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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电视台开始，已经铲除了绝大多数反对派的声音，现在他们需要这么一份报纸来获知真实发生的情况，总统办公室和所有的地方首脑的办公室上都有一份《新报》。

开始写那篇特稿时，Elena是绝望的，她对文章能有多大影响不抱幻想。在车臣采访多年，她知道这个社会的保守与健忘，“普通民众很容易就原谅恐怖分子、恋童癖之类的人，却对LGBT群体零宽容……但是，假如我们什么也不做的话，在我看来，我们就要为犯罪负责。”

事情起于今年2月20日：车臣一位男子因为吸食轻型毒品被捕，审讯之中他供出了毒品提供者，警方随即逮捕了毒品提供者并检查了他的手机，发现了里面的成人照片，警方按照通讯录开始抓人，并要求每一个被捕者供出8到10人。一场针对同志群体的大规模逮捕和迫害在俄罗斯这个加盟共和国展开。

3月初，消息传到了Elena所在的《新报》(Novaya Gazeta)，Elena的同事Irina说，她们从当地一个执法者那里拿到了证词，很快，第二份、第三份证词出现了，“我们觉得有事情发生了，于是开始调查，并且联系到了受害者。”

4月1日，《新报》刊发了Elena和Irina合写的特稿，曝光车臣共和国的反同运动，声称数百名男同性恋被捕，在集中关押处遭到殴打和电击，至少有3人已经死亡。因为报纸上在愚人节那天出街，许多人问Elena，这是不是一个笑话？“我能理解这种反应，”她说，“毕竟这运动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当人们意识到这不是笑话后，社交媒体被引爆了，全球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引述《新报》的报道，这又形成了大规模二次传播——记得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我甚至在新浪微博上也看到不少人在转发“车臣同志集中营”的短视频。

“(同志集中营)是错误和夸大的说法了，车臣确有秘密监狱，不经审讯就把人关押数月乃至数年，但不是集中营，里面关押的也不只有男同性恋。”Irina告诉媒体，她挺惊讶报道引发那么大反响，“过去好多年我们的同事都在报道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人权问题，但公众早就不感兴趣了。”“我想(车臣的)情形让西方世界想起了纳粹德国，人们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和宗教就被杀害。”Elena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巨大的犯罪，而且此刻它正在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上发生。”

今年4月上旬，我给Irina写了一封邮件，说我两个月后去俄罗斯采访，是否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她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没留意车臣官方对报道的反应，对于《新报》，也只大概知道这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自由派报章，擅长调查报道。之所以联系Irina，是因为她是晚我一届的哈佛尼曼学者(Harvard Nieman fellow)，尼曼基金会的朋友得知我要去俄罗斯后，热心地介绍我们认识。

一个多月过去了，Irina没有回信。5月底，出发前一周，我又给她发了封邮件，这次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说因为一直在出差，很抱歉没有更早回复，我在莫斯科时她不巧又要去外地，但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同事Olga，于是在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乘地铁到达市中心的屠格涅夫广场，去拜访《新报》报社。

▲ 新报门口

那时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知道Elena和Irina的报道刊发后不久，车臣政府就否认了指控，宣称车臣“没有同性恋”，而车臣的宗教领袖在大清真寺前组织了一次1.5万人参加的集会，指责《新报》记者“羞辱了车臣社会持续几个世纪的根基和车臣男子的尊严”，号召那些被冒犯的车臣人“不受限制地展开报复，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

《新报》报社在漂亮街区一栋不太漂亮的老楼里，进去要查验证件，上楼梯时我莫名其妙想起了《查理周刊》。我到的稍微早了一点，报社没什么人，10点整，刚准备给Olga打电话，就听到走廊那头靴子蹬地的声音，一个金发姑娘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Olga是《新报》特别报道部主任，也就是Elena和Irina的领导。《新报》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调查报道部和特别报道部，前者擅挖黑幕，后者擅讲故事，Olga跟我半开玩笑，调查报道部曝光各种丑闻的文章真的很重要，但确实不太好读，有时觉得“这就像两个行业”。但特别报道部并非不碰硬新闻，相反，连同Olga自己在内的10个记者，每个人都对各个新闻多发区域有专长，“Irina可能是世界上最了解车臣的记者，而Elena则对达吉斯坦(毗邻车臣的加盟共和国)了如指掌。”每个人每天都得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如果有重大突发事件，随时就要飞到2000公里以外的现场去。

