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观察-网约车管制少一分,乘客的便利就会多一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
  • info@nandu.org.cn
  • 010-51656856
  • 南都微信
  • 南都微博
网约车管制少一分,乘客的便利就会多一分
韩青 2017-09-29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1900余字,读完约需4分钟



“只有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老的利益集团才可能会被撼动和改变,要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涉及到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企业会优胜劣汰。要想生存下来,只能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


网约车管制终于有了松动。近日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细则,放宽了网约车准入标准,泉州不再要求强制安装北斗定位及报警装置,车价门槛则有望由原来的15万元降为10万元,兰州在降低车价门槛之外,删除了对车辆轴距的要求。


对网约车主和广大乘客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网约车的管制少一分,乘客的便利就会多一分。准入门槛降低了,乘客的选择才会增多,竞争之下,网约车服务才能跟得上、用得起。调整之后,这些城市的网约车细则可谓既履行了管理之责,也实现了服务之实。


回想网约车出现之前,打车困难、肆意拒载、加价绕路已被诟病多年,尤其是天气不好或者乘客行动不便时。有位朋友是轮椅人士,每次打车时不得不先把轮椅藏在一边,等车停下来再把轮椅转过来,不然出租车很可能疾驰而过。盲人打车更不容易。这样的服务低下,究其原因,是行业垄断导致的供应不足和监管不力。曾有媒体报道,北京出租车数量十年未增长,郑州出租车二十余年仅增加一辆,万人拥有出租车仅为11.3辆。虽然媒体屡次报道,公益机构再三呼吁,但出租车行业垄断的利益格局始终难以打破。


20170929_095938_000.jpg

 2016年3月,山东青岛,正规出租车和“红老鼠”黑出租在青岛汽车北站前载客。 ? 图虫


三年前去深圳,和一位高中校友聊天,谈到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当时在一家公益机构,刚支持残障社群做完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倡导,相信公民的力量、媒体的力量。而他是一家IT创业公司的高管,更相信技术的力量、商业的力量。他当时就拿出租车行业为例,问我,你们报道、调研十多年,有用吗?我无言以对。他说,只有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老的利益集团才可能会被撼动和改变,要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资深公益人士、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先生也在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中为社会企业张目,提倡这一思路。


的确,有了网约车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车主加入到顺风车和专车的行列,出租车行业的蛋糕终于不再被少数公司和车主所独占,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乘客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打车难、服务差也渐渐成为一个历史问题,残障群体的无障碍出行也得以实现。


这不是因为网约车的车主素质更高,而是因为竞争更为激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是市场的力量,也是技术的力量。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民众的选择。去年11月的数据显示,滴滴的日订单数量已经突破两千万,平均每秒就有230个订单。网约车平台的出现,既节省了乘客等待的时间,又降低了网约车主的空载率,一举两得。只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提到,经济发展涉及到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企业会优胜劣汰。要想生存下来,只能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


20170929_095938_001.jpg

 2015年3月,湖北武汉,一名专车司机正在驾驶,“他开着一辆奥迪Q3接乘客。收费却比的士还要便宜。” ? 图虫


移动出行的蛋糕在越做越大,但传统的出租车主却开心不起来,毕竟在新蛋糕中他们所获不多,而老地盘已经不能独占。对他们来说,变革带来的阵痛肯定有些难以接受。以往轻轻松松便能月入过万的车主,现在收入陡降到五六千,以往二线城市被炒到八九十万的出租车牌照,现在降价三四十万还没人要,出租车公司不得不下调“份子钱”,出租车主也是“怨声载道”——打车时聊起这个话题,他们真得会给你抱怨一路。所谓“同行是冤家”,对他们来说,自然希望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越高越好,也有动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


或许是出于这种利益平衡、社会和谐的考虑,去年七部委颁布的“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在首次明确网约车合法定位、肯定移动出行和共享经济的同时,也将更多的自主权赋予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毕竟更了解当地的社会现实,也能聆听到传统出租车主的怨言。而乘客群体因为分散,很难集体发声,只有残障群体公开致信七部委希望能支持移动出行,但影响有限。所以,最初各地出台的细则,多大幅提高了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并对网约车主的户籍做了一定限制。虽然有些遗憾,但也能够理解。毕竟中国的市场改革,就是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过程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20170929_095938_002.jpg

 2016年10月初,北上广深杭渝等地陆续出台网约车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引发全社会热议,不少人认为,此举将极大挫伤这个新兴产业,带来数以万计的网约车司机失业,而沉渣泛起的户籍制度,更会进一步引发社会不公的怨言。“博望志”采访了身在北京的几位网约车司机,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想法。 ? 崔神 / 博望志


庆幸的是,如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姚洋所说,东亚各国的政府,在发展早期是一个“中性政府”,具有泛利性的特征,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可以不用受短期政治的影响和民粹主义的干扰,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考虑。而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民众的选择,保护产权,推动竞争,已经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共识,而出行行业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此次泉州、兰州等地调整网约车细则,即是市场共识的体现。而网约车平台带来的行业变革,带来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央政府提倡的“供给侧改革”和“共享经济”的呼应。


网约车办法目前多是暂行或试行,期待更多地方能够见贤思齐,进一步降低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让主动权回归到消费者的手中,也希望更多的乘客能像残障群体那样集体发声,向地方主管部门表达对于网约车的支持。


对民众来说,“没有我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的决定”,对主管部门来说,让市场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看似无为,实则大为,何乐而不行之?