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九零年生，书评编辑，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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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市场历来流行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毫无疑问，包括其中作为过渡的十一假期。所以购房者和售楼员的假期都很忙。然而，近年热度消逝，往年“连夜排队”“挤爆售楼房”的场景已经退为旧闻。

而这一缩影的背景是，中国围绕土地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走向落幕。二十世纪末以来，它已经高速持续近二十年。

我还记得三年前坐在教室跟着导师读《城市大转型》(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的情形。作者是美国华裔地理学家邢幼田。她在书中说，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建设，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方式。但现在这些正在改变。

不是说，土地开发，以及相伴随的住房市场要消失，而是说，全社会疯狂地绕着“房子”而运转的时期将停下脚步，逐步落地。产业结构面临一场变革和调整。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转为娱乐、医疗、科技和教育等领域。

这时候，住房的销售文化也在悄然出现变化。

半年来，我偶尔到一些售房平台上浏览，同时查阅早年售罄的历史广告。比较中发现一个语言现象——“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等描述词汇正在崛起，成为定义“优质房”的关键词。

▲ 河北平山县，市民骑车从“平山‘首席’富人区——只为一个阶层而生”巨幅楼盘广告前经过。 ? 图虫

众所周知，早些时候，更重要的标准显然是地段，与交通、医院和学校等配套设施等。“高素质业主”与否，完全不显眼，甚至都不出现，原因很简单，彼时楼盘及其周围社区尚不成熟，空地上拔地而起一栋楼，列不出其它标准，最被关注的，是关涉到“食住行”和教育的配套设施。

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意味着地段或配套设施就不重要(相反，它们一直都置身于最重要的价值层面，尤其因为住房跟教育挂上了钩)，而是意味着，这些描述基本都可以统一到“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表述下。经过一番市场价格选择和竞争，什么样的配套设施，就决定着什么样的邻里，现在，顺理成章倒过来，作为一种选房便利，知道邻里就基本知道了配套设施，继而判断出住房的价值。

即便“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但回到日常生活中，人们都能不假思索地判断他们眼中谁是所谓“高素质”，何类职业，何种教育，而毋需精细的描述。

世纪之交，描述中国城市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曾经流行过一种文化反叛，说城市的钢筋水泥掏空精神空间。这是一种现代性紧张。这些作品批判中国人情味的消失，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不关心隔壁住的是谁，甚至都不往来。“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中国不见了。

但现在，我们即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谁是邻居。是城市邻居回归常来常往的熟人社会吗？不是的。

我们很可能还是“冷漠”如昨，关注谁是邻居，既是选房的一种便利标准，更是在确认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孩子出生后遇到什么样的邻居，出入与什么样的邻居相伴，有着什么样的学区教育。所以不单是选房或安全的考虑。

那么，面前正在出现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着书《我们的孩子》说，“美国梦”的光环正在被阶层固化摧毁。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一个共识。然而，他屡次提到一个不太起眼却很重要的现象叫 “邻里隔离”。

我们的印象中，美国邻里隔离可能还指种族，但现在，罗伯特·帕特南的判断是，贫富已经超越种族成为邻里隔离最重要的一种标准。贫者和富者的混居结束，“人以群分”，住宅区的居民彻底变得单一，贫者抱团聚集在低廉区，富者抱团聚集在高档区。

▲ 美国洛杉矶西北部，比佛利公馆高档小区，其所在的Encino地区是当地着名的富人区。 ? uoolu.com

是的，阶层不同，文化品位不同，但一旦阶层流动停滞不前，邻里隔离其实是最直观的外在表现。

然而，但凡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居住史，就可看到，邻里隔离其实一直存在，不同只体现在隔离的标准和程度。因此这不是我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问题。

我借罗伯特·帕特南说的“邻里隔离”是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兴起是在宣告，人们日常的体验里，“时间感”正在让位于“空间感”，将很可能重塑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思维。

我们都知道，时间和空间历来是理解世界的两种基础维度。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种历史，而空间是这里、那里，是一种地理。“时间感”和“空间感”即指人们对两者的日常体验和感受。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地理学、城市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曾经在二十世七十年代有一场“空间转向”。什么意思呢？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率先提出，空间在学术界是隐形的，边缘的，他要为空间辩护。这时期，第一世界国家的城市建设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穷者被挤出，富者占领空间。新马克思主义也重振旗鼓，向空间不平等宣战。

美国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在《第三空间》和《后现代地理学》中说出了他们的诉求缘起，即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历史面向的研究长期占领高地。

与学术研究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可从未忽视过空间。住在哪里，看在眼里，揣在心里。因为他们是空间分配的主体，是亲历者和承担者。但如果要说“空间感”，却已有变化端倪，且在我看来，正在超越“时间感”。

改革以来，“生活好了”“你们这些孩子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等家常，同宋祖英演唱的《越来越好》一起，曾经象征着一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变迁。这是一种时间感，在现在与过去比较中感受中国，在人们的体验中，生活和国家经济都是变化的，是向上的，是满意的。

相应地意味着，人们愿意牺牲一切投身于劳动，并对未来是高预期的，敢于高额贷款购房。而邻国日本，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消减了消费预期，被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说是“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

▲ 日本东京，寄住在网吧的Tdayuki Sakai。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后，他成为了一名“网吧难民”。 ?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这样一种时间感，主导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社会思维，感谢生活变好，担心任何意外或不安影响经济发展。

然而，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都在表明，时间感不会长盛不衰。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经济体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观念变迁都可能带来拐点。

而时间感一旦慢下来，公平正义的声音就会“扶摇直上”。这是左翼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存在的依据。大规模的城市化到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公平正义将是空间范畴的。原因是，住在哪里，有着怎样的社区和配套设施，相比于其它标准，是最直观的表现。

我看到，“住的都是高素质业主”的说法正在崛起。它的背景是中国依靠土地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退出，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说法，即集中置业时代将结束。这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城市空间分配已基本定型，贫者和富者各自聚集，相互间形成一堵社会高墙。

不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租房”，还是改革早年的“福利房”，它们的城市空间分配，都由单位和政治身份来划定。是商品房市场带来了自主选择。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

需要重提的是，这里不是指关注具体的邻居，甚至都可能住在隔壁却“老死不相往来”，关注的而是同一身份和地位。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左翼将空间分配正义视为驾驭资本的一种方式，问题是，怎样驾驭？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合法的财产权和物权不可侵犯。绝不可能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一些社会实验一样，自上而下占领空间而强制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注重自由的右翼，与注重公平的左翼，在全世界范围内争议了数百年。但有一些基本共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财产收入不合法且严重不平等，如果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对话不畅通，如果公共服务不平等地普及，原本只是市场选择结果的“我们将比任何时候更关注谁是邻居”将可能带来强烈的空间感。

这是原来的时间感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