编辑部进门处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其实只是一个带橱窗的柜子)，最高处摆放着一台三星电脑，就是当年那种运行着486系统的粗壮古老的台式机，这也是《新报》第一笔资产，1993年，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用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的一部分购得这台电脑，送给刚刚创刊的《新报》，他现在仍然持有《新报》10%的股份。橱窗里有各式各样的奖杯，以及一个“无名者雕像”，Olga说他叫“瓦斯亚扑哏”，“就和杰克、约翰一样，是报纸里指代普通人的名词，但听起来比约翰搞笑。”橱窗里甚至有一块面包，是根据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人们自制面包的同款配方烤制而成的。

▲ 入口处的“博物馆”

2009年《卫报》记者曾经造访这里，问及为什么这么一份猛烈批评政府的反对派报纸可以存活下来，当时的副主编Andrei Lipsky说，“政府从电视台开始，已经铲除了绝大多数反对派的声音，现在他们需要这么一份报纸来获知真实发生的情况，总统办公室和所有的地方首脑的办公室上都有一份《新报》。”和我坐在编辑部咖啡馆聊天时，Olga也用十分肯定、略带自豪的语气告诉我，普京本人订了两份《新报》，办公室一份，家里一份。

Andrei Lipsky说，《新报》最值得注意的读者是那些掌权者，比如以前服务于克格勃，如今在军情部门工作的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那些渠道得来的许多消息都不可靠，我们报纸可以展现完整图景。”有时候这家报纸也会利用权斗来获得猛料，“俄罗斯的权力部门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复杂的利益聚合体。”

Olga告诉我，《新报》记者收入不高，平均月薪大概是1000欧元，刚入行三四年的年轻记者可能只能拿到500欧元，但记者流失率非常低，她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工作至今，“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还在这里工作，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挣到多得多的钱，我满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但我就是停不下来，就是停不下来。我真的很自豪能在这儿工作。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与记录历史有关，记录只有这个时代的俄罗斯才会发生的事情。是的，我挣的不多，但没人能告诉我你别写这个，别写那个，没人能让我闭嘴闭眼。我有能力挣更多钱，但我没打算去挣那份钱。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

▲ 《新报》编辑部的咖啡馆，我们就在这儿聊天

特别报道部10个人，最大的37岁，最小的25岁，“没有一个结婚的，有个女记者结过婚，后来也离了，一个人带孩子。”Olga不好意思地大笑，“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都不结婚！但说真的，我们这份工作要花费太多时间和气力，每次出差家人都很紧张，Elena每次去车臣，我都非常紧张。”

车臣宗教领袖发出对《新报》记者的“追杀令”后，报社发表了声明，要求俄罗斯政府保护媒体，同时编辑部安排Elena暂时避居国外，“她现在已经在一个没有车臣人的地方了。”

“那就相当于休假一阵吧？”

“现在网络通讯工具那么方便，她还是要照样写稿的！”

也许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审查制度，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通过控制所有权或利诱威逼等较复杂手段实现的，也就是说，和一些国家比，俄罗斯信息环境自由仍然要开放得多。尽管如此，对于《新报》这样的媒体，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出资人都时常面临巨大压力。

2015年，因为长期不受官方待见，富豪Alexander Lebedev宣布他停止对《新报》的资助，他告诉英文的莫斯科时报，“你为之坚持、奋斗的一切，没人在意。我是生病了，但它不只是生理上的。”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Elena和Irina的报道刊发后，在互联网已经沸沸扬扬后，俄罗斯大多数电视台(电视仍是该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介)的沉默，国家电视台倒是报道了车臣的新闻，但报道的是当地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们聊了不到一个小时，11点的编辑部例会就开始了，我跟着Olga去了会议室，那是一个两进的屋子，最高处挂着六个黑框照片，“是《新报》历史上被暗杀的六位记者和律师，包括最有名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我记得自己当时愣了一下，几秒钟没有缓过神来。知道俄罗斯不少同行被暗杀是一回事，亲眼看到他们的遗像被挂在编辑部每天开会的地方，是另一回事。

▲ 《新报》例会

这一天的会议主要是各部门负责人参加，我不懂俄语，只能远远地旁观。十几个人围在长桌上，大多数人都很年轻，穿着帆布鞋，听到某些问题时会用手托着下巴，偶尔会沉默，偶尔又集体爆发出一阵笑声。那种随意和专注正是我曾经熟悉的新闻编辑部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吸了一口真气，又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