音量，嘴角上扬。

就算是同一种职业，在这个冬天也会感受到不同的温度。

村子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一位房产中介小哥穿着合身的西服，领带笔直，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背着用床单裹好的被褥，胳膊下夹着一个塞满了洗漱用品的塑料盆，踢开楼道里散落一地的物品往前走。

居住的住所被关闭后，他不得不重新找房。虽然同事掌握的房源很多，但他租不起任何一间。

这个曾经的建筑系大学生，毕业时听说北京的房产中介很挣钱，决定来拼一把，结果遇上了房产市场降温。

“这几个月一单都没签下，之前攒的钱都花完了，现在工资刚够吃饭。”他苦笑了一声，语气平静。

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太多家当，他心疼自己刚买的椅子和床垫。虽然都是二手的，但每次在外面跑一整天，晚上躺在这张软床上时，他都会觉得幸福。

现在，这些物品因为太大，只能留在屋里。临走时，他在床上坐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睡上这么舒服的床”。

他在上班的门店附近找了一家网吧，包了个单间安顿下来。一天30块钱。

〔 三 〕

“天鹅救援队”的名字从来没这么响亮过。

事实上，“天鹅救援队”原本的工作与这次临时救济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支去年刚刚成立的队伍，有100多名成员，大多是自行车爱好者。他们聚在一起，不定期在自行车赛或者马拉松等户外赛事中提供救援。

几天前，一名住在群租公寓的队员接到了搬家通知，因为他脊椎受伤，鸟哥就带着几名队员过去帮忙。

“到他的公寓，我看到人们带着老人孩子，提着行李不停地在走廊里来回。”鸟哥说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真的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他是2000年高中毕业后，从江苏连云港的农村来的北京。

最开始，他做过一年的推销员，背着商品“扫楼”，“一天上百个拒绝”。冬天也要穿很薄的西装，皮鞋里面都是冰水。他去过工厂打工，给乐器喷漆，“很辛苦”。后来他在中关村电脑城当过学徒，也焊过灯箱广告牌，“一天只有10块钱收入”。

他白天工作，晚上看书，4年后拿到了法律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 服装厂的绝大部分缝纫机低价卖给别人了，自己留了几台成色好的，打算沧州老家，再继续干。 摄影：路透社熊勇

再往后，他去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他们拓展客户。那时他开始自学财务，一个客户创业，刚好需要一个长期的财务，他就跟着干了。

现在，他已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软件行业，所以一直没被关停。”

在北京17年，他搬过6次家。开始住在村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他就在城里找了房子。但房租不断上涨，他从三环边的和平西桥一步步搬到了五环外的西三旗。

“最后我忍受不了这种搬家的痛苦，在昌平安置了一套房子。”鸟哥语速加快，“我觉得我曾经和他们一样，如果我现在在北京没有住房，这次也会无家可归。”

▲ 新建村被拆除的建筑遗址。 摄影：路透社熊勇

这次救援行动，鸟哥认识了不少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

一个小姑娘刚下班就从海淀开车赶到大兴，帮忙把求助者的行李塞到后备箱里。她说自己曾住过群租房，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房子隔出了七八间，“全是高低床”。

更多的人打电话过来，有些愿意提供车辆，有宝马和奔驰，也有金杯和五菱之光。有人愿意提供住房，有人要包一家酒店，免费提供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也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床。

有些人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双手，可以帮忙搬家。

还有人打来电话，只是说些鼓励的话，“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样的。”

这些电话来自北京，也来自上海、广东，或者内蒙古，遍布全国。

三天内，鸟哥接到了上千个陌生电话，通话记录是满屏的数字。一直往下翻，“通州马驹桥”会突然冒出来，那是老马的电话，鸟哥特意记下，“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 新建村内，租客搬家后留下的物品。 摄影：路透社熊勇

他们最后一次通话时，老马正在火车上。53岁的老马真的离开了这座巨型城市。

老马在2001年从老家四川来到北京，那时老家在搞“劳务输出”，他当过乡镇干部，就带头出来打工。16年间，他辗转在北京的各个工地，已经记不清自己盖过多少栋楼。

同为乡镇干部的堂哥，比他早到北京几年，自学法律考上了律师，最后在北京安了家。

老马也买来不少法律专业的书，但考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说自己明年还会再来北京，“参加司法考试”。

他不知道，今年9月最后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结束后，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按照新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规定，他没有资格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